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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辅佐毛泽东建设新中国的历程,寻常人早已经深入了解｡但建国后他是怎样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和临危之中处理灾难的,寻常人并不一定深入了解｡日前,曾经给新中国总理驾驶过飞机的两位机长,满含深情地回忆自己是如何在“文革”期间为总理服务的,他们又是怎样亲眼看见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高压,以及面对病魔､面对灾难性天气､面对艰难时势时,所表现出的一个伟人具有的精神风貌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气流咬紧牙关坚持飞行
“文革”期间的一天,已是傍晚时分,我们接到紧急起飞命令:“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恩来总理接回北京!”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
飞机升空后气流翻滚而来,好不容易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了｡
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还可使机体损坏｡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便和总理协商｡
总理问道:“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我是机长,立即站起来回总理的话｡“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从6000米至10000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8000米稍微好一点｡”周总理听了,很干脆地说:“好,就飞8000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周恩来面对恶劣气象情况还是决定紧急赶回北京｡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咬紧牙关工作,飞机终于返回了北京｡
(据王进忠回忆)
艰难时势承担重任拖着病体走上飞机
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丁零零……”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我是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以为总理恢复了健康｡待叶帅话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帅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原来就在周总理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总理｡
1974年12月23日,天出奇的寒冷｡还是和以往一样,周恩来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然而与以前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周总理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总理的保健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而周总理的车开到飞机旁时,车门打开,我们没有见到总理利索地一头钻出来,竟是由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总理从汽车里搀扶出来｡我们知道周总理一向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但这一回,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毡呢帽,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尽管总理穿着很多,却遮掩不住他瘦削的身躯｡从车上下来后,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可再走几步他又偏到了另一侧｡总算到了舷梯,总理一只手借助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
在卫士搀扶下,周总理终于“攀”上了飞机｡待他们将总理安顿好后,我敲开了总理客舱的门｡大概因为休息了一会儿,总理的精神显得好一些了｡这时飞机起飞了,总理说:“我已经一年多不坐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八个多月｡不过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看来我就是和飞机有缘｡”说着,他掉头看了看机窗外,“三叉戟不错,飞得稳,速度又快｡今后我还坐这种飞机｡”过了一会儿,总理又说:“五十年代,我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多;六十年代,我有意多坐民航的飞机｡以后我再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听着总理这些非常乐观的话,几乎使我忘记了眼前的现实:“总理,您实在太劳累了｡开完四届人大好好地休息休息,等恢复了体力,健康自然也就恢复了｡”总理听了笑了笑,对我说:“希望是这样子｡与疾病也需要作斗争,但要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况已是不容易的了｡”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怕总理看见我挂在脸颊上的眼泪,忙站起身匆匆退到门外｡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
(据杨扶真回忆)
(据《老年文汇报》)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气流咬紧牙关坚持飞行
“文革”期间的一天,已是傍晚时分,我们接到紧急起飞命令:“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恩来总理接回北京!”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
飞机升空后气流翻滚而来,好不容易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了｡
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还可使机体损坏｡空军首长接到我们报告的天气情况后,认为总理专机不宜当即返回北京,便和总理协商｡
总理问道:“天气怎么个不好?究竟能不能回北京?”“空中强度气流,颠簸得很厉害｡”我是机长,立即站起来回总理的话｡“哪个高度层颠得厉害?”“从6000米至10000米,每个高度层都很厉害｡来的时候我们都试探过了｡”“相比较哪个高度层要好一些呢?”沉默一会儿后,有人报告:“8000米稍微好一点｡”周总理听了,很干脆地说:“好,就飞8000米!你们既然可以飞来,我为什么就不能飞回去呢?我们走!”周恩来面对恶劣气象情况还是决定紧急赶回北京｡
恰在此时,收到北京发来的电报:“侧风60度,风速每秒18米!”风速这样大,又接近正侧风,飞机降落地面时稍有不慎,就会被风掀个底朝天｡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一气上升到6000米,颠簸,继续爬高到7000米,还是颠簸,再爬至预计的8000米,仍然强烈颠簸｡接着上到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领航员吐了,机械师吐了,只有紧握驾驶杆的飞行员全力以赴同气流抗争｡周总理一向以坐飞机从不晕机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吃了两次晕机灵,仍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我们不忍心让周总理继续受罪,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并派一个人到后舱向总理请示｡周总理一见到他,马上强打精神,关切地问:“你们怎么样?还能坚持吗?”看到总理此时仍想着别人,这位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什么也没说,他知道没有必要说什么｡
大家咬紧牙关工作,飞机终于返回了北京｡
(据王进忠回忆)
艰难时势承担重任拖着病体走上飞机
1974年12月22日深夜12点｡“丁零零……”一阵响亮的铃声打破了夜的寂静,我抓过话筒,自报家门——“我是杨扶真!”“杨扶真啊!我是叶剑英｡23日中午1点钟,周总理要去长沙｡你派噪音小的三叉戟吧,挑选一架发动机好的飞机……”
我们早已从各种渠道得知周总理生病住院的消息,听到叶帅说总理要去外地,以为总理恢复了健康｡待叶帅话一停,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叶帅,总理的病已经痊愈了吗?”电话那一头静静地好大一阵子没有回音,我疑惑地对着话筒“喂喂”地叫了几声,叶帅这才回答道:“总理的病并没有好,但他必须去长沙,这任务非他莫属!”原来就在周总理临出发的前几天,医生又发现他大便里有血,需要检查治疗｡可离四届人大召开只有20天了,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汇报,以得到他的支持和认可｡还有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等,也都必须向毛主席汇报｡而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有周总理｡
1974年12月23日,天出奇的寒冷｡还是和以往一样,周恩来总理非常准时地到了机场｡然而与以前不同之处也非常明显,首先在周总理乘坐的小轿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小轿车,那是一个由心血管专家､泌尿科专家,另加总理的保健医生和一名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而周总理的车开到飞机旁时,车门打开,我们没有见到总理利索地一头钻出来,竟是由一名卫士探进了半个身子,把总理从汽车里搀扶出来｡我们知道周总理一向不喜欢穿厚重的大衣,不喜欢戴帽子,但这一回,不仅裹着厚厚的大衣,头上戴着毡呢帽,还捂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尽管总理穿着很多,却遮掩不住他瘦削的身躯｡从车上下来后,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来｡总理的身体不住地左右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在卫士的帮助下才好不容易纠正过来,可再走几步他又偏到了另一侧｡总算到了舷梯,总理一只手借助扶手支撑着身体,由卫士搀扶了另一只胳膊,艰难地向飞机“攀登”｡
在卫士搀扶下,周总理终于“攀”上了飞机｡待他们将总理安顿好后,我敲开了总理客舱的门｡大概因为休息了一会儿,总理的精神显得好一些了｡这时飞机起飞了,总理说:“我已经一年多不坐飞机了,在医院里住了八个多月｡不过现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看来我就是和飞机有缘｡”说着,他掉头看了看机窗外,“三叉戟不错,飞得稳,速度又快｡今后我还坐这种飞机｡”过了一会儿,总理又说:“五十年代,我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多;六十年代,我有意多坐民航的飞机｡以后我再坐你们空军的飞机｡”听着总理这些非常乐观的话,几乎使我忘记了眼前的现实:“总理,您实在太劳累了｡开完四届人大好好地休息休息,等恢复了体力,健康自然也就恢复了｡”总理听了笑了笑,对我说:“希望是这样子｡与疾病也需要作斗争,但要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况已是不容易的了｡”我看总理骨瘦如柴的样子｡两行热泪忍不住夺眶而出,我怕总理看见我挂在脸颊上的眼泪,忙站起身匆匆退到门外｡总理沉默着,什么都没有说｡估计他已经看见我的泪水,也有些伤感｡
(据杨扶真回忆)
(据《老年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