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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本次危机如此高的代价尚不能促成重大的改革，那么很难想象，在IMF投票权改革前，我们还要付出多高的代价。
2月8日，由多国中央银行前行长和财政部前部长组成的小组，发布了被称为“皇宫倡议（Palais-RoyalInitiative）”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报告。
这个精英小组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和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Tommaso?Padoa-Schioppa）领导，成员包括保罗•沃尔克、两位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八国集团（G8）的主要决策者和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中国、墨西哥、南非的央行领导。
报告认为，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缺乏足够的关注，并直指全球无效的调整进程，过度金融化和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过度的、偏离基本面的汇率波动，全球货币储备的过度扩张以及有效全球监管的缺乏等核心问题。
小组游说各国采取迫切的改革，尤其需明确认识到各国政策对其他国家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加强监督势在必行。并要求IMF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报告提出了18项建议。第一是，各国政府应保证其政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即溢出效应尽可能少）。第二是，IMF应制定评估这些产生溢出效应的国家政策的规范，出现违规时将有磋商会议，然后采取补救措施。
如果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没有依照规范行事，那么IMF应有能力对其实行准确且透明的裁决。考虑到“胡萝卜”和“大棒”的赏罚规则都需要，IMF的政策要有激励机制使成员国有动力依照规范行事。换句话说，在成员国违反一项或多项规定时，IMF可以对其实施逐步升级的制裁。
IMF应制定全球统一的汇率标准和国际清算银行应齐心协力，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报告进一步建议各国政府应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将适当的全球流动性状况考虑进来。小组希望各国采取资本管制以防止汇率失控和金融不稳定。
与普遍观点不同，小组特别建议IMF应努力成为全球最后贷款人。
此外，他们建议特别提款权(SDR)也应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建议相一致。
IMF要想更有效地行动，它的治理结构必须改变。他们建议治理结构中应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元首(即G20高峰会议)，每年进行会晤；第二层是管理着布雷顿森林孪生机构（即IMF和世界银行）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层则由IMF董事会及其常务董事组成。
最后，为使IMF更具合法性，应成立全球咨询委员会（GAC），为IMF提供独立的建议。小组最后建议，对区域性组织如何适应IMF或如何与IMF合作进行研究。
小组的建议都值得提倡，但它们会不会得到实施？问题在于我们正处在世界格局从美国一极话语权过渡到多极话语权的阶段。这意味着全球改革只有在大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行，但我们很难看到那些投票权的掌握者会主动让出权力，除非危机迫使他们这样做。
若本次危机如此高的代价尚不能促成重大改革，很难想象在IMF投票权改革前，我們还要付出多高代价？
最好的例子是，我们浪费了危机带来的良机，换言之，危机仅仅迫使以往的坏习惯暂时停歇，而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它们。发达国家的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救助金融机构，以至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财政负债平均已达GDP的100％。但是，美国仍然持有15％的投票权，因而拥有一票否决权。
事实上，OECD最近对20次国家改革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成功与不成功的具体实例。在2010年757号工作论文中，汤普森和丹认为，既得利益往往被保留，即它们会被承认并继续存在。任何既得利益只能逐渐被淘汰。比起潜在的赢家，潜在的输家更有可能提出最多抗议。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
2月8日，由多国中央银行前行长和财政部前部长组成的小组，发布了被称为“皇宫倡议（Palais-RoyalInitiative）”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报告。
这个精英小组由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米歇尔•康德苏和欧洲央行理事会成员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Tommaso?Padoa-Schioppa）领导，成员包括保罗•沃尔克、两位国际清算银行前总经理、八国集团（G8）的主要决策者和沙特阿拉伯、巴西、印度、中国、墨西哥、南非的央行领导。
报告认为，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缺乏足够的关注，并直指全球无效的调整进程，过度金融化和破坏稳定的资本流动，过度的、偏离基本面的汇率波动，全球货币储备的过度扩张以及有效全球监管的缺乏等核心问题。
小组游说各国采取迫切的改革，尤其需明确认识到各国政策对其他国家具有溢出效应，因而加强监督势在必行。并要求IMF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报告提出了18项建议。第一是，各国政府应保证其政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即溢出效应尽可能少）。第二是，IMF应制定评估这些产生溢出效应的国家政策的规范，出现违规时将有磋商会议，然后采取补救措施。
如果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没有依照规范行事，那么IMF应有能力对其实行准确且透明的裁决。考虑到“胡萝卜”和“大棒”的赏罚规则都需要，IMF的政策要有激励机制使成员国有动力依照规范行事。换句话说，在成员国违反一项或多项规定时，IMF可以对其实施逐步升级的制裁。
IMF应制定全球统一的汇率标准和国际清算银行应齐心协力，对全球流动性和资本流动进行更有效的监管。
报告进一步建议各国政府应采取宏观审慎政策，将适当的全球流动性状况考虑进来。小组希望各国采取资本管制以防止汇率失控和金融不稳定。
与普遍观点不同，小组特别建议IMF应努力成为全球最后贷款人。
此外，他们建议特别提款权(SDR)也应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建议相一致。
IMF要想更有效地行动，它的治理结构必须改变。他们建议治理结构中应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国家元首(即G20高峰会议)，每年进行会晤；第二层是管理着布雷顿森林孪生机构（即IMF和世界银行）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层则由IMF董事会及其常务董事组成。
最后，为使IMF更具合法性，应成立全球咨询委员会（GAC），为IMF提供独立的建议。小组最后建议，对区域性组织如何适应IMF或如何与IMF合作进行研究。
小组的建议都值得提倡，但它们会不会得到实施？问题在于我们正处在世界格局从美国一极话语权过渡到多极话语权的阶段。这意味着全球改革只有在大股东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实行，但我们很难看到那些投票权的掌握者会主动让出权力，除非危机迫使他们这样做。
若本次危机如此高的代价尚不能促成重大改革，很难想象在IMF投票权改革前，我們还要付出多高代价？
最好的例子是，我们浪费了危机带来的良机，换言之，危机仅仅迫使以往的坏习惯暂时停歇，而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它们。发达国家的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救助金融机构，以至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财政负债平均已达GDP的100％。但是，美国仍然持有15％的投票权，因而拥有一票否决权。
事实上，OECD最近对20次国家改革进行了研究，并比较了成功与不成功的具体实例。在2010年757号工作论文中，汤普森和丹认为，既得利益往往被保留，即它们会被承认并继续存在。任何既得利益只能逐渐被淘汰。比起潜在的赢家，潜在的输家更有可能提出最多抗议。
作者系中国银监会首席咨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