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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他们对市民化的强烈愿望与尚未准备充分的城市相关改革之间错位严重，“准城市化”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影响和阻滞了中国城市化的正常发展与国内需求启动的进程。以启动内需为着眼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意愿、生存能力等因素，应按照“东小西大”原则，积极推进优势县域城镇与产业集群协调发展，从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住房和社保问题，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关键词]启动内需；新生代农民工；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4－0011－04
一、问题的提出
内需不足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的贫困。贫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差距的拉大。一种合理的内需启动方案是提高城市化率和减少农村人口。这不仅可以直接缩小城乡差距，还能扩大高质量商品的市场份额，从而激励厂商改善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相比于直接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和给农民补贴等方式，这更具有前瞻性和根本性。然而，城市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却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以“生存理性”为驱动的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条件改善后回归了农村，并未造成滞留城市的社会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群体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代农民工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占1.5亿农民工的60％。他们多数从学校走进城市，普遍缺乏农业经营经验，同时渴望融入城市，而城市相关改革的滞后却导致接纳效果难如人意，形成了工作在城市之中，身份却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准城市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不能成功融入城市而导致的经济拮据、政治失语及社会阻隔，不但不利于内需启动与经济转型，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准城市化”：市民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与第一代农民工以生存为目的的外出打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71.7％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和50.5％的男性青年农民工表示，“若条件允许，愿意在城市买房定居”。这预示着他们可能不愿再像父辈那样回归乡土，而寄望于融入城市。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按照城乡统筹、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路径来看，工业集聚催生城市，而城市发展又助力进一步的工业集聚和第三产业发展。随着交通成本的下降，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集聚效应的不断加强导致地租和工资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即“拥挤效应”出现，“拥挤效应”的增大带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转移，带动周边县域城镇发展，最终形成经济功能互补的“城镇圈”。按照这样的路径，无疑要能保证城市治理能力和人口承载力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我们就应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以拉动内需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然而从现实来看，城市的接纳能力却极其有限。
(一)落户城市成本高昂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很多城市出台了相应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普遍以农民工购买规定面积以上的住宅为落户主要条件之一。然而高起的房价令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在城市购买一套住房，价格动辄几十万元，农民工广泛聚集的东部地区则更为昂贵。农民工之所以外出务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家乡的贫穷，他们根本无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购买住房。而不落户就不可能取得城市户籍，附着在城市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也就无从谈起，遑论政治参与与社会认同，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所以即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工达到真正落户也遥不可期。落户成本高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下的诸多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占九成以上，其中初中以下学历超过半数。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就业、子女教育和医疗资源使用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很多城市在农民工落户条件中要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这直接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落户。其次，文化素质较低必然导致职业技能不高和就业范围狭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得以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无法摆脱弱势地位，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也是必然结果。低收入水平又反过来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以子女教育为例，据中国青少年中心的调查，有89.1％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子女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其中期望子女具有博士学历的农民工占38.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但现实是，即便农民工子女可以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依然会使其在以物质条件优劣和社会地位高低为基础的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结果无疑还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流入教学条件差的学校。
三、走出“准城市化”的迫切性
2008年，肇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东南沿海省市及其他部分省区由于对外需依赖程度高，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为9％，比上年下跌4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跌幅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弊端：高度依赖外需，内需尚未有效启动。该年外贸对GDP的贡献度仅为0.14％，比上年直落近1.6个百分点，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外需求失衡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隐患。而无论是近年来一直存在并于2010年初显的民工荒，还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抑或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全球的认可与施行，都预示着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软约束而建立起来的贸易优势将难以为继。
严重依赖难以掌控的外需有害经济稳定，故如果内需不及时启动，有出现经济剧烈波动的危险。如前所述，城市化在全面启动内需中的作用显著。虽然近年来城市化速度很快，似乎不需政策调控也能保证在数年之后就可以达到与工业化相协调的水平，但这种观点过于乐观。事实上，目前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口城市化率高估了其经济拉动能力。我们认为，完全城市化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农民市民化之后的生活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其二是政治权利与政治参与，即享有与原市民平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福利及政治话语权，以维护自身权益；其三是城市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社会歧视不再存在，自卑心理因文化融入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城市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只能称之为“准城市化”，即这种“城市化”还很有可能随常住人口的迁移而发生逆转，对内需启动与经济转型的作用也就较为有限。
基于此，把握时机，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 变“准城市化”为全面而彻底的城市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一项异常紧迫的任务。
四、“准城市化”难题的对策选择
县域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推进城镇化的两种途径，采取哪种形式，要视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就吸纳农民的可行性而言，繁荣农村经济以缩小城乡差别，从而变农民为市民可能更为可取，这主要归因于都市化受到两个方面的硬性制约而难以使农民工在短期内共享城市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农民的自身素质和积累能力，二是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这也是近年来很多中央重要文件强调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原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这为我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指引，即可以选取具有一定发展优势的县城或建制镇作为重点建设对象，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落户定居。发展优势县域城镇吸纳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定居，具有以下优势：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城镇迅速发展，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具备了较强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向县域优势城镇的集聚增强了其生产中心功能，许多城镇由交易中心发展成为重要的制造加工基地，东南沿海部分城镇还发展了外贸型经济。城镇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人口规模的扩大，与中心城市之间资本、人才和信息的交流增多，推动了第三产业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镇建设与工业集群在互相促进中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一些基础较好的县城和建制镇有望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达到相应规模，可为农民工提供诸多工作岗位，妥善解决就业问题。
(二)落户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可以接受
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目前为止，小城镇户籍实际已基本放开，落户“门槛”大幅降低。许多省份出台规定，只要外来务工人员在县域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或职业、生活来源，就可以申请成为城镇居民，并在就业、子女入学、参军、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原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保证了其诉求的政治实现。加之县域优势城镇经济基础较好，工作待遇基本不低于中心城市，而住房和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农民工往往选择家乡附近的城镇就业，熟悉工作环境，心理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三)逐渐具备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的条件
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和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许多优势城镇出现了大型商场和影院、体育馆等现代生活元素，随着城镇居民小区的不断增多和工作性质的改变，城市文明不断渗透到生活当中。城镇内三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生产分公司的落户和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使新生代农民工并不会因为在县域城镇工作而缺乏就业自豪感，普遍的社会认同可矫正在大城市中形成的自卑心理，从而以更加健康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四)“生存理性”回归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最初外出打工主要是由“发展理性”和“经济理性”驱动的，但从现实来看，这种理性并不稳定，无论是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和劳动收入与预期的巨大反差还是对城市住房和户籍的无奈，抑或是婚育年龄的到来，都迫使他们回归“生存理性”，选择更加务实的生活方式。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如果在家乡收入相当的话，有76.7％的人选择可以留在家乡，其中明确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为61.9％，只有4.6％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选择“不太愿意”的人数比例为18.6％。
五、“东小西大”的城镇化布局构想
(一)东部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建设，与中心城市结网发展
我国的东部地区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及其腹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中西部高，很多县在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发展中形成了“一县一色、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工业布局。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较高的工业集聚程度和优越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造就了除县城之外的很多工业强镇，“双核县”、“多核县”现象普遍存在，其中有许多建起了工业园区，不但解决了本镇农民就业问题，还吸纳了一定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初步具备了发展成小城市的良好基础。加之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聚集区，人口稠密，市场广阔，财力雄厚，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合理规划，对优势明显的县域经济核心镇给予支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县城为基地、县域优势城镇为卫星的结群城市带，以最大限度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二)中部加强县城产业集群建设，承市引镇
中部是我国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地区，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地落户、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同时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种养业系列开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但人口基数大且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县域城镇发展缓慢，产业布局分散，除县城外，优势镇相对较少。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同时县城经济达到了一定的集聚规模，具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应优先考虑壮大县城经济规模。积极承接东部和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导其向县城和三个以内的集群基础较好、有发展前景的建制镇有序集中。同时，可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走高新技术产业之路。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合作开发、试验及推广新产品、新工艺，带动产业集群上规模、上层次以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吸引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落户，不断繁荣县域经济。
(三)西部重点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加速集聚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气候干旱，缺水严重，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多戈壁、荒滩和沙漠等，人口稀少，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程度低，推进县域城镇建设成本高昂，且为主要农民工输出地而非输入地，吸纳能力有限。现阶段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相对协调，故应以发展中心城市为主，推进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当然，西部地区也存在发展基础较好和规模较大的县城和建制镇，对于这部分可以培养成经济增长极的县域城镇，可以重点、有序地推进产业集聚，扩大规模，走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协调发展之路。考虑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要限制自然经济条件一般的县域城镇发展，即便是扶植发展的城镇，也不能盲目求快求新，坚决禁止高污染企业乘机而入，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优先考虑劳动密集型与农牧产品系列开发型企业集聚。
[责任编辑 张桂露]
[关键词]启动内需；新生代农民工；准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1)04－0011－04
一、问题的提出
内需不足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的贫困。贫困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差距的拉大。一种合理的内需启动方案是提高城市化率和减少农村人口。这不仅可以直接缩小城乡差距，还能扩大高质量商品的市场份额，从而激励厂商改善产品质量，促进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相比于直接的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和给农民补贴等方式，这更具有前瞻性和根本性。然而，城市相关制度改革的滞后却使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以“生存理性”为驱动的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条件改善后回归了农村，并未造成滞留城市的社会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农民工群体的年龄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代农民工逐渐淡出人们视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占1.5亿农民工的60％。他们多数从学校走进城市，普遍缺乏农业经营经验，同时渴望融入城市，而城市相关改革的滞后却导致接纳效果难如人意，形成了工作在城市之中，身份却游离在城市之外的“准城市化”状态。新生代农民工由于不能成功融入城市而导致的经济拮据、政治失语及社会阻隔，不但不利于内需启动与经济转型，还威胁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准城市化”：市民化困境的必然结果
与第一代农民工以生存为目的的外出打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为了追求城市现代化的生活方式。2007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显示，71.7％的女性青年农民工和50.5％的男性青年农民工表示，“若条件允许，愿意在城市买房定居”。这预示着他们可能不愿再像父辈那样回归乡土，而寄望于融入城市。
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按照城乡统筹、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从城市发展的一般路径来看，工业集聚催生城市，而城市发展又助力进一步的工业集聚和第三产业发展。随着交通成本的下降，中心城市经济辐射范围不断扩大，集聚效应的不断加强导致地租和工资等生产成本的上升，即“拥挤效应”出现，“拥挤效应”的增大带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周边转移，带动周边县域城镇发展，最终形成经济功能互补的“城镇圈”。按照这样的路径，无疑要能保证城市治理能力和人口承载力随城市规模扩大而提高，我们就应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以拉动内需和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然而从现实来看，城市的接纳能力却极其有限。
(一)落户城市成本高昂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发布后，很多城市出台了相应政策，改革户籍制度，普遍以农民工购买规定面积以上的住宅为落户主要条件之一。然而高起的房价令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几乎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在城市购买一套住房，价格动辄几十万元，农民工广泛聚集的东部地区则更为昂贵。农民工之所以外出务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家乡的贫穷，他们根本无力在可预见的未来购买住房。而不落户就不可能取得城市户籍，附着在城市户籍之上的各种福利政策也就无从谈起，遑论政治参与与社会认同，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所以即便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农民工达到真正落户也遥不可期。落户成本高昂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最大障碍。
(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下的诸多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产物。高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占九成以上，其中初中以下学历超过半数。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低下直接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就业、子女教育和医疗资源使用等一系列问题。首先，很多城市在农民工落户条件中要求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这直接导致绝大多数农民工不可能落户。其次，文化素质较低必然导致职业技能不高和就业范围狭窄，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城乡统一的劳动市场得以建立，新生代农民工依然无法摆脱弱势地位，收入水平难以提高也是必然结果。低收入水平又反过来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待遇。以子女教育为例，据中国青少年中心的调查，有89.1％的新生代农民工期望子女具有大学以上学历，其中期望子女具有博士学历的农民工占38.8％。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非常重视子女教育。但现实是，即便农民工子女可以平等地享有城市公共教育资源，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依然会使其在以物质条件优劣和社会地位高低为基础的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最终结果无疑还是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流入教学条件差的学校。
三、走出“准城市化”的迫切性
2008年，肇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整个世界，导致全球经济衰退。中国东南沿海省市及其他部分省区由于对外需依赖程度高，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当年中国GDP实际增长率为9％，比上年下跌4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跌幅充分暴露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弊端：高度依赖外需，内需尚未有效启动。该年外贸对GDP的贡献度仅为0.14％，比上年直落近1.6个百分点，也从侧面反映出国内外需求失衡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隐患。而无论是近年来一直存在并于2010年初显的民工荒，还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抑或是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为全球的认可与施行，都预示着中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软约束而建立起来的贸易优势将难以为继。
严重依赖难以掌控的外需有害经济稳定，故如果内需不及时启动，有出现经济剧烈波动的危险。如前所述，城市化在全面启动内需中的作用显著。虽然近年来城市化速度很快，似乎不需政策调控也能保证在数年之后就可以达到与工业化相协调的水平，但这种观点过于乐观。事实上，目前以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口城市化率高估了其经济拉动能力。我们认为，完全城市化的内涵应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农民市民化之后的生活水平提高，主要体现在消费层次和质量的提高；其二是政治权利与政治参与，即享有与原市民平等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福利及政治话语权，以维护自身权益；其三是城市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社会歧视不再存在，自卑心理因文化融入而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城市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而只能称之为“准城市化”，即这种“城市化”还很有可能随常住人口的迁移而发生逆转，对内需启动与经济转型的作用也就较为有限。
基于此，把握时机，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 变“准城市化”为全面而彻底的城市化，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是一项异常紧迫的任务。
四、“准城市化”难题的对策选择
县域城镇化和都市化是推进城镇化的两种途径，采取哪种形式，要视具体情况综合分析。就吸纳农民的可行性而言，繁荣农村经济以缩小城乡差别，从而变农民为市民可能更为可取，这主要归因于都市化受到两个方面的硬性制约而难以使农民工在短期内共享城市改革发展成果：一是农民的自身素质和积累能力，二是政府公共产品供给能力。这也是近年来很多中央重要文件强调要壮大县域经济的原因。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规划水平和发展质量，当前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这为我们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提供了指引，即可以选取具有一定发展优势的县城或建制镇作为重点建设对象，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落户定居。发展优势县域城镇吸纳新生代农民工落户定居，具有以下优势：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达到一定规模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城镇迅速发展，城镇建设稳步推进，具备了较强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向县域优势城镇的集聚增强了其生产中心功能，许多城镇由交易中心发展成为重要的制造加工基地，东南沿海部分城镇还发展了外贸型经济。城镇工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人口规模的扩大，与中心城市之间资本、人才和信息的交流增多，推动了第三产业和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镇建设与工业集群在互相促进中逐渐形成良性循环，特别是一些基础较好的县城和建制镇有望发展成为中小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达到相应规模，可为农民工提供诸多工作岗位，妥善解决就业问题。
(二)落户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可以接受
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到目前为止，小城镇户籍实际已基本放开，落户“门槛”大幅降低。许多省份出台规定，只要外来务工人员在县域城镇有合法固定住所或职业、生活来源，就可以申请成为城镇居民，并在就业、子女入学、参军、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原城镇居民享受同等待遇，这保证了其诉求的政治实现。加之县域优势城镇经济基础较好，工作待遇基本不低于中心城市，而住房和日常生活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农民工往往选择家乡附近的城镇就业，熟悉工作环境，心理成本几乎可以忽略。
(三)逐渐具备吸引新生代农民工的条件
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和科教文卫等基础设施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许多优势城镇出现了大型商场和影院、体育馆等现代生活元素，随着城镇居民小区的不断增多和工作性质的改变，城市文明不断渗透到生活当中。城镇内三资企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生产分公司的落户和本地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带来了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技术，使新生代农民工并不会因为在县域城镇工作而缺乏就业自豪感，普遍的社会认同可矫正在大城市中形成的自卑心理，从而以更加健康积极的心态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
(四)“生存理性”回归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最初外出打工主要是由“发展理性”和“经济理性”驱动的，但从现实来看，这种理性并不稳定，无论是工作环境、劳动强度和劳动收入与预期的巨大反差还是对城市住房和户籍的无奈，抑或是婚育年龄的到来，都迫使他们回归“生存理性”，选择更加务实的生活方式。一项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如果在家乡收入相当的话，有76.7％的人选择可以留在家乡，其中明确表示非常愿意和比较愿意的比例为61.9％，只有4.6％的人明确表示不愿意，选择“不太愿意”的人数比例为18.6％。
五、“东小西大”的城镇化布局构想
(一)东部积极推进县域城镇建设，与中心城市结网发展
我国的东部地区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及其腹地，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都较中西部高，很多县在与中心城市的协调发展中形成了“一县一色、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工业布局。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较高的工业集聚程度和优越的城镇基础设施条件，造就了除县城之外的很多工业强镇，“双核县”、“多核县”现象普遍存在，其中有许多建起了工业园区，不但解决了本镇农民就业问题，还吸纳了一定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初步具备了发展成小城市的良好基础。加之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聚集区，人口稠密，市场广阔，财力雄厚，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在加大引资力度的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合理规划，对优势明显的县域经济核心镇给予支持。积极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优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形成以城市为中心、县城为基地、县域优势城镇为卫星的结群城市带，以最大限度吸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
(二)中部加强县城产业集群建设，承市引镇
中部是我国劳动力输出最多的地区，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地落户、就业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部地区经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同时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发展种养业系列开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之路。但人口基数大且经济发展落后导致县域城镇发展缓慢，产业布局分散，除县城外，优势镇相对较少。中部地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同时县城经济达到了一定的集聚规模，具备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基础，应优先考虑壮大县城经济规模。积极承接东部和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引导其向县城和三个以内的集群基础较好、有发展前景的建制镇有序集中。同时，可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走高新技术产业之路。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广泛联系，合作开发、试验及推广新产品、新工艺，带动产业集群上规模、上层次以拉动第三产业发展，吸引本地劳动力就地就业落户，不断繁荣县域经济。
(三)西部重点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加速集聚
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气候干旱，缺水严重，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较差，多戈壁、荒滩和沙漠等，人口稀少，公共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程度低，推进县域城镇建设成本高昂，且为主要农民工输出地而非输入地，吸纳能力有限。现阶段西部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相对协调，故应以发展中心城市为主，推进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当然，西部地区也存在发展基础较好和规模较大的县城和建制镇，对于这部分可以培养成经济增长极的县域城镇，可以重点、有序地推进产业集聚，扩大规模，走城镇化和工业化持续协调发展之路。考虑到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要限制自然经济条件一般的县域城镇发展，即便是扶植发展的城镇，也不能盲目求快求新，坚决禁止高污染企业乘机而入，应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优先考虑劳动密集型与农牧产品系列开发型企业集聚。
[责任编辑 张桂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