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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俄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深远意义在于“中国化”本身的变革本质，这使中共能够在各种新形势下发扬学习型政党的优势，进行自我改造和政策调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胜利。
［关键词］ 苏俄革命模式 中国实践 变化
苏俄革命实际上是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實践，这种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本文试对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作一论述，尤其关注苏俄的革命指导、中共对革命的认识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等三方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互动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
列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的研究”［1］P125。他认为，“俄国应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理论”。［2］P96在革命的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同盟者、革命党、党军关系等方面，以列宁思想为特征的苏俄革命模式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在革命性质上，列宁仍然承认“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应该积极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他更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3］P30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1］P165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超越马克思对革命进程的看法，极力缩短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间，并警告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4］P139在革命过渡手段上，他先是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5］P149，但形势恶化迫使他认识到“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5］P385，并最终采取暴力方式来完成革命。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P187-188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他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严守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6］P100；并通过“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道路选择的问题”［3］P96，认为“分歧不会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反而使党更加纯洁；他尤其强调组织内部的坚定性，不能怀疑党的纪律，“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7］P99在党军关系上，列宁主张“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8］
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力证明了苏俄革命模式的效能。该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党军，使武装力量与国民运动相结合，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而以俄共（布）为样本建立共产国际来推动世界革命。
（二）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催生和帮助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上。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看法不同，他指出：“欧洲革命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9］P12进攻波兰受挫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共产国际二大后，苏俄加紧对远东输出革命。越飞在一封密电中写道：“这个地方（中国）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成功机会。”［10］P112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期间，“东方战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战略，中国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落后国家的内部动力则上升为推动本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11］P39。
出于生存需要，列宁不得不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来缓解苏俄外部环境的恶劣态势。［12］P230既要推动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又迫于现实不得不执行有利于生存的外交政策。世界革命的暴力倾向与外交政策的和平需求混杂在一起，这决定了列宁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行动要实现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次级目标是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低目标是和北洋政府或有可能主导北洋政府的实力派建立不敌对的关系，以缓解苏俄在远东的外部压力。”［11］P59
列宁和斯大林总体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屈从苏俄生存的现实需要。例如，1923年联共（布）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以指导国民革命，又派加拉罕作为新任驻中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洋政府进行中苏建交谈判。并限定鲍罗廷在南方的工作必须服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11］P97但随着1924年苏俄生存环境的好转，斯大林对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又再度抬头，并逐步强化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获取。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既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环，也是苏俄现实国家利益的重要棋子。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在国民党内实践的失败
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产生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国民党革命模式，一是共产党革命模式。王奇生认为：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主要借鉴苏俄的办党办军经验，体现了“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欲以政党为核心形成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但随着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崛起，最终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13］P11苏俄革命模式在国民党内的实践也遭到失败。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变化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苏俄革命模式从进入中国开始就产生了变化。一种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促成的变化，一种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与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导致的变化。
1.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具有渐进性和多重性，既要“援助民主派”搞民主和民族革命，又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各国支部：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4］P723并企图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两年后的中共二大几乎完全接受这些条件。然而，此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又发生变化。马林在中共二大后再次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共对革命性质的定位体现了“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15］P65，对此给予否定。出于苏俄国家利益考虑，1923年8月，在斯大林建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在华代表发出指示：“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P266由此，苏俄在事实上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1927年在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斯大林为自圆其说，又分别在4月和8月提出中国革命的“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革命”都被放到最后一个阶段。［16］P159
由上可见，在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在不断变动，也导致中共的数次变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把革命性质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上暂时稳定下来，大革命失败后又定性为苏维埃革命，再往后则演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2.对革命者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组织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中共一大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共产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共又认识到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者。［17］P93革命的领导力量“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7］P105然而，稍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则规定中共“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7］P116,中共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17］P129。又使自己处于革命配角的地位。
对革命者的划分，中共认为本质上有两种革命者，一种是工、农、兵和中共党员为代表的苏俄式革命者；一种是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者。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则既要扮演民族革命者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又要不失苏俄式革命者的本色，以国民党内的中国党团积极争夺领导权，从而缩短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过渡时间［17］P111。由此加剧了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给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大革命失败，中共对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认定范围开始压缩并清晰化。最后主要集中到工人、贫农、士兵和小知识分子身上。由此逐步形成新的革命者的关系架构：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和工人为主要依托群体进行苏维埃革命。
3.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变化。
从革命手段的实施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并不是暴力政党。这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初期，并未把毫无武力的中共放在首位；其次，共产国际在中国培植武装力量，也指向有武力基础的国民党，而把中共暂定为以和平手段进行群众动员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预备进行苏维埃革命”的政党；再次，中共领导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浪漫”革命色彩，认为只要采取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增强国民党左派等策略，就可以“化右为左”［17］P181，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此外，还有党员人数的劣势，没有足够力量从事暴力工作。
1926年国民党二大之前，中共在暴力之外的革命手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最有朝气和组织动员能力的政党。“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中共党内开始迅速思考革命手段的转换问题。［18］P273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失去在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19］P165-166，毛泽东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在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右派的军人部［19］P187，以此控制右派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一个月，“四一二政变”爆发，中共迅速转向暴力革命。
4.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认识变化。
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陈独秀最初并不想“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但不久就发生了转变，中共二大正式宣告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俄认为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也就是共产党的祖国。虽然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等事件中，中共都大有持与共产国际政策不同意见者，但总体上还是尊重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然而，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多次挫折使中共党人开始怀疑共产国际，进而怀疑苏联的目的和斯大林指示的正确性。于是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上开始形成“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
大革命失敗和此后的系列挫折，以及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变通态度，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加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捷径是更换领导干部［20］P151，以改造中共中央。但事与愿违，中共革命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挫折。在残酷的失败面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组织原则上更服从于共产国际领导，加速了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俄式”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二是思想上对共产国际的怀疑度和离心力也在逐步滋长，为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越来越深厚的心理基础，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
三、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及其启示
中国革命通过学习、实践，逐步发展为苏俄革命模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次生模式，即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模式”。该模式的要点：中共在与共产国际关系上根据中国革命实情，持“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工人和学生为主要依托进行苏维埃革命与群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分阶段向苏维埃革命迈进。
苏俄革命模式在苏俄和东欧一度取得很大成功，但最后都相继失败。中国革命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苏俄革命模式，不但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影响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旗帜在中国的高高飘扬印证了苏俄革命模式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巨大价值——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马列主义社会实践样本。已经全面超越了苏俄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和传播的真正中心。
苏俄革命模式运用到中国，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共作为该模式的实践主体加速了布尔什维克化，同时也催促自己独立探索本国的革命道路，进而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这两个进程是同步进行的，甚至越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高潮时期就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涨阶段。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不同，必然导致革命模式在精神追求上的一致和实现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但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化是历史和现状的必然要求。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深远意义不在于当年的革命成败，而在于“中国化”本身的变革本质。这使中共能够在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形势下发扬学习型政党的优势，进行自我改造和政策调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陆南泉等.苏联兴亡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列宁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6］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刘曼容.论孙中山师法苏俄模式建军的理论与实践［J］.广东社会科学,2004(3).
［9］（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1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Z］.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1］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3］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1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7—8）［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15］李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16］王占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1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18］张聿温.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20］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马永义
［关键词］ 苏俄革命模式 中国实践 变化
苏俄革命实际上是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的重大實践，这种革命模式在革命中和此后的苏俄已出现变化，传播到中国后其变化进一步加大，出现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本文试对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作一论述，尤其关注苏俄的革命指导、中共对革命的认识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等三方面相互作用而引起的互动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及苏俄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一）苏俄革命模式的基本特点
列宁学说之所以能够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自成具有俄国特色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在于他“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原理，首先致力于俄国国情的研究”［1］P125。他认为，“俄国应该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理论”。［2］P96在革命的性质、进程、手段、领导权、同盟者、革命党、党军关系等方面，以列宁思想为特征的苏俄革命模式都超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论述。
在革命性质上，列宁仍然承认“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力，应该积极地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但他更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3］P30因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1］P165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超越马克思对革命进程的看法，极力缩短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和资产阶级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时间，并警告说：“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4］P139在革命过渡手段上，他先是强调“尽一切可能保证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5］P149，但形势恶化迫使他认识到“武装起义是不可避免的”［5］P385，并最终采取暴力方式来完成革命。列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领导力量，所有反对专制制度的社会阶层都是工人在民主革命中的同盟者。
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下，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党理论。他强调，布尔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必须完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政治上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在组织上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1］P187-188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他要求把党建设成为“严守秘密”的“职业革命家组织”［6］P100；并通过“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道路选择的问题”［3］P96，认为“分歧不会决定党的生死存亡”，反而使党更加纯洁；他尤其强调组织内部的坚定性，不能怀疑党的纪律，“即使是片刻怀疑，也是严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现”［7］P99在党军关系上，列宁主张“以主义建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以党治军，建立党代表制度；强调武力与国民相结合”。［8］
十月革命的成功有力证明了苏俄革命模式的效能。该模式可简洁归纳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严守秘密”的、遵行“铁的纪律”的“职业革命家组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无产阶级获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建立党军，使武装力量与国民运动相结合，并以暴力手段把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进而以俄共（布）为样本建立共产国际来推动世界革命。
（二）苏俄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和安排
十月革命后，列宁把大量精力投入到催生和帮助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上。然而，托洛茨基与列宁看法不同，他指出：“欧洲革命看来已经退到幕后，毫无疑问，我们本身已经从西方退到东方。”［9］P12进攻波兰受挫更加印证了这种观点。共产国际二大后，苏俄加紧对远东输出革命。越飞在一封密电中写道：“这个地方（中国）对我们非常有利，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成功机会。”［10］P112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期间，“东方战略成为共产国际的主战略，中国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落后国家的内部动力则上升为推动本国革命发展的主要动力”［11］P39。
出于生存需要，列宁不得不采取和平的外交政策来缓解苏俄外部环境的恶劣态势。［12］P230既要推动理想主义的世界革命，又迫于现实不得不执行有利于生存的外交政策。世界革命的暴力倾向与外交政策的和平需求混杂在一起，这决定了列宁时期共产国际和苏俄在中国的行动要实现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最高目标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次级目标是推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低目标是和北洋政府或有可能主导北洋政府的实力派建立不敌对的关系，以缓解苏俄在远东的外部压力。”［11］P59
列宁和斯大林总体倾向于世界革命的理想屈从苏俄生存的现实需要。例如，1923年联共（布）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以指导国民革命，又派加拉罕作为新任驻中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洋政府进行中苏建交谈判。并限定鲍罗廷在南方的工作必须服从加拉罕的外交使命。［11］P97但随着1924年苏俄生存环境的好转，斯大林对中国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性认识又再度抬头，并逐步强化中共对革命领导权的获取。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既是共产国际世界革命理想的一环，也是苏俄现实国家利益的重要棋子。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的初期实践变化
（一）苏俄革命模式在国民党内实践的失败
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国产生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国民党革命模式，一是共产党革命模式。王奇生认为：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主要借鉴苏俄的办党办军经验，体现了“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模式为用”的特色：欲以政党为核心形成党国体制和党军体制。但随着军事领袖蒋介石的崛起，最终以军权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13］P11苏俄革命模式在国民党内的实践也遭到失败。
（二）苏俄革命模式在中共革命实践中的变化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各方利益诉求的冲突，苏俄革命模式从进入中国开始就产生了变化。一种是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国际代表促成的变化，一种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与中共对革命的认识导致的变化。
1.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对革命性质的认识具有渐进性和多重性，既要“援助民主派”搞民主和民族革命，又要搞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要求各国支部：不懈地进行共产主义的工作。［14］P723并企图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两年后的中共二大几乎完全接受这些条件。然而，此时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又发生变化。马林在中共二大后再次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共对革命性质的定位体现了“空洞不能实行的左倾思想”［15］P65，对此给予否定。出于苏俄国家利益考虑，1923年8月，在斯大林建议下，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向在华代表发出指示：“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0］P266由此，苏俄在事实上把中国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性质。1927年在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斯大林为自圆其说，又分别在4月和8月提出中国革命的“二阶段论”和“三阶段论”，无产阶级的“苏维埃革命”都被放到最后一个阶段。［16］P159
由上可见，在认识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共产国际在不断变动，也导致中共的数次变化。大革命时期基本上把革命性质在“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上暂时稳定下来，大革命失败后又定性为苏维埃革命，再往后则演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2.对革命者的认识变化。
中共早期组织主要是知识分子团体，中共一大认识到工人、农民和士兵是重要的革命力量。在共产国际和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下，中共又认识到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者。［17］P93革命的领导力量“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17］P105然而，稍后召开的中共三大则规定中共“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17］P116,中共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17］P129。又使自己处于革命配角的地位。
对革命者的划分，中共认为本质上有两种革命者，一种是工、农、兵和中共党员为代表的苏俄式革命者；一种是国民党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者。中共在国民革命中则既要扮演民族革命者推动反帝反封建运动，又要不失苏俄式革命者的本色，以国民党内的中国党团积极争夺领导权，从而缩短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过渡时间［17］P111。由此加剧了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给中共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严峻考验。
大革命失败，中共对革命者和领导者的认定范围开始压缩并清晰化。最后主要集中到工人、贫农、士兵和小知识分子身上。由此逐步形成新的革命者的关系架构：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和工人为主要依托群体进行苏维埃革命。
3.对革命手段的认识变化。
从革命手段的实施看，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并不是暴力政党。这由多种因素决定：首先，苏俄在中国寻找盟友初期，并未把毫无武力的中共放在首位；其次，共产国际在中国培植武装力量，也指向有武力基础的国民党，而把中共暂定为以和平手段进行群众动员以配合资产阶级革命的“预备进行苏维埃革命”的政党；再次，中共领导层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一开始带有浓厚的“浪漫”革命色彩，认为只要采取宣传工作、群众动员、增强国民党左派等策略，就可以“化右为左”［17］P181，实现对革命的领导权。此外，还有党员人数的劣势，没有足够力量从事暴力工作。
1926年国民党二大之前，中共在暴力之外的革命手段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最有朝气和组织动员能力的政党。“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中共党内开始迅速思考革命手段的转换问题。［18］P273国民党“整理党务案”发生后，中共失去在国民党中央的组织、宣传和农运等大权［19］P165-166，毛泽东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军事。在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试图以左派总政治部取代右派的军人部［19］P187，以此控制右派掌权的军队，但未能落实。不到一个月，“四一二政变”爆发，中共迅速转向暴力革命。
4.与共产国际、苏俄关系的认识变化。
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上，陈独秀最初并不想“套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但不久就发生了转变，中共二大正式宣告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支部，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把苏俄认为是工人阶级唯一的祖国，也就是共产党的祖国。虽然在国共合作、“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北伐等事件中，中共都大有持与共产国际政策不同意见者，但总体上还是尊重组织原则，服从共产国际指示。然而，政策的前后矛盾和多次挫折使中共党人开始怀疑共产国际，进而怀疑苏联的目的和斯大林指示的正确性。于是在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上开始形成“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
大革命失敗和此后的系列挫折，以及中共中央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变通态度，使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认为，加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捷径是更换领导干部［20］P151，以改造中共中央。但事与愿违，中共革命反而遭到更严重的挫折。在残酷的失败面前，中共内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组织原则上更服从于共产国际领导，加速了中共在形式上实现“俄式”布尔什维克化的进程；二是思想上对共产国际的怀疑度和离心力也在逐步滋长，为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奠定越来越深厚的心理基础，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的中国化。
三、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及其启示
中国革命通过学习、实践，逐步发展为苏俄革命模式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次生模式，即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模式”。该模式的要点：中共在与共产国际关系上根据中国革命实情，持“原则上赞同，执行上调适”的变通态度。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组成的中共党政领导层领导士兵，并以贫农、工人和学生为主要依托进行苏维埃革命与群众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转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从而分阶段向苏维埃革命迈进。
苏俄革命模式在苏俄和东欧一度取得很大成功，但最后都相继失败。中国革命继承并大大发展了苏俄革命模式，不但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而且影响到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地区，至今仍有深刻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马列主义旗帜在中国的高高飘扬印证了苏俄革命模式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巨大价值——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马列主义社会实践样本。已经全面超越了苏俄革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成为了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实践和传播的真正中心。
苏俄革命模式运用到中国，其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共作为该模式的实践主体加速了布尔什维克化，同时也催促自己独立探索本国的革命道路，进而加速了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这两个进程是同步进行的，甚至越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高潮时期就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高涨阶段。由于历史和现状的不同，必然导致革命模式在精神追求上的一致和实现形式上的巨大差异，但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化是历史和现状的必然要求。苏俄革命模式中国化的深远意义不在于当年的革命成败，而在于“中国化”本身的变革本质。这使中共能够在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形势下发扬学习型政党的优势，进行自我改造和政策调整，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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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