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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渊源
由于家世渊源，早年我太公与梅兰芳、马连良、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
梅兰芳先生和电影明星胡蝶访问德国时曾造访中国驻德使馆，受到了时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的我太公的盛情款待，而我那身为公使夫人的太婆（我妈的祖母）还亲自驾驶中国使馆的汽车带着胡蝶在柏林市内兜风，却不慎撞到路边的大树，幸好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伤亡，否则十几年后军统局戴笠局长也不会有机会演那出追星大戏了。
当年每逢梅兰芳先生来沪，我太公就会请他与自己的好友冯耿光一同去陕西南路红房子西菜馆吃法国大菜，喝牛尾汤。冯耿光（1882—1966）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新华银行董事长、联华影业公司董事、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等职，也是梅兰芳的主要赞助人。马连良是回族，他造访刘家时，我太公就会从外面清真馆子叫菜来家中款待他，而马连良还曾带我妈和我大舅去他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吃北京黄酱做的炸酱面。早年我妈想学京戏，为了让她打消那个念头，我太公甚至劳动马连良“苦口婆心”地吓唬我妈，说“学戏要天天压腿，练功如何如何苦”，才总算是把大小姐给唬住了。
由于我太公与著名军事学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早年同为留日学生，彼此私交甚笃，而他的女公子蒋英（著名声乐教育家、钱学森夫人）与我的两位姑婆（我外公的两个妹妹）亦是女朋友。早年蒋百里先生的日籍遗孀佐梅夫人还经常带着女儿蒋英造访我外婆家，还操着一口有些生硬的中文与我太公、太婆交谈。这样的家庭环境令我妈从小便得以耳濡目染大师的风范，接受了广泛的艺术熏陶。加之出生于北京的我太婆爱听京剧，又说得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使得我妈在儿时便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从高中时期开始，我妈便参加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广播剧团，从那时起还与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侄女、厦门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韦嫱女士结为至交。
我外婆家“文革”前一直住在上海一幢独栋西班牙式洋房里。外面的弄堂隔着院墙便是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
意料之外进上译厂
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毕业之后，“民国官三代”刘广宁大小姐似乎对考大学并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反而她却开始不断叩击各专业艺术团体和院校的大门，但初期的种种尝试却每每石沉大海或铩羽而归。
人生的际遇有时就是这么奇妙而不可测，当时只有20岁的我妈在不经意间听到邻居随口一句“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招人”，就贸然地提笔给上译厂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而据我妈自己说像类似这样给各类艺术团体写自荐信的次数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不料，这封在她漫漫艺术求索路上“例行公事”发出的自荐信却很快收到了回音，我妈收到了一封里面有一张加盖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公章的手书普通信笺的通知，让她去厂里参加配音演员招聘考试。我妈说那张信纸上并无具名，但就是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通知一下子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使我妈迈上了一条貌似平坦但实则艰辛的“星光大道”。
当时在上译厂参加考试的男女共7个。厂里先是让他们每人准备一个片段，于是我妈就朗诵了一个“歌颂大海”之类的诗歌。然后厂里又给了一个剧本让他们准备一下，之后考男女台词对话。我妈后来才知道当时她读的是在1960年译制的匈牙利和捷克合拍的电影《圣彼得的伞》片段，而她读的那个角色后来是由李梓配的。我妈准备了一会儿就进棚了，当时录音棚里的主考官是译制导演时汉威。
进了那个被很多人称为“破破烂烂”的录音棚，我妈却一点都没觉得它“破烂”，相反，她一到这个棚里就觉得舒服，感觉环境蛮适合她的，念台词也不紧张。那天考完后过了一阵厂里又来了复试通知。
第二次复试就直接试戏了，当时试的是由苏秀导演的越南黑白电影《同一条江》（男女主角分别由陆英华和赵慎之配音）。由于我妈读中学时在淮海中学听过苏秀、赵慎之、胡庆汉的朗诵，所以感觉并不太陌生。那次复试时我妈第一次看到银幕上放出了画面，她配的是些零碎角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试试她的戏。一开始的時候我妈连什么叫“对口型”都不知道，只好凭着自己的感觉，看银幕上的人物开口她也跟着开口，一通瞎对，全无技巧可言。一遍录罢放出来一听，她几乎完全不认识她自己的声音了。
之后过了不久我妈接到第三次通知又去试了一部戏，这一次是由胡庆汉导演的苏联电影《伊利顿之子》，而她那次配的又是个零碎角色。第二次试戏后，招聘的事就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这下子我妈有些沉不住气了，她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厂里去催问。又过了段时间，她企盼已久的通知终于通过电话线传来了，电话通知她到位于淮海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上海市电影局医务室去检查身体，而这个“检查身体”的通知也就意味着我妈已经被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录取了！
由于家世渊源，早年我太公与梅兰芳、马连良、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过从甚密。
梅兰芳先生和电影明星胡蝶访问德国时曾造访中国驻德使馆，受到了时任中国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的我太公的盛情款待，而我那身为公使夫人的太婆（我妈的祖母）还亲自驾驶中国使馆的汽车带着胡蝶在柏林市内兜风，却不慎撞到路边的大树，幸好那次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伤亡，否则十几年后军统局戴笠局长也不会有机会演那出追星大戏了。
当年每逢梅兰芳先生来沪，我太公就会请他与自己的好友冯耿光一同去陕西南路红房子西菜馆吃法国大菜，喝牛尾汤。冯耿光（1882—1966）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曾任中国银行总裁、新华银行董事长、联华影业公司董事、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等职，也是梅兰芳的主要赞助人。马连良是回族，他造访刘家时，我太公就会从外面清真馆子叫菜来家中款待他，而马连良还曾带我妈和我大舅去他在上海的临时寓所吃北京黄酱做的炸酱面。早年我妈想学京戏，为了让她打消那个念头，我太公甚至劳动马连良“苦口婆心”地吓唬我妈，说“学戏要天天压腿，练功如何如何苦”，才总算是把大小姐给唬住了。
由于我太公与著名军事学家、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先生早年同为留日学生，彼此私交甚笃，而他的女公子蒋英（著名声乐教育家、钱学森夫人）与我的两位姑婆（我外公的两个妹妹）亦是女朋友。早年蒋百里先生的日籍遗孀佐梅夫人还经常带着女儿蒋英造访我外婆家，还操着一口有些生硬的中文与我太公、太婆交谈。这样的家庭环境令我妈从小便得以耳濡目染大师的风范，接受了广泛的艺术熏陶。加之出生于北京的我太婆爱听京剧，又说得一口纯正的京片子，使得我妈在儿时便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从高中时期开始，我妈便参加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广播剧团，从那时起还与电影明星上官云珠的侄女、厦门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韦嫱女士结为至交。
我外婆家“文革”前一直住在上海一幢独栋西班牙式洋房里。外面的弄堂隔着院墙便是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
意料之外进上译厂
从上海第四女子中学毕业之后，“民国官三代”刘广宁大小姐似乎对考大学并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反而她却开始不断叩击各专业艺术团体和院校的大门，但初期的种种尝试却每每石沉大海或铩羽而归。
人生的际遇有时就是这么奇妙而不可测，当时只有20岁的我妈在不经意间听到邻居随口一句“上海电影译制厂在招人”，就贸然地提笔给上译厂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而据我妈自己说像类似这样给各类艺术团体写自荐信的次数是“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不料，这封在她漫漫艺术求索路上“例行公事”发出的自荐信却很快收到了回音，我妈收到了一封里面有一张加盖了“上海电影译制厂”公章的手书普通信笺的通知，让她去厂里参加配音演员招聘考试。我妈说那张信纸上并无具名，但就是这样一封普普通通的通知一下子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使我妈迈上了一条貌似平坦但实则艰辛的“星光大道”。
当时在上译厂参加考试的男女共7个。厂里先是让他们每人准备一个片段，于是我妈就朗诵了一个“歌颂大海”之类的诗歌。然后厂里又给了一个剧本让他们准备一下，之后考男女台词对话。我妈后来才知道当时她读的是在1960年译制的匈牙利和捷克合拍的电影《圣彼得的伞》片段，而她读的那个角色后来是由李梓配的。我妈准备了一会儿就进棚了，当时录音棚里的主考官是译制导演时汉威。
进了那个被很多人称为“破破烂烂”的录音棚，我妈却一点都没觉得它“破烂”，相反，她一到这个棚里就觉得舒服，感觉环境蛮适合她的，念台词也不紧张。那天考完后过了一阵厂里又来了复试通知。
第二次复试就直接试戏了，当时试的是由苏秀导演的越南黑白电影《同一条江》（男女主角分别由陆英华和赵慎之配音）。由于我妈读中学时在淮海中学听过苏秀、赵慎之、胡庆汉的朗诵，所以感觉并不太陌生。那次复试时我妈第一次看到银幕上放出了画面，她配的是些零碎角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试试她的戏。一开始的時候我妈连什么叫“对口型”都不知道，只好凭着自己的感觉，看银幕上的人物开口她也跟着开口，一通瞎对，全无技巧可言。一遍录罢放出来一听，她几乎完全不认识她自己的声音了。
之后过了不久我妈接到第三次通知又去试了一部戏，这一次是由胡庆汉导演的苏联电影《伊利顿之子》，而她那次配的又是个零碎角色。第二次试戏后，招聘的事就很是沉寂了一段时间，这下子我妈有些沉不住气了，她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到厂里去催问。又过了段时间，她企盼已久的通知终于通过电话线传来了，电话通知她到位于淮海中路近瑞金二路的上海市电影局医务室去检查身体，而这个“检查身体”的通知也就意味着我妈已经被上海电影译制厂正式录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