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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延/口述 刘聚波/整理（解放军）
肖延，四川内江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顾问，1921年1月出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8月加入红军，曾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当红军要“三个条件”
1921年1月，我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的我只有靠给地主放牛为生。不幸的是，1933年8月的一天，牛犊掉下了山坡，我怕地主找我赔钱，就在灌木丛中躲了起来。
到了第三天早上，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便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准备到附近一个叫东兴场的村子讨饭吃。但刚到村口，我就不敢进去了。原来，里面驻扎了一支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了当兵的都唯恐躲之不及。我刚想跑，却发现这里的乡亲们都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有进有出，我的胆子也就慢慢大了起来，
经过打听，我才知道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党校。老乡还告诉我：红军专门镇压乡绅恶霸，对老百姓却特别好；附近的白狗子也都被他们打跑了。我听得半信半疑。为了证实这句话，我试探着去向红军讨饭吃。结果，红军不但让我吃饱喝足，临走还送我一块银元。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一时间感动得热泪直流，于是当场提出要当红军。
听说有个小鬼要参军，一位高个子连长走了过来。对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看我长得又黑又瘦，个头矮小，就笑着问：“小兄弟，多大了？”
我怕红军嫌自己年纪小不收，便故意虚报了两岁：“十四了！”
连长有些不信，又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没那么大吧？”
“我真的十四了，上个月刚满周岁。”我说得干净利落，就像真事儿一样。
“那也不行，当兵是要打仗的。”连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小算盘，语气变得坚决起来，“我看你还是过几年再来吧。”
说完，连长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只剩下我捏着那块银元站在那儿。
我从小就是个犟脾气，连长的回绝不仅没让我死心，反而更坚定了我参加红军的决心。于是，我开始天天跟着连长屁股后面转，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来来回回，就像一根甩不掉的尾巴。只要是看他闲下来了，我就凑上去跳着脚喊：“我要当红军！”
我的这一举动把连长弄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摆着手说：“行了行了，那你就留下来吧。”
听连长这么说，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连长突然把眼瞪圆了说：“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要当红军可以，不过要依我三个条件。”
我扮了个鬼脸，嘻嘻地笑着：“啥子条件？”
“第一，行军不许掉队；第二，饿肚子了不许哭；第三，到了宿营地要放勤快点。”连长讲得很严肃，“这些条件能不能做到？”
“能！”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就这样，我成为红四方面军党校的一名战士，随后由组织上安排，当了党校政治部主任陈本元的勤务员。可我参军还没两天，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姐姐就找上门来了。她一边央求红军放我回去，一边拉着我抹眼泪：“弟娃儿，咱肖家一场谷子就靠你这一苗秧了，你可不能走啊。”但这时我当红军的决心已定，不管她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最终，还是姐姐一个人回了家。
时间一长，我才慢慢体会到连长当初问我年龄是什么意思。因为每天行军作战，落在最后的十次有九次是我；由于长途奔袭，顾不上吃饭而被饿得掉眼泪的还是我；至于“到宿营地放勤快点”就更做不到了，因为那会儿我早就累得倒在草窝里睡着了。结果，我不仅没能照顾身患残疾的陈主任，倒是陈主任经常为我端饭洗脚。为此，陈本元经常会气得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小兔崽子，真不知道你是我的勤务员，还是我是你的勤务员！”但陈主任骂归骂，骂完了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不过，我心里明白，自己当初答应连长的条件一个都没达到，便有些担心：红军会不会撵自己走呢？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部队转战到雅安后，连长果然来找我了。连长说话开门见山：“肖延，你答应的条件一个都没兑现，我看你还是回家去。”说着，连长拿出两个元宝和十几块大洋放在我手里。
我一边推托，一边嚷着说：“我要当红军，不走，不走！”
连长的眉毛一下子立了起来：“你不走，跟不上队伍怎么办？”
“以后我跑快点就行了，反正就是不走。”我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再说这都到天边了，我一个小孩子就是想回也回不去。”
最可气的是，听说红军要赶我走，担任部队向导的藏族通司（翻译）也跑过来劝我：“小窝萝（小朋友），你个子这么小，红军不要你也好。这样吧，你给我当儿子，我以后给你买好马，娶媳妇……”
还没等通司说完，我就吼了起来：“我不！”说着，还白了通司一眼。通司见我这样，就知趣地走开了。
连长刚要发火，这时陈主任走了过来，看我脸涨得通红，就笑着对连长说：“小李，这个小鬼虽然走路慢，不过只要我们大家多照顾一点，还是能跟上的。我看，就让他留下吧。”
听陈主任这样讲，连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点了点头。我看自己终于又可以当红军了，这才破涕为笑。
救命的“皮鞋”
1935年4月，张国焘擅自决定将地方红军及游击队西调，随同党政机关一起撤到嘉陵江以西，从而放弃了川陕根据地。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长征中，最艰苦的阶段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由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部队缺衣少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疾病、伤痛与饥饿的考验。而由于张国焘推行分裂主义方针，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党校开始穿越茫茫无边、异常泥泞的大草地。在部队出发前，我分到了一双“皮鞋”。这是一双特殊的皮鞋，由一整块牛皮构成，只是在四角被剪开几个豁口，再用粗麻线将对边连缀成鞋形。它的鞋面鞋底连一体，鞋里鞋帮一个色，如果不是被套在脚上，谁也不会把它当成一双“鞋”的。
虽然它看起来怪模怪样，但还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皮鞋呢！我马上把鞋套在脚上，左看右瞧，晚上睡觉都没舍得脱下来。不过，第二天行军不久，我就知道它的“厉害”了。原来，这种鞋尽管结实耐用，但质地过于坚硬，抬腿时磨得脚跟脱皮，落地时又把脚趾顶得生疼。结果，刚进入草地不久，我两只脚就打起血泡，走起路来火辣辣的疼得钻心。
草地里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地表腐草之下多为沼泽，稍不留神便会深陷其中，许多红军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原以为在这种环境下，脚下的“皮鞋”会有利于行军，但结果又一次让我失望了。原因是草地表面非常松软，脚一旦踩下去，各种污垢、泥沙、冒着气泡的黑水等就会一股脑地钻进鞋里，不仅拔脚困难，还把脚上的伤口蜇得钻心地疼。一气之下，我真想把这双所谓的“皮鞋”扔掉。但沿途到处是杂草荆棘，如果没鞋穿就更走不了路了。没办法，我只好把一些茅草塞进鞋里，才得以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上队伍。有时候，陈主任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我扶上他的骡子载上一程。
就是这双要命的“皮鞋”，在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却救了我和许多战友的命。1935年9月初，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先是命令已行军3天的先头部队返回阿坝，随后又带左路军南下川康边，由此，红四方面军又二过草地。由于此次所经为草地的中心腹地，所以行程最远，耗时最长，我和战友们经历的艰难困苦也最多。
进入草地20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太阳毒辣辣地当头照着。草地里空气本来就很稀薄，这下就更让人喘不过气来了。我这会儿已经饿得前胸贴了后背，所以，刚听连长喊 “休息了”，便一屁股坐倒在一大丛青草上。我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这才想到青稞炒面早在头一天就吃完了。我看看周围同样粒米未进的战友，又望望一望无际的草地，不由丧气地低下头来。
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小鬼，过来。”扭头一看，原来是陈主任。
“干啥子嘛？”我连说话的力气都要没了。
“有吃的！”陈主任手里拎着一只“皮鞋”，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地势稍高、相对干燥的草坡上。
一听说有吃的，我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跟了过去。
只见陈主任先找来一些干茅草堆在一起，然后从怀里摸出火镰子，“啪”的一声点着了。随后，又用一根木棍把“皮鞋”架着开始在火上烤。时间不长，一股牛皮所特有的香味便伴随着阵阵青烟飘了出来。
陈主任的这一举动让我慢慢睁大了眼，而周围的战友闻到肉香也凑了过来。“大家先别急。”陈主任一边笑着，一边把烤熟的“皮鞋”放下来。其实，这时用于系鞋的麻绳早被烧断了，“皮鞋”就变成一张平展展的牛皮。陈主任拿出刀子，把牛皮上面的泥巴刮干净后，又分成了好多小份。
“来，同志们，自己动手吧。”说着，陈主任拿起一小块。
见这情形，我和战友们也都分别拿起了一块。我把这块黑褐色的东西放在手里仔细看了看，除了隐约散发出一丝牛皮气味外，已经很难辨认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把它轻轻放在嘴里，感觉有点硬，有点韧，还有点滑，牙齿咬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却不容易咬烂嚼碎。但不管怎么样，比起青草、野菜来，这可要好吃多了。我和战友们一边用力咬着牛皮，一边都啧啧称赞：“嗯，好吃，真好吃！”
随着征程推进，草地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可吃的野菜也越来越难找。为了渡过最后的难关，在此后的第三天，我也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按照陈主任的法子烤熟了，分给周围的每位战友。两块牛皮，我们共吃了4天。也许正是靠这两块牛皮的营养的支撑，我和战友们以顽强的毅力，最终全部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在陕北跟周副主席学文化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接的部队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历时一年半的长征胜利结束。
终于到家了！一路走来吃尽千辛万苦的我，这时终于又显露出一个十多岁孩子的本色，就像一匹撒欢的小马驹，在陕北的土地上不停地跑啊、跳啊、叫啊，脚上的疼痛、身上的疲乏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看着我兴高采烈的样子，陈主任也笑得前仰后合。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保安移驻延安，红军主力进驻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因为看到我比较聪明和机灵，中央警卫团准备选我担任周恩来的勤务员。听说要给周副主席当“小鬼”，我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要不得，要不得！”
“为什么？”这时，陈主任也要调到其他单位了，看我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一边打理行李装，一边关切地问。
“周副主席是大首长，我去了万一保障不好可啷个办嘛？”我皱着眉回答。
听我这么说，陈主任乐了：“不会的，不会的。我想只要你腿脚勤快，再好学一点，就一定能干好。算起来这可比你当初当红军的条件简单多了。另外呀，周副主席人是随和得很嘞。”
听了陈主任一番话，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不过，待真正来到周恩来身边时，我心里的小鼓仍然敲得咚咚响。
周恩来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很随便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最后点了点头，对送我去的同志说：“好吧，就让他留下。”
听周恩来确定要自己留下来，我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以后可以天天跟着敬爱的周副主席了，担心的是唯恐自己工作出现差错，给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造成麻烦。
这时，周恩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我：“小鬼，识不识字啊？”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回答：“从小就给地主放牛了，没进过学堂。”
周恩来把手一挥：“没有关系的。你们年纪小，只要愿意学，时间总还是有的嘛！”
周恩来是个细心周到的人，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总要想方设法办到。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他就亲自为我要来了一本红军识字课本。我翻开课本第一页，原来是一篇“图配话”。周恩来看我一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样子，便手把手地教我念起来：
“运动场，好热闹，有的跑，有的跳，有的在旁边哈哈笑……”
念了十几遍后，周恩来看我基本上能读下来了，便到毛泽东的窑洞商量事情去了，不过在临走前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在一天内会认、会写、会背这些字，不然的话就回自己的单位去！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感觉这比给地主家养牛可难多了。但想到若真的回到原单位，自己被战友笑话事小，但被首长认为自己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可就不好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一边捧书苦读，一边在窑洞的地上写写画画。有时实在有搞不懂的笔画了，我就去向有文化的战友问。经过一整天的努力，到周恩来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能写会背这些字了。
见我如此认真刻苦，周恩来高兴地笑了。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怎么样，学文化可比爬雪山过草地简单多了吧？”我点了点头。然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小鬼就是以后的干部。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学知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文化和思想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而周副主席曾对自己讲起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时刻不忘，谨记在心。1942年春，我抓住难得的深造机会，带着周副主席的嘱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我刻苦钻研，深入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知识。毕业后，被选配到延安联防司令部当机要参谋。当时选人的首长说：“为什么选你们？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同志政治上可靠，而且有文化！”
肖延，四川内江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顾问，1921年1月出生于四川巴中，1933年8月加入红军，曾参加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6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
当红军要“三个条件”
1921年1月，我出生在四川巴中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8岁时父母双亡，孤苦伶仃的我只有靠给地主放牛为生。不幸的是，1933年8月的一天，牛犊掉下了山坡，我怕地主找我赔钱，就在灌木丛中躲了起来。
到了第三天早上，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便从灌木丛里爬出来，准备到附近一个叫东兴场的村子讨饭吃。但刚到村口，我就不敢进去了。原来，里面驻扎了一支部队。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见了当兵的都唯恐躲之不及。我刚想跑，却发现这里的乡亲们都像往常一样有说有笑，有进有出，我的胆子也就慢慢大了起来，
经过打听，我才知道这是红四方面军的一个党校。老乡还告诉我：红军专门镇压乡绅恶霸，对老百姓却特别好；附近的白狗子也都被他们打跑了。我听得半信半疑。为了证实这句话，我试探着去向红军讨饭吃。结果，红军不但让我吃饱喝足，临走还送我一块银元。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一时间感动得热泪直流，于是当场提出要当红军。
听说有个小鬼要参军，一位高个子连长走了过来。对方把我上下打量一番，看我长得又黑又瘦，个头矮小，就笑着问：“小兄弟，多大了？”
我怕红军嫌自己年纪小不收，便故意虚报了两岁：“十四了！”
连长有些不信，又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没那么大吧？”
“我真的十四了，上个月刚满周岁。”我说得干净利落，就像真事儿一样。
“那也不行，当兵是要打仗的。”连长似乎看透了我的小算盘，语气变得坚决起来，“我看你还是过几年再来吧。”
说完，连长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只剩下我捏着那块银元站在那儿。
我从小就是个犟脾气，连长的回绝不仅没让我死心，反而更坚定了我参加红军的决心。于是，我开始天天跟着连长屁股后面转，他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来来回回，就像一根甩不掉的尾巴。只要是看他闲下来了，我就凑上去跳着脚喊：“我要当红军！”
我的这一举动把连长弄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摆着手说：“行了行了，那你就留下来吧。”
听连长这么说，我高兴地一蹦三尺高。连长突然把眼瞪圆了说：“先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要当红军可以，不过要依我三个条件。”
我扮了个鬼脸，嘻嘻地笑着：“啥子条件？”
“第一，行军不许掉队；第二，饿肚子了不许哭；第三，到了宿营地要放勤快点。”连长讲得很严肃，“这些条件能不能做到？”
“能！”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
就这样，我成为红四方面军党校的一名战士，随后由组织上安排，当了党校政治部主任陈本元的勤务员。可我参军还没两天，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姐姐就找上门来了。她一边央求红军放我回去，一边拉着我抹眼泪：“弟娃儿，咱肖家一场谷子就靠你这一苗秧了，你可不能走啊。”但这时我当红军的决心已定，不管她说什么都听不进去。最终，还是姐姐一个人回了家。
时间一长，我才慢慢体会到连长当初问我年龄是什么意思。因为每天行军作战，落在最后的十次有九次是我；由于长途奔袭，顾不上吃饭而被饿得掉眼泪的还是我；至于“到宿营地放勤快点”就更做不到了，因为那会儿我早就累得倒在草窝里睡着了。结果，我不仅没能照顾身患残疾的陈主任，倒是陈主任经常为我端饭洗脚。为此，陈本元经常会气得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个小兔崽子，真不知道你是我的勤务员，还是我是你的勤务员！”但陈主任骂归骂，骂完了还是一如既往地照顾我。不过，我心里明白，自己当初答应连长的条件一个都没达到，便有些担心：红军会不会撵自己走呢？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部队转战到雅安后，连长果然来找我了。连长说话开门见山：“肖延，你答应的条件一个都没兑现，我看你还是回家去。”说着，连长拿出两个元宝和十几块大洋放在我手里。
我一边推托，一边嚷着说：“我要当红军，不走，不走！”
连长的眉毛一下子立了起来：“你不走，跟不上队伍怎么办？”
“以后我跑快点就行了，反正就是不走。”我耍起了小孩子脾气，“再说这都到天边了，我一个小孩子就是想回也回不去。”
最可气的是，听说红军要赶我走，担任部队向导的藏族通司（翻译）也跑过来劝我：“小窝萝（小朋友），你个子这么小，红军不要你也好。这样吧，你给我当儿子，我以后给你买好马，娶媳妇……”
还没等通司说完，我就吼了起来：“我不！”说着，还白了通司一眼。通司见我这样，就知趣地走开了。
连长刚要发火，这时陈主任走了过来，看我脸涨得通红，就笑着对连长说：“小李，这个小鬼虽然走路慢，不过只要我们大家多照顾一点，还是能跟上的。我看，就让他留下吧。”
听陈主任这样讲，连长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点了点头。我看自己终于又可以当红军了，这才破涕为笑。
救命的“皮鞋”
1935年4月，张国焘擅自决定将地方红军及游击队西调，随同党政机关一起撤到嘉陵江以西，从而放弃了川陕根据地。随后，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
长征中，最艰苦的阶段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由于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红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而且部队缺衣少食，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疾病、伤痛与饥饿的考验。而由于张国焘推行分裂主义方针，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被迫三过雪山、三过草地。
1935年8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党校开始穿越茫茫无边、异常泥泞的大草地。在部队出发前，我分到了一双“皮鞋”。这是一双特殊的皮鞋，由一整块牛皮构成，只是在四角被剪开几个豁口，再用粗麻线将对边连缀成鞋形。它的鞋面鞋底连一体，鞋里鞋帮一个色，如果不是被套在脚上，谁也不会把它当成一双“鞋”的。
虽然它看起来怪模怪样，但还是把我高兴坏了，因为长这么大，我还从来没穿过皮鞋呢！我马上把鞋套在脚上，左看右瞧，晚上睡觉都没舍得脱下来。不过，第二天行军不久，我就知道它的“厉害”了。原来，这种鞋尽管结实耐用，但质地过于坚硬，抬腿时磨得脚跟脱皮，落地时又把脚趾顶得生疼。结果，刚进入草地不久，我两只脚就打起血泡，走起路来火辣辣的疼得钻心。
草地里没有道路，更没有人烟。地表腐草之下多为沼泽，稍不留神便会深陷其中，许多红军战士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原以为在这种环境下，脚下的“皮鞋”会有利于行军，但结果又一次让我失望了。原因是草地表面非常松软，脚一旦踩下去，各种污垢、泥沙、冒着气泡的黑水等就会一股脑地钻进鞋里，不仅拔脚困难，还把脚上的伤口蜇得钻心地疼。一气之下，我真想把这双所谓的“皮鞋”扔掉。但沿途到处是杂草荆棘，如果没鞋穿就更走不了路了。没办法，我只好把一些茅草塞进鞋里，才得以深一脚浅一脚地跟上队伍。有时候，陈主任见我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我扶上他的骡子载上一程。
就是这双要命的“皮鞋”，在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却救了我和许多战友的命。1935年9月初，张国焘公开反对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先是命令已行军3天的先头部队返回阿坝，随后又带左路军南下川康边，由此，红四方面军又二过草地。由于此次所经为草地的中心腹地，所以行程最远，耗时最长，我和战友们经历的艰难困苦也最多。
进入草地20多天后的一个中午，太阳毒辣辣地当头照着。草地里空气本来就很稀薄，这下就更让人喘不过气来了。我这会儿已经饿得前胸贴了后背，所以，刚听连长喊 “休息了”，便一屁股坐倒在一大丛青草上。我习惯性地把手伸进口袋，发现里面空空如也，这才想到青稞炒面早在头一天就吃完了。我看看周围同样粒米未进的战友，又望望一望无际的草地，不由丧气地低下头来。
我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小鬼，过来。”扭头一看，原来是陈主任。
“干啥子嘛？”我连说话的力气都要没了。
“有吃的！”陈主任手里拎着一只“皮鞋”，一瘸一拐地来到一个地势稍高、相对干燥的草坡上。
一听说有吃的，我立刻来了精神，赶紧跟了过去。
只见陈主任先找来一些干茅草堆在一起，然后从怀里摸出火镰子，“啪”的一声点着了。随后，又用一根木棍把“皮鞋”架着开始在火上烤。时间不长，一股牛皮所特有的香味便伴随着阵阵青烟飘了出来。
陈主任的这一举动让我慢慢睁大了眼，而周围的战友闻到肉香也凑了过来。“大家先别急。”陈主任一边笑着，一边把烤熟的“皮鞋”放下来。其实，这时用于系鞋的麻绳早被烧断了，“皮鞋”就变成一张平展展的牛皮。陈主任拿出刀子，把牛皮上面的泥巴刮干净后，又分成了好多小份。
“来，同志们，自己动手吧。”说着，陈主任拿起一小块。
见这情形，我和战友们也都分别拿起了一块。我把这块黑褐色的东西放在手里仔细看了看，除了隐约散发出一丝牛皮气味外，已经很难辨认出它的本来面貌了。把它轻轻放在嘴里，感觉有点硬，有点韧，还有点滑，牙齿咬上去咯吱咯吱地响，却不容易咬烂嚼碎。但不管怎么样，比起青草、野菜来，这可要好吃多了。我和战友们一边用力咬着牛皮，一边都啧啧称赞：“嗯，好吃，真好吃！”
随着征程推进，草地的环境越来越恶劣，可吃的野菜也越来越难找。为了渡过最后的难关，在此后的第三天，我也把自己的“皮鞋”脱下来，按照陈主任的法子烤熟了，分给周围的每位战友。两块牛皮，我们共吃了4天。也许正是靠这两块牛皮的营养的支撑，我和战友们以顽强的毅力，最终全部胜利地走出了草地。
在陕北跟周副主席学文化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南下迎接的部队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历时一年半的长征胜利结束。
终于到家了！一路走来吃尽千辛万苦的我，这时终于又显露出一个十多岁孩子的本色，就像一匹撒欢的小马驹，在陕北的土地上不停地跑啊、跳啊、叫啊，脚上的疼痛、身上的疲乏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看着我兴高采烈的样子，陈主任也笑得前仰后合。
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由保安移驻延安，红军主力进驻三原、淳化、耀县一带。因为看到我比较聪明和机灵，中央警卫团准备选我担任周恩来的勤务员。听说要给周副主席当“小鬼”，我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要不得，要不得！”
“为什么？”这时，陈主任也要调到其他单位了，看我一副心急火燎的样子，便一边打理行李装，一边关切地问。
“周副主席是大首长，我去了万一保障不好可啷个办嘛？”我皱着眉回答。
听我这么说，陈主任乐了：“不会的，不会的。我想只要你腿脚勤快，再好学一点，就一定能干好。算起来这可比你当初当红军的条件简单多了。另外呀，周副主席人是随和得很嘞。”
听了陈主任一番话，我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不过，待真正来到周恩来身边时，我心里的小鼓仍然敲得咚咚响。
周恩来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后，很随便地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最后点了点头，对送我去的同志说：“好吧，就让他留下。”
听周恩来确定要自己留下来，我感到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以后可以天天跟着敬爱的周副主席了，担心的是唯恐自己工作出现差错，给日理万机的周副主席造成麻烦。
这时，周恩来忽然又想起了什么，转头问我：“小鬼，识不识字啊？”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回答：“从小就给地主放牛了，没进过学堂。”
周恩来把手一挥：“没有关系的。你们年纪小，只要愿意学，时间总还是有的嘛！”
周恩来是个细心周到的人，只要答应别人的事总要想方设法办到。第二天刚吃过早饭，他就亲自为我要来了一本红军识字课本。我翻开课本第一页，原来是一篇“图配话”。周恩来看我一副“老虎吃天，无处下口”的样子，便手把手地教我念起来：
“运动场，好热闹，有的跑，有的跳，有的在旁边哈哈笑……”
念了十几遍后，周恩来看我基本上能读下来了，便到毛泽东的窑洞商量事情去了，不过在临走前下了一道“死”命令：必须在一天内会认、会写、会背这些字，不然的话就回自己的单位去！
这下可把我难住了，感觉这比给地主家养牛可难多了。但想到若真的回到原单位，自己被战友笑话事小，但被首长认为自己没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可就不好了，于是只好硬着头皮，一边捧书苦读，一边在窑洞的地上写写画画。有时实在有搞不懂的笔画了，我就去向有文化的战友问。经过一整天的努力，到周恩来回来的时候，我已经能写会背这些字了。
见我如此认真刻苦，周恩来高兴地笑了。他拍着我的肩膀问：“怎么样，学文化可比爬雪山过草地简单多了吧？”我点了点头。然后，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小鬼就是以后的干部。你们都要抓紧时间学知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在周恩来的教导下，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文化和思想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而周副主席曾对自己讲起的那番意味深长的话，我更是时刻不忘，谨记在心。1942年春，我抓住难得的深造机会，带着周副主席的嘱托，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那里，我刻苦钻研，深入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知识。毕业后，被选配到延安联防司令部当机要参谋。当时选人的首长说：“为什么选你们？还不是因为你们这些同志政治上可靠，而且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