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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或教育民主、教育正义经常在同一个意义上被使用。教育公平的思想由来已久，远可溯源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近可追溯到夸美纽斯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泛智教育。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民主）得益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从本质上说，教育公平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教育利益的公平享有。一般而言，“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平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只有做到了上述公平，才能有结果的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原则又是一个理想，同时也是一个过程。”[1]p109教育公平的口号是对教育不公平的现实的反动和抗争，就是要争取实现已经给予了权利承诺的但是却永不打算兑现的支票。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p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思想，这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和丰富，但同时也造成社会贫富差异的急遽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因而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诟病。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将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教育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差异悬殊，鸿沟分明。精英教育的确为社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教育公平是大众的呼声，历史的趋势，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二、 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切关联。教育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反过来又推动和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实质是物质的生产和利益的分配。“人是类的存在物”，[3]p56除了考虑自己的直接存在外，还得顾及他者和整个群体的存在，因而他不能侵占属于别人份额的成果，更不能独占所有成员的利益。因为剥夺了群体（类）的存在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自身的存在－而人是不能独自存在的。公平(社会公平)，从本源上说，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阶层）向社会的强势群体（利益积聚阶层）索回属于自己份额的利益以达到原初状态的类均衡。公平概念和公平理想的存在，其本身就表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均以及社会矛盾的对立与斗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会反映社会的这一矛盾和冲突。社会不公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就是教育的不公平。教育公平的提出就是因为在教育领域里存在着诸如教育机会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成果的享有差异悬殊等不合理现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4]p67社会公平要求无差别、无歧视地对待其每一个成员，给予每一个成员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在成果（利益）分配上努力体现公平和正义，对处于弱势的群体（阶层）实行必要的倾斜（即罗尔斯所说的补偿原则）。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的教育，应当把实现社会的公平作为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但前提是教育同时要实现自身的公平。所谓教育公平，一句话，就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5]p11
三、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
教育公平之所以易说难行，关键是在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不明，即究竟由谁或主要由谁来实现教育的公平。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从总体上看，可以划分为三大主体，就是教育界、教育市场和政府。它们在实现教育公平过程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是各不一样的。
1.教育界
教育领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沿，教育界理所当然就成了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当事人”。教育公平说到底，就是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成果（利益）的公平分享。作为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之一，教育界通过教育者（教师）、管理者（教育行政人员）和统治机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分工合作，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宏观方面包括师资、设备、校舍、管理等，微观方面包括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课堂知识的分配等），使得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样，在消除了人为制造的教育不公平之后，对于那些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而面临辍学者和天资禀赋不利者实行必要的制度倾斜（适度补偿），以免现在潜在的不公平变成将来现实的不公平。从理论上讲，教育在其系统自身内是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的，然而正如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都不能自己为其自己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一样，教育也不能证明其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的合法性，虽然它可以为此作出哪怕是最合理性的解释。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外部的其他社会子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的大小变化迟早都会在教育系统中有所反映。社会中变化最为剧烈的是生产力，也就是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本质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经济利益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教育利益。教育不公平，就其本质而言，也就是一个教育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教育利益受惠者竭力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并设法阻止他者的进入和分享。这些人是教育不公平的获益者，同时也是教育不公平的制造者和辩护者。而对于教育利益受损者来说，就是要求重新分配教育利益，归还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份额。但是事实上，教育者的追逐利益和集权管理的教育科层制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教育异化起来，背离了自身的宗旨，反而倒成了实现教育公平的极大障碍。
2.教育市场
教育市场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又一主体。“教育市场机制绝不是外在引入的，绝不是外在地把某些市场成分引入教育领域，而是教育领域客观产生和存在的。”[6]p10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市场对教育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p105教育市场存在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信息，自动调节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地优化配置，避免无谓的教育资源闲置或浪费。把教育推向市场（即所谓“教育市场化”或“教育产业化”），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打破教育行业“养尊处优”（“铁饭碗”）和落后低效的局面。长期以来，教育界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套做法：教育官吏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教育人员对上巧于应付，对工作怠惰慵懒不思进取，对受教育者则缺乏民主的意识和尊重的态度。这一切既与教育民主和教育正义的宗旨不符，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究进步和效率不符。在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条件下，“原先掌握学校管理权的民主威权将不复存在，转而赋权给学校、家长和学生。根据法律，学校拥有自主权，可以自主管理校内事务，明确工作目标、项目和工作方式、设计组织形式、挑选学生和进行人事决策。在以促进积极参与、正确决策和公平为宗旨的新制度的支持下，学生和家长依法有择校权利。”[8]p236教育者也必须要“改弦更张”、转换态度，以“客户（求教育者）就是上帝”的心态来对待求教育者及家长，不再漠视或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对于高校而言，“职业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教育的两个‘上帝’的需求，不满足教育‘上帝’需求的教育，注定是要被淘汰的。”[9]p120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地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人们最为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教育市场化或产业化会使教育沾上铜臭味，从而也变得功利化和庸俗化，最终必将导致教育的本质（培养人）和教育的理想（教育公平）受到扭曲。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教育市场必须要讲教育投入、教育产出和教育绩效（收益），如果只讲投入，不谈收益，那么就连教育自身的生存也成问题，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了。“中国教育法规长期拒绝营利，是因为害怕学校谋求盈余等而导致唯利是图，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导致教育丧失育人的高尚目的……（实际上）盈余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在确保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条件下，教育追求投入产出效益，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是贪图钱财而不顾其他。”[10]p170“对于教育而言，盈余等概念绝对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国家和教育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教育不能将自己‘锁’在‘公益性’‘绝对公平性’‘非营利’的盒子里而阻碍社会发展。”[11]P169因而，总的来说，“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因为）它限制官僚机构的权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使其不受国家侵犯。”[12]p155
3.政府
政府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而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而教育公平又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可以分开来进行，如先实现社会公平再来实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是理论分析的结果，实际中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分界。事实上，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是互相交织、互为条件的。实现教育公平就等于在实现社会公平，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公平反过来也会带动教育走向公平。所以，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这两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双管齐下、同时并进。就教育公平而言，“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履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基本职能。否则，政府就是失职，就是‘缺位’，就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13]p110政府和市场对于实现教育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它们的作用，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即普通中小学和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其教育经费来源、投资主体应该是国家和政府，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不应该推给市场……特别是义务阶段教育的学校，不能进入市场，也不宜于采取市场行为。”[14]pp107-108也就是说，人们一般把义务教育阶段提供的教育产品看作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因而必须由国家和政府“包下来”。而“非义务教育具有一种混合特性，既有一定的公益性，又有一定的产业性”，[15]p159因此需要区别对待。在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政府与其他两个主体相比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因为政府拥有“超阶级”的权力，它可以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手段等一切必要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和分配，使原来不合理的趋向合理，原来不公平的趋向公平。但是，政府的运作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这就是政府权力的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政府不依法行政，或以党代政，或以权压法，最后导致政治合法性的自我消解。我国历来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事事包办，结果却是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政府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背离了执政的初衷。所以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对于教育领域而言，“政府对于教育直接干预过多，而且往往表现为过度干预和无效干预，使得高校缺乏个性，难以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减少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凡教育市场能够发挥教育资源配置和优化作用的，政府不要过问，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是市场和高校无法办好的事情。这应当是办好中国教育的基本条件。”[16]pp125-126
四、 基本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且很可能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通过消除人为的障碍和制度性障碍，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公平的三个实现主体是我们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主要保障性因素和依赖对象。它们各有短长，但是其中任何一个主体都因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单独实现教育的公平。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以教育市场为主导、以教育界为基础、以政府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模式。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模式能不能够得到贯彻和实现最终要看这三者博弈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实现教育公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对教育机会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和调节，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正在成为我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迫切和强烈的呼声，如果漠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渴望与期盼，不仅将使教育发展背离正确的方向，也将妨碍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17]p604
参考文献：
[1][13]周洪宇.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基础和实现途径[J].新华文摘，2005，（14）.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朱四倍.政府不能成为教育公平的伤害者[J].新西部，2004，（11）.
[5]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7][9][10][11][15][16]吕育康.非主流教育新视野－人才供给非稀缺阶段的中国教育[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8]丘伯.政府、市场和学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2]奥肯.平等与效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4]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7]查啸虎.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教育公平、教育平等或教育民主、教育正义经常在同一个意义上被使用。教育公平的思想由来已久，远可溯源到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近可追溯到夸美纽斯的“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泛智教育。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民主）得益于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从本质上说，教育公平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和教育利益的公平享有。一般而言，“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平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只有做到了上述公平，才能有结果的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公平既是一个原则又是一个理想，同时也是一个过程。”[1]p109教育公平的口号是对教育不公平的现实的反动和抗争，就是要争取实现已经给予了权利承诺的但是却永不打算兑现的支票。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2]p1-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指导思想，这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增加和丰富，但同时也造成社会贫富差异的急遽扩大，社会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因而为许多有识之士所诟病。因此，如何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将是今后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教育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尴尬，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重点与非重点学校之间差异悬殊，鸿沟分明。精英教育的确为社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但是教育公平是大众的呼声，历史的趋势，因此必须严肃对待。
二、 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
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密切关联。教育源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反过来又推动和加速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经济的实质是物质的生产和利益的分配。“人是类的存在物”，[3]p56除了考虑自己的直接存在外，还得顾及他者和整个群体的存在，因而他不能侵占属于别人份额的成果，更不能独占所有成员的利益。因为剥夺了群体（类）的存在也就等于剥夺了他自身的存在－而人是不能独自存在的。公平(社会公平)，从本源上说，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利益受损阶层）向社会的强势群体（利益积聚阶层）索回属于自己份额的利益以达到原初状态的类均衡。公平概念和公平理想的存在，其本身就表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均以及社会矛盾的对立与斗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会反映社会的这一矛盾和冲突。社会不公平在教育领域内的反映就是教育的不公平。教育公平的提出就是因为在教育领域里存在着诸如教育机会资源分配不均和教育成果的享有差异悬殊等不合理现象。“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4]p67社会公平要求无差别、无歧视地对待其每一个成员，给予每一个成员以平等的发展机会，并在成果（利益）分配上努力体现公平和正义，对处于弱势的群体（阶层）实行必要的倾斜（即罗尔斯所说的补偿原则）。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平衡器”的教育，应当把实现社会的公平作为自己最终的奋斗目标，但前提是教育同时要实现自身的公平。所谓教育公平，一句话，就是“为一切人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5]p11
三、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
教育公平之所以易说难行，关键是在于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不明，即究竟由谁或主要由谁来实现教育的公平。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从总体上看，可以划分为三大主体，就是教育界、教育市场和政府。它们在实现教育公平过程中的地位、功能与作用是各不一样的。
1.教育界
教育领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前沿，教育界理所当然就成了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当事人”。教育公平说到底，就是教育机会的公平获得、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以及教育成果（利益）的公平分享。作为教育公平的实现主体之一，教育界通过教育者（教师）、管理者（教育行政人员）和统治机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之间分工合作，公平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宏观方面包括师资、设备、校舍、管理等，微观方面包括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的选择和课堂知识的分配等），使得受教育者的受教育权和发展权切实得到尊重和维护。这样，在消除了人为制造的教育不公平之后，对于那些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恶化而面临辍学者和天资禀赋不利者实行必要的制度倾斜（适度补偿），以免现在潜在的不公平变成将来现实的不公平。从理论上讲，教育在其系统自身内是可以实现教育的公平的，然而正如任何一个政党或组织都不能自己为其自己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一样，教育也不能证明其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的合法性，虽然它可以为此作出哪怕是最合理性的解释。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系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外部的其他社会子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的大小变化迟早都会在教育系统中有所反映。社会中变化最为剧烈的是生产力，也就是经济生活。经济生活的本质在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经济利益的分配。经济利益反映在教育领域中就是教育利益。教育不公平，就其本质而言，也就是一个教育利益分配不公平的问题。教育利益受惠者竭力维护和扩大既得利益，并设法阻止他者的进入和分享。这些人是教育不公平的获益者，同时也是教育不公平的制造者和辩护者。而对于教育利益受损者来说，就是要求重新分配教育利益，归还原本属于自己的利益份额。但是事实上，教育者的追逐利益和集权管理的教育科层制体系都在某种程度上使教育异化起来，背离了自身的宗旨，反而倒成了实现教育公平的极大障碍。
2.教育市场
教育市场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又一主体。“教育市场机制绝不是外在引入的，绝不是外在地把某些市场成分引入教育领域，而是教育领域客观产生和存在的。”[6]p109“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市场对教育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的作用”。[7]p105教育市场存在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握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信息，自动调节教育资源进行合理地优化配置，避免无谓的教育资源闲置或浪费。把教育推向市场（即所谓“教育市场化”或“教育产业化”），是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不如此就不能打破教育行业“养尊处优”（“铁饭碗”）和落后低效的局面。长期以来，教育界仍然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套做法：教育官吏高高在上，发号施令、颐指气使，而教育人员对上巧于应付，对工作怠惰慵懒不思进取，对受教育者则缺乏民主的意识和尊重的态度。这一切既与教育民主和教育正义的宗旨不符，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究进步和效率不符。在教育市场机制存在的条件下，“原先掌握学校管理权的民主威权将不复存在，转而赋权给学校、家长和学生。根据法律，学校拥有自主权，可以自主管理校内事务，明确工作目标、项目和工作方式、设计组织形式、挑选学生和进行人事决策。在以促进积极参与、正确决策和公平为宗旨的新制度的支持下，学生和家长依法有择校权利。”[8]p236教育者也必须要“改弦更张”、转换态度，以“客户（求教育者）就是上帝”的心态来对待求教育者及家长，不再漠视或无视他们的存在和要求。对于高校而言，“职业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需求，是教育的两个‘上帝’的需求，不满足教育‘上帝’需求的教育，注定是要被淘汰的。”[9]p120市场的最大特点，是不断地追求效率和利益最大化。人们最为担心的也就是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教育市场化或产业化会使教育沾上铜臭味，从而也变得功利化和庸俗化，最终必将导致教育的本质（培养人）和教育的理想（教育公平）受到扭曲。这种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因为教育市场必须要讲教育投入、教育产出和教育绩效（收益），如果只讲投入，不谈收益，那么就连教育自身的生存也成问题，更不用说进一步的发展了。“中国教育法规长期拒绝营利，是因为害怕学校谋求盈余等而导致唯利是图，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导致教育丧失育人的高尚目的……（实际上）盈余并不意味着唯利是图。在确保教育质量和社会效益的条件下，教育追求投入产出效益，是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不是贪图钱财而不顾其他。”[10]p170“对于教育而言，盈余等概念绝对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国家和教育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教育不能将自己‘锁’在‘公益性’‘绝对公平性’‘非营利’的盒子里而阻碍社会发展。”[11]P169因而，总的来说，“市场需要有它的地位；但市场也必须被界定在它的必要范围之内……（因为）它限制官僚机构的权力，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自由使其不受国家侵犯。”[12]p155
3.政府
政府也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主体之一。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而教育公平就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根本上说，社会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前提，而教育公平又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可以分开来进行，如先实现社会公平再来实现教育公平。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是理论分析的结果，实际中并不存在如此清晰的分界。事实上，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是互相交织、互为条件的。实现教育公平就等于在实现社会公平，而社会（其他方面的）公平反过来也会带动教育走向公平。所以，在实现社会公平和教育公平这两个问题上，政府应该双管齐下、同时并进。就教育公平而言，“政府是提供教育这个公共产品，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责任人’。不管政府是否愿意，它都必须履行提供公共产品这个基本职能。否则，政府就是失职，就是‘缺位’，就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该做好的事情没有做好。”[13]p110政府和市场对于实现教育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它们的作用，有人认为，“基础教育，即普通中小学和各级各类师范学校，其教育经费来源、投资主体应该是国家和政府，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不应该推给市场……特别是义务阶段教育的学校，不能进入市场，也不宜于采取市场行为。”[14]pp107-108也就是说，人们一般把义务教育阶段提供的教育产品看作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因而必须由国家和政府“包下来”。而“非义务教育具有一种混合特性，既有一定的公益性，又有一定的产业性”，[15]p159因此需要区别对待。在解决教育公平的问题上，政府与其他两个主体相比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因为政府拥有“超阶级”的权力，它可以综合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以及行政手段等一切必要的力量来进行调节和分配，使原来不合理的趋向合理，原来不公平的趋向公平。但是，政府的运作也有一个最大的弊端，这就是政府权力的过于集中容易造成政府不依法行政，或以党代政，或以权压法，最后导致政治合法性的自我消解。我国历来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国家，政府事事包办，结果却是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政府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背离了执政的初衷。所以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警惕。对于教育领域而言，“政府对于教育直接干预过多，而且往往表现为过度干预和无效干预，使得高校缺乏个性，难以按教育规律办教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减少政府对教育的干预。凡教育市场能够发挥教育资源配置和优化作用的，政府不要过问，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是市场和高校无法办好的事情。这应当是办好中国教育的基本条件。”[16]pp125-126
四、 基本结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教育公平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且很可能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通过消除人为的障碍和制度性障碍，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公平的三个实现主体是我们实现教育公平的最主要保障性因素和依赖对象。它们各有短长，但是其中任何一个主体都因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而无法单独实现教育的公平。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实行以教育市场为主导、以教育界为基础、以政府为补充的“三位一体”模式。在现实社会中，这种模式能不能够得到贯彻和实现最终要看这三者博弈的结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实现教育公平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因为“对教育机会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和调节，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正在成为我国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迫切和强烈的呼声，如果漠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和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渴望与期盼，不仅将使教育发展背离正确的方向，也将妨碍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17]p604
参考文献：
[1][13]周洪宇.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基础和实现途径[J].新华文摘，2005，（14）.
[2]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4]朱四倍.政府不能成为教育公平的伤害者[J].新西部，2004，（11）.
[5]佩鲁.新发展观[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7][9][10][11][15][16]吕育康.非主流教育新视野－人才供给非稀缺阶段的中国教育[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
[8]丘伯.政府、市场和学校[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2]奥肯.平等与效率[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4]靳希斌.教育经济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7]查啸虎.教育机会均等的历史演进与现实思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