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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户家庭收入、消费、农业生产投入和农村生态产生了积极影响，改善了劳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了其自我发展的能力。当前教育和医疗成为致贫的主要原因，这对建立适应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提出了迫切要求。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01－００15-06
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文献。劳动力迁移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转移为4 522元（蔡昉等，2002）。就贫困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动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途径（吴国宝，2001）。
为深入研究劳动力流动在缓解贫困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课题组于2006年底、2007年初对甘肃六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见表1）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的村庄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农民不仅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缺乏”。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48个（1户为1个样本），其中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296户，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52户。调查涉及总人口1 818人，其中有16岁~64岁劳动力949人，其中有外出劳动力453人，占总劳动力数的47.73%。调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1 529.45元，比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694.55元。在348个样本中，有78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涉及总人口415人，贫困发生率为22.83%（见表2）。调查村庄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流动数量大，劳动力外出最明显的是增加家庭收入。
一、样本农户贫困的原因
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理论研究比较多，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舒尔茨（1960）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阿玛蒂亚·森（1976）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刘易斯（1959）提出贫困表现为自我维持的一种文化体系，这种亚文化保守落后，并在代际之间传递。世界银行（2001）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产生贫困的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即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性大，而且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通过对调查样本的具体分析，发现样本村贫困的原因既有自然和生态这种原发性因素，又是人力资本水平、社会文化落后和制度缺失等综合因素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
1. 自然条件恶劣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从耕地资源状况来看，甘肃省川口村和涧沟村没有可灌溉的水地，只有少量平地，其余均是山地。会宁村、团结村、韩赵家村和钱家坝村人均水地面积分别只有0.010672hm2、0.001334hm2、0.017342hm2、0.000667hm2（0.16亩、0.02亩、0.26亩、0.01亩），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样本村年降雨量极少，平均年降雨量仅为200毫米~400毫米，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极度缺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这些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仅面临严重的干旱，而且面临风灾、霜冻、冰雹、洪灾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
2. 教育文化水平落后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思想观念的塑造和知识技能的获得都要靠教育来实现。在调查的农户中，348个户主（98%是男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5.75%，初中文化程度占24.14%，小学文化程度占46.84%，而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16.38%。由于农村长期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受教育情况远远比这个水平差。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而且使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对其他非农职业的竞争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极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土地产出率低的格局，萎缩了贫困农户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能力，强化了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的掠夺。
3. 传统社会文化是贫困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刘易斯就认为，贫困与其所拥有的脱离主流的“亚文化”有关。贫困地区既有的地理位置，使得贫困人口居住偏远，与外界联系很少，人们思想保守、封闭、不开放，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十分缺乏，使得教育这种通过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调查数据显示，有83.5%的被访者表示近年来农产品品种没有变化，80.98%表示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问到怎样决定种植什么作物时，选择根据“倒茬的老传统或是吃什么就种什么”这两项的农户占77.03%。传统文化固化了农民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文化与贫困的恶性怪圈：贫困—思想观念落后—不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更低—更加贫困。
4. 制度因素是样本村贫困人口存在的根源之一。这里主要指以中国城乡分置的二元体制为主的实体制度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农民缺乏参与政治决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享受到属于公共产品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灌溉等基础设施服务，并且农民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益的缺失更加严重。在被调查的川口村等6个样本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公共产品欠账的问题，虽然已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疾病、市场风险和其他突发事件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冲击的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遭受贫困的折磨。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表象特征，贫困的内涵和原因是多元性的。样本村在自然因素、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与贫困之间形成了多个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怪圈，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循环难以被打破，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贫困“生产”贫困。样本村农民面临着极大的自然风险，受自身能力的限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又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脆弱性高”，很容易遭遇贫困。
二、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1.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贫困地区的农民面临的一个首要困境就是收入水平低下，以致其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其首要动机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根据表2中数据，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人均总收入普遍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前者平均高于后者680.98元①。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外出打工改变了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收入结构，打工成为总收入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本地非农产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63.13%，在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仅占10.94%。这表明外出打工是对本地非农产业的一种替代，是劳动力不愿或不能在本地就业时的一种积极选择。
表3中详细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层次人口的收入结构，总收入水平越高，打工收入和非农收入的绝对增长量越快，而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高。在收入最高的C组中，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打工收入平均为1 049.68元，占总收入的66.76%，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非农业收入高达1 436.63元，占总收入的71.42%，其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在收入水平最低的A组农户，有外出和没有外出户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的依赖越强，收入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
2.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随身带回或汇款寄回家的钱，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统筹使用的，很难区分这部分钱是怎样使用的，只能从总体上看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从表4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人均总消费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在子女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不同。
对于食品消费，表4反映出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人均消费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如果考虑流动出去的劳动力不再消费家庭食品，有劳动力外出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是419.55元。不过，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迁移出去，他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消费，所以，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在298.34元~419.55元之间，取其平均数为358.95元。那么，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相比而言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在食物消费方面仍然比较缺乏。
在子女教育消费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高约2.7倍，前者人均支出是130.88元，后者是356.08元。教育支出的高低与家庭所供养的学生数成正比。从表5对户均供养的学生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由于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学生数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数目直接决定教育费用的多少。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0.99人，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1.60人，而且高中生和大学生数后者比前者分别都高0.06人。在医疗费用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也要高，大约平均相差50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的平均医疗费高达256.04元，几乎是总支出的1/3，医疗费用过高成为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教育和医疗负担相当繁重，成为其今后摆脱贫困的主要制约因素。另外，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相比，前者收入高而支出低，后者收入较低而支出相对高。那么为什么这部分家庭收入低支出多，却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通过对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特征分析发现，有劳动力流动户在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资源上具有可以外出的优势：耕地面积相对少，家庭规模大，劳动力资源多。劳动力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6岁~24岁的青年人在流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参与了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17.66%，而在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作为正在就读的学生，没有计入劳动力（见表5、表6）。
3.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人力迁移以及营养与健康投入而获得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此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外出者本人和家庭学生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外出者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家庭学生受教育情况。
农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在“边学边干”中总体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增长了技术和才干，适应冲击的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在453名外出者中，换过2次或2次以上工作的占39.93%，工作的变换提高了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32.53%的外出者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27.40%认为“增长了见识”，有4.11%选择“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三项合计高达64.04%，反映出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缓解了“人文贫困”，贫困人口在知识水平、营养、疾病预防、健康长寿等方面的能力都有提高，并积累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外出者寄回家的钱除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外，列第二位的就是用于孩子上学，占总数17.12%；（2）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子女教育期望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愿意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学更多知识”的前者占78.11%，后者占69.38%。但是从前面得到的结论，外出者中年龄在16岁-24岁的占17.66%，外出者低龄化趋势直接导致对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替代。劳动力流动的低龄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远远小于同龄的劳动者，其后代很容易又因父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而得不到较好的基础能力培养，从而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4.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缓解了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从事农业的实际人口减少，直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流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土地的耕种上，有劳动力流动户中由父母耕种的占54.73%，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11.54%；由夫妻（有劳动力流动户中夫妻一人）耕种的前者占40.20%，后者占76.92%。这就是说，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家中父母来耕种，而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夫妻两人耕作。这与笔者对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分析相吻合，外出劳动力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到了54.39%，流动户多是年轻劳动力外出，父母在家种地务农。
其次，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提高。比较两类农户农业机械（以摩托车③、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为代表）的拥有量，有劳动力农户分别平均每6.17户、19.73户和22.77户有1辆摩托车、托拉机和三轮车而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每5.78户有1辆摩托车，基本上不拥有拖拉机和三轮车价值较高的农机。再者，近年来一些节劳型小型农具（玉米脱粒机、耕地机、打麦机、农药喷雾机等）由于劳动力外出流动而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3.04%在缺劳动力时“雇佣别人”，这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后能给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
最后，对于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是否有劳动力没有必然联系，80%以上农户认为近年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农业种植品种和结构的安排上，没有流动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和“什么好卖种什么”的都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没有劳动力流动户解决口粮和增加收入都依赖于农业。反映在种田目的上，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认为“吃饭挣钱都要靠种地”的占19.61%，而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只有11.82%选择了此项。但是有劳动力流动户中有83.78%“种地为了吃饭”，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户9.27%。这就是说，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农业和打工分别有分工，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提供收入来源。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意识比较强，有6.14%选择“什么好卖种什么”，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3.92%有此认识，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长期传统，倒茬也是决定农业种植产品和结构的重要因素（见表7）。
在实地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劳动力流动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对土地的耕作有粗放化的趋势，他们会因为缺少劳动力多种一些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小麦和土豆等。尽管如此，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在：（1）对农药、化肥、种子等的农业投入，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43.6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21.88元，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进步；（2）在土地耕种面积基本没变的情况下，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农业收入为395.8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为347.4元。很明显，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业投入比没有流动户高，其从农业中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也高于没有力流动户，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是一种补充，有利于贫困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
5.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劳动力流动首先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新的选择，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人们不能与生态和谐相处时，通过迁移的方式摆脱原有生态约束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劳动力流动后，新的工作形态和新的收入来源，减轻了人口对自然与生态的依赖性，对由于生态导致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土地是贫困地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资源，是他们最有力的生存保障。有劳动力流动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094047hm2（1.41）和0.097382hm2（1.46亩）。对于有劳动力流动的这部分家庭，如果仅以实际务农的人口来计，这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从原来平均的0.094047hm2（1.41亩）增加到平均0.132733hm2（1.99亩），平均增加了0.038686hm2（0.58亩）。劳动力外出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状况。
对于退耕还林，有劳动力外出户表现得更加积极，参与退耕的比例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前者为8.11%，后者为7.84%。另外，访谈中了解到，外出打工后，在钱家坝村、韩赵家村和团结村存在的许多农民挖虫草、挖野生药材的现象减少了，农民开始有了自觉保护生态的意识。有劳动力外出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耕种土地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农户中有3.92%的农户除了种植自家的土地外，还租种了别人家的土地，有外出劳动力流动农户只有2.03%租种了别人的土地。劳动力外出打工加快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三、结论
1.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为了摆脱生存环境的一种选择，与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农村的普遍贫困和农民的生存理性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④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外出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17.22%，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58%。
2. 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流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并且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有利于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劳动力外出弱化了二元结构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制约，也对城市建立适应流动人口的各项新制度提出了要求。
3. 总体来看，样本村农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消费较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重视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的教育、医疗负担过重的现实。尤其对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严重，这对建立适应农村贫困人口的中高等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险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流动劳动力中，16岁~24岁的青年人占17.66%，他们的外出是对中高等教育的替代，这种替代在短期内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是他们上学的意愿很强烈，这一选择对他们是“痛苦”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教育投入缺乏—人力资本水平得不到提高—收入更低—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教育扶贫要特别重视这部分群体的需要，切实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
注释：
①据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收入水平有低报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心里上更希望让别人知道的艰难处境以获得外界的帮助。
②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在相对落后的山区，摩托车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农业机械，承担运送化肥、农药、粮种等任务。
④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2000/2001世界银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2］叶普万．贫困经济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西奥多·W·舒尔茨著.人力资本投资［M］．吴珠华，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4］阿玛蒂亚·森著.贫困饥荒［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都阳，朴之水．劳动力迁移收入转移与贫困变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3，（5）.
［6］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性［J］．经济问题，2004，（10）.
［7］张永丽，王文娟．甘肃新农村建设与扶贫开发的耦合机制［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1）.
［8］吴国宝．中国劳务输出扶贫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学诗
责任校对：武占江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缓解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01－００15-06
农村劳动力以外出打工形式向城市的流动已经成为中国农村地区的普遍现象。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形成了很多研究文献。劳动力迁移对于农村经济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数量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变化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迁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组织的农村住户劳动力抽样调查，2000年外出半年以上的劳动力的人均收入转移为4 522元（蔡昉等，2002）。就贫困地区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动成为改善和缓解农村人口贫困的重要途径（吴国宝，2001）。
为深入研究劳动力流动在缓解贫困中的地位和作用，本课题组于2006年底、2007年初对甘肃六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村（见表1）作了深入的社会调查。调查的村庄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这些地区的共同特征是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文化教育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低。农民不仅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教育、医疗和政治权利等方面相对“缺乏”。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348个（1户为1个样本），其中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296户，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为52户。调查涉及总人口1 818人，其中有16岁~64岁劳动力949人，其中有外出劳动力453人，占总劳动力数的47.73%。调查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为1 529.45元，比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694.55元。在348个样本中，有78户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涉及总人口415人，贫困发生率为22.83%（见表2）。调查村庄人民收入水平低，劳动力流动数量大，劳动力外出最明显的是增加家庭收入。
一、样本农户贫困的原因
关于贫困产生的原因，理论研究比较多，不同的学者对其有不同的认识。经济学家纳克斯（1953）“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是“资本缺乏”，舒尔茨（1960）认为贫困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阿玛蒂亚·森（1976）认为贫困是因为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刘易斯（1959）提出贫困表现为自我维持的一种文化体系，这种亚文化保守落后，并在代际之间传递。世界银行（2001）在千年发展报告中提出产生贫困的原因是某些个体或社会群体脆弱性高，即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性大，而且在遭遇风险时极易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认可的水平之下。通过对调查样本的具体分析，发现样本村贫困的原因既有自然和生态这种原发性因素，又是人力资本水平、社会文化落后和制度缺失等综合因素作用形成的恶性循环。
1. 自然条件恶劣是贫困人口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从耕地资源状况来看，甘肃省川口村和涧沟村没有可灌溉的水地，只有少量平地，其余均是山地。会宁村、团结村、韩赵家村和钱家坝村人均水地面积分别只有0.010672hm2、0.001334hm2、0.017342hm2、0.000667hm2（0.16亩、0.02亩、0.26亩、0.01亩），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样本村年降雨量极少，平均年降雨量仅为200毫米~400毫米，农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极度缺乏。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地质条件，这些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仅面临严重的干旱，而且面临风灾、霜冻、冰雹、洪灾和病虫害等自然灾害。
2. 教育文化水平落后是贫困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思想观念的塑造和知识技能的获得都要靠教育来实现。在调查的农户中，348个户主（98%是男性）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5.75%，初中文化程度占24.14%，小学文化程度占46.84%，而文盲半文盲人口高达16.38%。由于农村长期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受教育情况远远比这个水平差。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不仅使农业生产技术水平长期停滞不前，而且使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对其他非农职业的竞争力和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力极低，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和土地产出率低的格局，萎缩了贫困农户对经济机会的选择能力，强化了人口对土地的依赖，加剧了人们对生态的掠夺。
3. 传统社会文化是贫困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美国学者刘易斯就认为，贫困与其所拥有的脱离主流的“亚文化”有关。贫困地区既有的地理位置，使得贫困人口居住偏远，与外界联系很少，人们思想保守、封闭、不开放，对新技术新事物的感知能力和接受能力十分缺乏，使得教育这种通过科学文化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预期效果。调查数据显示，有83.5%的被访者表示近年来农产品品种没有变化，80.98%表示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问到怎样决定种植什么作物时，选择根据“倒茬的老传统或是吃什么就种什么”这两项的农户占77.03%。传统文化固化了农民的思想，形成了一个文化与贫困的恶性怪圈：贫困—思想观念落后—不重视教育—文化素质更低—更加贫困。
4. 制度因素是样本村贫困人口存在的根源之一。这里主要指以中国城乡分置的二元体制为主的实体制度所造成的农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的缺失。农民缺乏参与政治决策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也没有享受到属于公共产品的道路交通、供水供电、灌溉等基础设施服务，并且农民教育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等社会权益的缺失更加严重。在被调查的川口村等6个样本村，历史上已经形成了很多基础公共产品欠账的问题，虽然已纳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但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农民在面临自然灾害、疾病、市场风险和其他突发事件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保障，很容易受到这些因素冲击的影响而陷入生活困境，遭受贫困的折磨。
总体来看，收入水平的低下只是贫困的表象特征，贫困的内涵和原因是多元性的。样本村在自然因素、教育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的互相作用下，与贫困之间形成了多个互相作用的恶性循环怪圈，在没有足够强大的外部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循环难以被打破，使得贫困在代际之间进行传递，贫困“生产”贫困。样本村农民面临着极大的自然风险，受自身能力的限制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又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农民“脆弱性高”，很容易遭遇贫困。
二、劳动力流动与缓解贫困的实证分析
1.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水平和结构的影响。贫困地区的农民面临的一个首要困境就是收入水平低下，以致其难以维持正常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其首要动机就是增加家庭收入。根据表2中数据，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人均总收入普遍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前者平均高于后者680.98元①。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外出打工改变了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收入结构，打工成为总收入的主要支持力量。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本地非农产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63.13%，在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仅占10.94%。这表明外出打工是对本地非农产业的一种替代，是劳动力不愿或不能在本地就业时的一种积极选择。
表3中详细列出了不同收入水平层次人口的收入结构，总收入水平越高，打工收入和非农收入的绝对增长量越快，而且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越高。在收入最高的C组中，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打工收入平均为1 049.68元，占总收入的66.76%，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非农业收入高达1 436.63元，占总收入的71.42%，其农业收入所占比重较小。在收入水平最低的A组农户，有外出和没有外出户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来源，农业收入占到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收入的依赖越强，收入水平越低，越容易陷入贫困。
2. 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劳动力外出打工随身带回或汇款寄回家的钱，是作为家庭收入的一部分统筹使用的，很难区分这部分钱是怎样使用的，只能从总体上看其对农户消费的影响。从表4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的人均总消费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主要差别在于两者在子女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不同。
对于食品消费，表4反映出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人均消费几乎没有差异。但是如果考虑流动出去的劳动力不再消费家庭食品，有劳动力外出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是419.55元。不过，劳动力并没有完全迁移出去，他还有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消费，所以，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的平均食品支出应该在298.34元~419.55元之间，取其平均数为358.95元。那么，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用于食品的支出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相比而言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在食物消费方面仍然比较缺乏。
在子女教育消费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高约2.7倍，前者人均支出是130.88元，后者是356.08元。教育支出的高低与家庭所供养的学生数成正比。从表5对户均供养的学生数的统计可以看出，由于当前农村义务教育的基本普及，学生数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数目直接决定教育费用的多少。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0.99人，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户均学生数为1.60人，而且高中生和大学生数后者比前者分别都高0.06人。在医疗费用上，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也要高，大约平均相差50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的平均医疗费高达256.04元，几乎是总支出的1/3，医疗费用过高成为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总之，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教育和医疗负担相当繁重，成为其今后摆脱贫困的主要制约因素。另外，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相比，前者收入高而支出低，后者收入较低而支出相对高。那么为什么这部分家庭收入低支出多，却没有劳动力外出打工？通过对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和没有劳动力流动家庭特征分析发现，有劳动力流动户在劳动力数量和土地资源上具有可以外出的优势：耕地面积相对少，家庭规模大，劳动力资源多。劳动力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16岁~24岁的青年人在流动家庭中作为劳动力参与了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17.66%，而在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中作为正在就读的学生，没有计入劳动力（见表5、表6）。
3.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劳动者人力资本主要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人力迁移以及营养与健康投入而获得②。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此主要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外出者本人和家庭学生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外出者知识技能、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和家庭学生受教育情况。
农民到比较发达的城市打工，在“边学边干”中总体素质发生了质的飞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增长了技术和才干，适应冲击的能力和心理适应能力提高。在453名外出者中，换过2次或2次以上工作的占39.93%，工作的变换提高了劳动者的适应能力。对于打工后自身的变化，有32.53%的外出者表示“思想观念更加开放”，有27.40%认为“增长了见识”，有4.11%选择“学到了新的知识和技术”，这三项合计高达64.04%，反映出流动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改善和提高。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缓解了“人文贫困”，贫困人口在知识水平、营养、疾病预防、健康长寿等方面的能力都有提高，并积累了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1）外出者寄回家的钱除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外，列第二位的就是用于孩子上学，占总数17.12%；（2）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子女教育期望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愿意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学更多知识”的前者占78.11%，后者占69.38%。但是从前面得到的结论，外出者中年龄在16岁-24岁的占17.66%，外出者低龄化趋势直接导致对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替代。劳动力流动的低龄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年轻劳动力的适应性就业在短期内迅速地改善了家庭贫困状况，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这部分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弱，其获得收入的机会和能力将远远小于同龄的劳动者，其后代很容易又因父代在就业市场中的不利而得不到较好的基础能力培养，从而引发贫困的“代际传递”。
4.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缓解了贫困地区的收入贫困，提高了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从事农业的实际人口减少，直接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对流出地的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表现在土地的耕种上，有劳动力流动户中由父母耕种的占54.73%，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11.54%；由夫妻（有劳动力流动户中夫妻一人）耕种的前者占40.20%，后者占76.92%。这就是说，在劳动力配置方面，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家中父母来耕种，而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农户家中土地主要由夫妻两人耕作。这与笔者对劳动力流动特征的分析相吻合，外出劳动力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占到了54.39%，流动户多是年轻劳动力外出，父母在家种地务农。
其次，家庭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农民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提高。比较两类农户农业机械（以摩托车③、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为代表）的拥有量，有劳动力农户分别平均每6.17户、19.73户和22.77户有1辆摩托车、托拉机和三轮车而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每5.78户有1辆摩托车，基本上不拥有拖拉机和三轮车价值较高的农机。再者，近年来一些节劳型小型农具（玉米脱粒机、耕地机、打麦机、农药喷雾机等）由于劳动力外出流动而得到广泛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3.04%在缺劳动力时“雇佣别人”，这就是说劳动力外出后能给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创造直接的就业机会。
最后，对于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的引进，与是否有劳动力没有必然联系，80%以上农户认为近年农产品品种和农业技术没有变化。在农业种植品种和结构的安排上，没有流动户选择“吃什么种什么”和“什么好卖种什么”的都高于有劳动力流动户，没有劳动力流动户解决口粮和增加收入都依赖于农业。反映在种田目的上，没有劳动力外出的家庭认为“吃饭挣钱都要靠种地”的占19.61%，而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只有11.82%选择了此项。但是有劳动力流动户中有83.78%“种地为了吃饭”，高于没有劳动力流动户9.27%。这就是说，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对农业和打工分别有分工，农业解决吃饭问题，打工提供收入来源。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意识比较强，有6.14%选择“什么好卖种什么”，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只有3.92%有此认识，不过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长期传统，倒茬也是决定农业种植产品和结构的重要因素（见表7）。
在实地访谈中，笔者也了解到，劳动力流动在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和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家中主要劳动力外出后，有劳动力流动家庭对土地的耕作有粗放化的趋势，他们会因为缺少劳动力多种一些易于管理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小麦和土豆等。尽管如此，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表现在：（1）对农药、化肥、种子等的农业投入，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43.6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平均为121.88元，这种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进步；（2）在土地耕种面积基本没变的情况下，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农业收入为395.89元，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为347.4元。很明显，有劳动力流动户对农业投入比没有流动户高，其从农业中所获得的平均收益也高于没有力流动户，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民家庭收入是一种补充，有利于贫困人口经济状况的改善。
5.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劳动力流动首先是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新的选择，当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自然资源无法承受超负荷的人口压力，人们不能与生态和谐相处时，通过迁移的方式摆脱原有生态约束成为他们的惟一选择。劳动力流动后，新的工作形态和新的收入来源，减轻了人口对自然与生态的依赖性，对由于生态导致的贫困起到缓解作用。土地是贫困地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资源，是他们最有力的生存保障。有劳动力流动户和没有劳动力流动户，人均耕地面积分别为0.094047hm2（1.41）和0.097382hm2（1.46亩）。对于有劳动力流动的这部分家庭，如果仅以实际务农的人口来计，这类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从原来平均的0.094047hm2（1.41亩）增加到平均0.132733hm2（1.99亩），平均增加了0.038686hm2（0.58亩）。劳动力外出减轻了对土地的压力，能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人多地少的矛盾状况。
对于退耕还林，有劳动力外出户表现得更加积极，参与退耕的比例高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前者为8.11%，后者为7.84%。另外，访谈中了解到，外出打工后，在钱家坝村、韩赵家村和团结村存在的许多农民挖虫草、挖野生药材的现象减少了，农民开始有了自觉保护生态的意识。有劳动力外出与没有劳动力外出户耕种土地的数量基本没有变化，但是没有劳动力外出农户中有3.92%的农户除了种植自家的土地外，还租种了别人家的土地，有外出劳动力流动农户只有2.03%租种了别人的土地。劳动力外出打工加快了农村土地的流转，有利于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实现。
三、结论
1.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为了摆脱生存环境的一种选择，与其他农村劳动力一样，农村的普遍贫困和农民的生存理性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原因。④在有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打工收入占总收入的64.31%，成为家庭总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力外出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绝对贫困发生率，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17.22%，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户贫困发生率为58%。
2. 劳动力流动对生态环境、流动者本人的人力资本水平、文化观念和制度因素都有一定的正面影响，并且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有利于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推广使用。劳动力外出弱化了二元结构制度对农村人口的制约，也对城市建立适应流动人口的各项新制度提出了要求。
3. 总体来看，样本村农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消费较高，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教育和健康保健的重视意识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农民的教育、医疗负担过重的现实。尤其对于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因教致贫”、“因病致贫”现象相当严重，这对建立适应农村贫困人口的中高等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保险提出了迫切要求。在流动劳动力中，16岁~24岁的青年人占17.66%，他们的外出是对中高等教育的替代，这种替代在短期内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但是他们上学的意愿很强烈，这一选择对他们是“痛苦”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贫困—教育投入缺乏—人力资本水平得不到提高—收入更低—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因此，教育扶贫要特别重视这部分群体的需要，切实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
注释：
①据作者根据实际调查情况来看，没有劳动力流动农户收入水平有低报的情况，因为他们在心里上更希望让别人知道的艰难处境以获得外界的帮助。
②西奥多·W·舒尔茨著、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③在相对落后的山区，摩托车不仅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重要的农业机械，承担运送化肥、农药、粮种等任务。
④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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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武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