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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什么中国文明在历史早期一直领先其他国家而后来不再领先？中国的卓越技术为什么从未转变为一次工业革命？這就是“李约瑟之谜”。对制度激励方向变化的理解是破解此谜的关键：早期中国文化与制度形成的社会物质财富分配在骨子里是“生产性分配”激励，而后来逐渐转变为“掠夺性分配”激励，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落后。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制度激励;生产;掠夺
一、关于李约瑟之谜
基于制度和交易费用分析的新经济史论中，对“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是理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兴衰的重要内容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世界科技史，研究到中国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而现在不再领先？或者说，中国的技术一直非常优秀，特别是在960～1278年（宋朝），为何没有提早开展工业革命呢？
由于研究视角以及其它差异，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在李约瑟的观点下，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较低，而且其官僚体制无法将技术、基础科学结合。一些学者也认为，帝国、意识形态统一，妨碍进行的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还对新事物有一种抗拒。马克思，韦伯，其站在宗教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儒教反对的是专业化，也反对以盈利为目的经济训练。梁漱溟则由文化角度分析，将原因归为中国的文化“早熟”、“重人不重物”等。
罗斯托和马克·艾尔文则认为原因在其他方面，比如人地失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可以使用从而不需要技术上的依赖。在14世纪，中国之所以没有工业革命发展，其在关键在于没有构建起激励、降低风险的产权制度体系。
但是林毅夫的研究认为，人地失衡的解释也并不足以成立。理论逻辑和经验数据都不支持这个假说。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原因不是政治环境恶劣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力，而是在于科举制度，这提供的激励制度过于特殊，让一起有着好奇心、天赋的天才学者，没有心去学习数学或实验。所以对自然现象发现，只能停留在观察阶段，无法发生质的改变。
以上观点中，罗斯托和马克，艾尔文以及林毅夫的研究和解释都涉及到了极为关键的制度激励方向及有效性问题。表面上中国落后是技术落后：而技术进步、尤其是大规模的技术进步，比如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先导，是不可以想象的。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起重大作用的是包含在其中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但是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本身，无不依赖于一场文化思想领域的升华和启蒙。
二、文化与制度的反思
文化和制度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文化思想的体现与贯彻途径，进而影响或决定经济、社会、政治的运行及其效率。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其作用机制是文化→制度→约束与激励→经济行为→经济效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韦伯）认为，经济的增长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但这一积极又只能依靠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段。而只有在具有一套恰当宗教的价值观、公民美德、制度条件下，企业才能更加活跃。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文件及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兴起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依靠、落后原因答案也都要从“文化”和制度中找寻。
1.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认为，早在秦汉甚至更早时期，中国的人文思想就已经比较成熟，是一种“早熟文化”。中国文化思想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后，尘埃逐渐落定，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从此具有压倒优势，其思想难以撼动，并形成一个稳固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作为最高阶层的士文化，儒家修身明德、“止于至善”、“仁者爱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文思想本身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对于物质主义会取向以及思想有一定的抑制之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物质主义、科学的发展。
但事物是有矛盾性的，即游戏者重视的是人而非财，重视的是德而非物，讲究德治的观念和文化成为文化主流时，上行下效，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使得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无疑会比较稳固的、或者偏向稳固的：稳定的社会组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增加。以西方国家来说，文化没有中国的文化早熟现象，从而社会组织结构稳定性相对较少，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
此外，仁者爱人、德治，重视的是德而非人的文化，不意味对于科学技术发展、财富创造的制约。反之，修齐治平是要求针对的是统治者和君子，对于普通百姓财富及生产实际是一种鼓励型的。尤其在一个王朝创立初期更是如此—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这种文化在内容上是“掠夺性”约束和“生产性”激励的。因此这一文化有利于早期中国社会结构稳定，并有利于社会财富增加、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早期能够繁荣以及至少在宋明以前，中国能够领先其他国家的原因。
2，中国之后为什么又落后了？原因主要针对在文件内容中：第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先进文化开展：第二、中国文化本身在内容、本质上没落，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思想控制、科学技术制约来说。西方在中世纪其社会思想控制比当时的中国还要厉害。但只是通过宗教来展现，未有有效、可严厉控制世俗社会制度文化及组织思想，宗教势力、世俗权力间斗争，一直在开展，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就给中世纪后的工商思想、现代思想带来了契机，也为工商业的发展留下了些许空间，催生了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社会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
而中国后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却大为不同：既不是资本主义方向也违背其自身早期所具有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尤其从宋代开始，明清为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成熟和稳固，社会主流思维、伦理价值取向均发现了变化。早期思想中，人文关怀变得反向而行，先前的文化内核、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多被扭曲、抛弃，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价值取向和激励，已经不是生产，而是被转向到了财富的分配（掠夺）上面：宋代汪洙写诗劝谕人们：“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人文价值取向以文化为主。同时已经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转变：读书目的不再是匡济天下而是个人私利。这个文化与制度的激励方向已经改变了初衷。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缺陷，也为“分配性（掠夺性）”努力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认识和界定可以集中表述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之上的普通老百姓之间以及官民之间乃至于官官之间的财产与产权关系，却从未得到过清晰界定与理顺。民间的经济或者产权关系大体依据相互的契约关系进行界定，如有些朝代征收“火耗”的数量，往往由官员自定。“一般情况下，地方政权收的与实际相比要多得多，除了耗损银两损失外，还有其他的支出名目，如地方养廉银及公费等，慢慢就变成了合法的附加税。在收取标准、民情等情况，均由官员说的算。也因此容易造成贪污情事。”
从社会经济事实看，明清后来形成的监工制度（皇权掠夺），火耗制度（官府掠夺），捐班制度及其它租役制度（士绅掠夺）等，表明一个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掠夺性”分配格局。相应地，每个王朝末期，基尼系數都高的惊人：“北大一位史学教授曾做过大概估算，明朝末年，李白成揭竿而起时的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是0.53。”这表明“掠夺性分配”居于主要地位。而在稳固的士农工商阶层结构下，这种分配格局也相应地无比坚固，足以压抑和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所以，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就迟迟无法发生。这就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当然，其他国家各个阶层也存在着财富分配权的争夺，甚至也是非常激烈的，但中国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明朝后的捐班制度让每一个阶层、阶级的人都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后实现了财富“分配权”人获取及争夺权，这也是之后中国社会的统一追求。因此，文化思想领域的“分配性（掠夺性）”导向和激励+稳固的等级制度→“掠夺性”分配格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窒息以及技术无法得到有效的创新、普及和应用，工业革命更是无从谈起。（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工业革命后来可能还是会发展起来，但相比西方会落后很久。）在欧洲，一方面普通自由害怕没有人敢做贵族梦：另一方面，从17世纪威廉，配第开始到稍后的亚当·斯密，西方已经知晓劳动生产及自利和私有产权之于财富的意义并加以制度上的确认和维护：即“生产性”分配的激励在当时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制度已经确立。在同时期的东方，整个社会仍孜孜于仕途经济。所以，就对社会经济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化思想观念来说，东方已经落后了，在科举制度和仕途经济的笼罩下还停留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梦呓中，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寡”和“不均”两个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中国科举制度与主流文化是一样的，也是文化在制度领域的实现，科举制度最开始的愿望，就是可以招来人才实现早起传统文化意向上的经邦济世，但是到后来，在实际的运行中却往往被极大地扭曲了，变成“人才”对“剩余控制权”以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的争夺。由此整个社会起作用的是“分配性（掠夺性）”导向和激励。
三、启示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后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和缺陷，就是激励与约束都倒向了社会财富的争夺、而不再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同时，就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看，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财富的争夺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制度成本、社会交易费用：社会运行成本，超出经济的负担，严重制约着科技发明、运用，因此让经济发展被制约发展了。这种文化作为向导、社会意识制度下，有限资本多数被用来买宫来获得分配权，却不会把资金用于生产性的经营中。而剩余用来投资的生产性资本、产出，却被各种杂税以“合法”的方式被掠夺，无法真正强大起来。所以就算是有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种子，在这样社会与经济土壤中，也无法真正成长起来。
可见，在我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倒向“分配性（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或科学革命必然无法正常发生和发展。同样，在今天，也只有文化与制度是“生产性”导向与激励，经济效率才会充分提升，社会财富才会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程恩福，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制度激励;生产;掠夺
一、关于李约瑟之谜
基于制度和交易费用分析的新经济史论中，对“李约瑟之谜”的分析是理解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兴衰的重要内容之一。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世界科技史，研究到中国时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而现在不再领先？或者说，中国的技术一直非常优秀，特别是在960～1278年（宋朝），为何没有提早开展工业革命呢？
由于研究视角以及其它差异，关于“李约瑟之谜”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在李约瑟的观点下，为什么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较低，而且其官僚体制无法将技术、基础科学结合。一些学者也认为，帝国、意识形态统一，妨碍进行的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还对新事物有一种抗拒。马克思，韦伯，其站在宗教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儒教反对的是专业化，也反对以盈利为目的经济训练。梁漱溟则由文化角度分析，将原因归为中国的文化“早熟”、“重人不重物”等。
罗斯托和马克·艾尔文则认为原因在其他方面，比如人地失衡——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可以使用从而不需要技术上的依赖。在14世纪，中国之所以没有工业革命发展，其在关键在于没有构建起激励、降低风险的产权制度体系。
但是林毅夫的研究认为，人地失衡的解释也并不足以成立。理论逻辑和经验数据都不支持这个假说。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原因不是政治环境恶劣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新力，而是在于科举制度，这提供的激励制度过于特殊，让一起有着好奇心、天赋的天才学者，没有心去学习数学或实验。所以对自然现象发现，只能停留在观察阶段，无法发生质的改变。
以上观点中，罗斯托和马克，艾尔文以及林毅夫的研究和解释都涉及到了极为关键的制度激励方向及有效性问题。表面上中国落后是技术落后：而技术进步、尤其是大规模的技术进步，比如工业革命，如果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作为先导，是不可以想象的。生产方式作为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起重大作用的是包含在其中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但是一个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确立本身，无不依赖于一场文化思想领域的升华和启蒙。
二、文化与制度的反思
文化和制度是一个民族和社会的根本，制度是文化思想的体现与贯彻途径，进而影响或决定经济、社会、政治的运行及其效率。按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其作用机制是文化→制度→约束与激励→经济行为→经济效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者：韦伯）认为，经济的增长在于资本主义的积累，但这一积极又只能依靠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阶段。而只有在具有一套恰当宗教的价值观、公民美德、制度条件下，企业才能更加活跃。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文件及制度本身在资本主义兴起重要的意义。中国历史上依靠、落后原因答案也都要从“文化”和制度中找寻。
1.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认为，早在秦汉甚至更早时期，中国的人文思想就已经比较成熟，是一种“早熟文化”。中国文化思想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以后，尘埃逐渐落定，到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从此具有压倒优势，其思想难以撼动，并形成一个稳固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作为最高阶层的士文化，儒家修身明德、“止于至善”、“仁者爱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文思想本身和人本主义的价值，对于物质主义会取向以及思想有一定的抑制之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物质主义、科学的发展。
但事物是有矛盾性的，即游戏者重视的是人而非财，重视的是德而非物，讲究德治的观念和文化成为文化主流时，上行下效，社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使得这种社会组织结构无疑会比较稳固的、或者偏向稳固的：稳定的社会组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与增加。以西方国家来说，文化没有中国的文化早熟现象，从而社会组织结构稳定性相对较少，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缓慢。
此外，仁者爱人、德治，重视的是德而非人的文化，不意味对于科学技术发展、财富创造的制约。反之，修齐治平是要求针对的是统治者和君子，对于普通百姓财富及生产实际是一种鼓励型的。尤其在一个王朝创立初期更是如此—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这种文化在内容上是“掠夺性”约束和“生产性”激励的。因此这一文化有利于早期中国社会结构稳定，并有利于社会财富增加、社会经济、科技发展。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早期能够繁荣以及至少在宋明以前，中国能够领先其他国家的原因。
2，中国之后为什么又落后了？原因主要针对在文件内容中：第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思想启蒙、先进文化开展：第二、中国文化本身在内容、本质上没落，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以思想控制、科学技术制约来说。西方在中世纪其社会思想控制比当时的中国还要厉害。但只是通过宗教来展现，未有有效、可严厉控制世俗社会制度文化及组织思想，宗教势力、世俗权力间斗争，一直在开展，从来没有停止。这样就给中世纪后的工商思想、现代思想带来了契机，也为工商业的发展留下了些许空间，催生了后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社会大革命以及工业革命。
而中国后来的文化和社会发展道路却大为不同：既不是资本主义方向也违背其自身早期所具有人本主义与人文精神。尤其从宋代开始，明清为甚，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成熟和稳固，社会主流思维、伦理价值取向均发现了变化。早期思想中，人文关怀变得反向而行，先前的文化内核、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多被扭曲、抛弃，在现实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价值取向和激励，已经不是生产，而是被转向到了财富的分配（掠夺）上面：宋代汪洙写诗劝谕人们：“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其实这也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人文价值取向以文化为主。同时已经发生了具有根本性的转变：读书目的不再是匡济天下而是个人私利。这个文化与制度的激励方向已经改变了初衷。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固有的缺陷，也为“分配性（掠夺性）”努力提供了便利：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认识和界定可以集中表述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王土”之上的普通老百姓之间以及官民之间乃至于官官之间的财产与产权关系，却从未得到过清晰界定与理顺。民间的经济或者产权关系大体依据相互的契约关系进行界定，如有些朝代征收“火耗”的数量，往往由官员自定。“一般情况下，地方政权收的与实际相比要多得多，除了耗损银两损失外，还有其他的支出名目，如地方养廉银及公费等，慢慢就变成了合法的附加税。在收取标准、民情等情况，均由官员说的算。也因此容易造成贪污情事。”
从社会经济事实看，明清后来形成的监工制度（皇权掠夺），火耗制度（官府掠夺），捐班制度及其它租役制度（士绅掠夺）等，表明一个社会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掠夺性”分配格局。相应地，每个王朝末期，基尼系數都高的惊人：“北大一位史学教授曾做过大概估算，明朝末年，李白成揭竿而起时的基尼系数是0.62;清朝太平天国起义时是0.58;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是0.53。”这表明“掠夺性分配”居于主要地位。而在稳固的士农工商阶层结构下，这种分配格局也相应地无比坚固，足以压抑和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所以，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革命和工业革命，也就迟迟无法发生。这就是“李约瑟之谜”的谜底。
当然，其他国家各个阶层也存在着财富分配权的争夺，甚至也是非常激烈的，但中国传统社会是不一样的。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明朝后的捐班制度让每一个阶层、阶级的人都可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最后实现了财富“分配权”人获取及争夺权，这也是之后中国社会的统一追求。因此，文化思想领域的“分配性（掠夺性）”导向和激励+稳固的等级制度→“掠夺性”分配格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窒息以及技术无法得到有效的创新、普及和应用，工业革命更是无从谈起。（虽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工业革命后来可能还是会发展起来，但相比西方会落后很久。）在欧洲，一方面普通自由害怕没有人敢做贵族梦：另一方面，从17世纪威廉，配第开始到稍后的亚当·斯密，西方已经知晓劳动生产及自利和私有产权之于财富的意义并加以制度上的确认和维护：即“生产性”分配的激励在当时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制度已经确立。在同时期的东方，整个社会仍孜孜于仕途经济。所以，就对社会经济的理解以及相应的文化思想观念来说，东方已经落后了，在科举制度和仕途经济的笼罩下还停留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梦呓中，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寡”和“不均”两个问题都未得到解决。
中国科举制度与主流文化是一样的，也是文化在制度领域的实现，科举制度最开始的愿望，就是可以招来人才实现早起传统文化意向上的经邦济世，但是到后来，在实际的运行中却往往被极大地扭曲了，变成“人才”对“剩余控制权”以及相应的“剩余索取权”的争夺。由此整个社会起作用的是“分配性（掠夺性）”导向和激励。
三、启示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后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矛盾和缺陷，就是激励与约束都倒向了社会财富的争夺、而不再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生产和创造：同时，就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看，在财富创造过程中，财富的争夺导致了巨大的社会制度成本、社会交易费用：社会运行成本，超出经济的负担，严重制约着科技发明、运用，因此让经济发展被制约发展了。这种文化作为向导、社会意识制度下，有限资本多数被用来买宫来获得分配权，却不会把资金用于生产性的经营中。而剩余用来投资的生产性资本、产出，却被各种杂税以“合法”的方式被掠夺，无法真正强大起来。所以就算是有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种子，在这样社会与经济土壤中，也无法真正成长起来。
可见，在我国传统社会后期，文化和社会制度是倒向“分配性（掠夺性）”的，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或科学革命必然无法正常发生和发展。同样，在今天，也只有文化与制度是“生产性”导向与激励，经济效率才会充分提升，社会财富才会充分涌流，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程恩福，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