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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量精力投入到青少年报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中，可以视为叶圣陶先生为实现自己教育理想而进行的努力。1931年1月，叶圣陶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到开明书店当协理，主编《中学生文艺》和《中学生》杂志。《中学生》杂志创刊于1930年1月，起先由夏丏尊主编。《中学生》杂志自始就像和煦的春风，薰沐着广大的读者。自1931年3月号（总第13号）起，改由叶圣陶主编。叶圣陶在介绍辞中说，《中学生》是“为中学一切利益而努力的刊物”。他“每天看几十封来信”，从而能准确地“把握住青年人的情绪和需要”，使《中学生》“紧密地渗透在那个时代青年人的生活、知识与思想当中”（王天一《你所知道的自己》，刊《中学生》1946年8月号）。
数以万计的学生家长把《中学生》称为“子弟杂志”，把主编《中学生》的夏丏尊和叶圣陶称为中学生的“保姆”；青年学生把《中学生》作为“课余良伴”，把夏丏尊和叶圣陶推崇为他们最敬佩的良师益友。叶圣陶以《中学生》为园地，给“数以万计的中学生”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又以《中学生》为课堂，指导青年学生“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了解时事，怎样认识我们民族的危机和将来努力的途径”（觉民《我和〈中学生〉》，刊《中学生》1946年1月号），懂得如何去“爱”，如何去“恨”。
一、《中学生》的“文章病院”
1932年2月号《中学生》开设了“文章病院”专栏，给“有病”的文章“一字一句的来下诊断治疗的工夫”“把文病指示给初学作文的人，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霜香《文病技谈》，刊《中学生》1947年1月号）。叶圣陶在《〈文章病院〉规约》中说：“本院只诊治病患者本身——文章，对于产生文章的作者绝不作任何评价，毫无人身攻击等卑劣意味。”
首批“收容”诊治的“病患者”包括《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第二号病患者——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第三号病患者——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
杂志出版后反响热烈。1933年1月号《中学生》又收容了第二批“病患者”，即《第四号病患者——今后申报努力的工作》。叶圣陶在这一期的《编辑后记》中说：
去年本志二月号曾刊载“文章病院”一次，颇得到读者界的赞许。说，“国文教师因为学生的文卷太多，总不能像这样仔细批改；而学生的文字确需要这样仔细批改，使他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否则第一回错了，经先生改正，第二回还是错，大家白费心力。‘文章病院’里所批改的文字诚然不是学生写的；但学生知道了人家的错误，又知道了这些错误应该怎样改正，到自己动手的时候，也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了。‘文章病院’功德无量呀！”听到这样的赞许，我们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更欲奋勉。只因琐事较多，又恐引起误会（我们录人家的文字原不过取来作例，若被认为别有用心，岂不就引起误会了？）所以不曾续作。但是，读者来信要求续作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对他们差不多负有一种责任，再不能贪图省事，顾虑旁的。于是，“文章病院”又在这一册里出现了。以后虽未必能每期都有，但决不致像去年那样间断到八期之久，这是可以预告的。
《编辑后记》重申了《〈文章病院〉规约》中只“诊治”文章的“病状”，纯属“写作技术”的思想。1933年5月号《中学生》收容了第三批“病患者”，即《第五号病患者——初级中学国文教本编辑条倒》和《第六号病患者——禁运军火案》。
“文章病院”收容的这六位“患者”，叶圣陶“诊治”了其中的三位，即《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第二号病患者——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第四号病患者——今后申报努力的工作》。给文章“治病”，不可能不牵及到“作者”。语言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在“诊治”国民党四届一次全会《宣言》时，叶圣陶抓住“病患者”欲盖弥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寻根刨底，揭开“病”因。1931年12月23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四届一次全会，全会的《宣言》在谈到“党”的任务时说：
“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大会认为尚有急需注意者。国内生产日渐衰落。因生产衰落而社会经济逐渐崩溃。因社会经济逐渐崩溃而失业日多。因失业多而赤匪之焰张……
很显然，这段话是当年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辩护词，也是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动员令。叶圣陶从写文章的常识这个角度出发，从《宣言》前后不连贯之处切入，揭露《宣言》的实质。他在“诊治”时说：
这里“国内生产日渐衰落”一语非常突兀。要说“日渐衰落”，前面就不能不说出原因，下文说“逐渐衰落”，说“日多”，说“更益衰落”，前面都说出原因，便是明证。再设一个譬喻：遇见一个朋友，突然对他说道，“我的身体日渐衰弱”，朋友必将问道，“为什么呢？”这就因为没有说明身体日渐衰弱的原因。如果说明因为什么什么病，故身体日渐衰弱，朋友就明白了，不会再问了。生产衰落岂是无因的呢？就常识着想，这里大可说我国因帝国主义之侵略与连年不息之内战，而“生产日渐衰落”……这样，至少在文字上是过得去了。
叶圣陶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帝国主义之侵略与连年不息之内战”是导致“国内生产日渐衰弱”的原因，那么《宣言》不讲“一致对外”，而在强调“赤匪之焰张”是“急需注意者”，这样做居心何在？看起来，叶圣陶的确是在“剖析文章本身的毛病”，但锋芒所向却是当年的民国政府投降卖国的嘴脸。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文化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前沿阵地。和所有的进步人士一样，叶圣陶面对的是“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敢于向当年的民国政府的《宣言》开刀，是要有胆量的。叶圣陶还在《中学生》1933年5月号“卷头言”《五月》中，指名道姓地抨击蒋介石。文章在谈到“国耻”时说：
讲到“国耻”，最近两年来我们所经受的可谓“耻”到极顶。国土失去了四省！同胞被杀戮的不计共数！若与“五三”、“五七”、“五九”、“五卅”那些事件相比较，那些事件将见得轻微不足道。可是反而不见有将定一个日子，题上“国耻”字样的事情。这大概因为可指的日子太多了，除非统而言之曰“国耻年”，不然便没有办法的缘故吧。
最近秦皇岛又失陷了，据报纸记载，“我军安全退出。”这教人啼笑俱非的“安全退出”四个字，与张学良的矢志不抵抗，汤玉麟的存心放弃热河，中央政府的满口“整个计划”、“全盘计划”而终于没有什么计划，具有同等的激刺力。北平的古物是三批四批地搬到南边来了，教育当局命令北平各校把图书、仪器也搬走。大概敌军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我军”就“安全退出”；这是真正的“整个计划！”至于古物、图书、仪器、“我军”之外的其他，那是不在“计划”之内的，被宰割，被毁灭，由他们去吧；这是“整个计划”的附则！
4月12日，各报都载着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对各将领的演说词，中间有这样的话：“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氏最近到上海时的谈话，则谓“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所以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无异投身火坑一样。”这都是坦白的话，痴心妄想地希望出兵收复失地的人可以取来参考的。
现在逢到五月里的几个纪念日，我们不禁起如下的感想。袁世凯和曹、陆、章之流受民众的诛罚固然不见苛刻，然相形之下，他们未免冤屈了。这是一层。所谓“国耻”者，到底纯由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呢，还是帝国主义之外，尚有给予我们“国耻”者在？这在今天特别需要研讨。否则“多难兴邦”呀，“知耻近乎勇”呀，全是自骗自的梦呓；现在是“国耻”，将来将没有逢得上“耻”字的国！这是又一层。
“所谓‘国耻’者，到底纯由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呢，还是帝国主义之外，尚有给予我们‘国耻’者在？”到底是“谁”的罪孽比卖国贼袁世凯、曹汝林、陆宗舆、章宗祥之流还要深重得多？这满腔愤激而又极其沉痛的话语，无疑地，会激活广大青年读者的心！
二、抨击“尊孔读经”推崇“固有文化”
1932年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毕业最低限度的第四条为“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于是，雕琢的、铺张的、艰涩的文言文恢复了社会宠儿的地位。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尊孔，规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这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止白话与强令读经》，迎合政府的旨意，鼓吹“复兴文言”，攻击白话文，说恢复“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必须仰仗“文言运动”之大力，“文言兴，白话亡，国德不被土苴视之，而后国强”。1935年2月，江亢虎等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异曲同工地宣传“旧文化”。在他们的鼓噪下，读载道的经世名文，写载道的经世名文，禁授白话教材，采用文言，成了施教要政。1937年2月，湖南军阀何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明令读经”的议案，主张自小学起至中学12年间，先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该提案经全会通过，交政委会“妥定办法”，把“尊孔读经”“复兴文言”说成了医治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的“特效的药石”。写文言文，写旧体诗，随意曲解儒家学说，对儒家学说没有研究，无所感，无所思，就呜呼噫嘻地跟在“军阀”和“权贵”后面应声学舌，成了时尚。1933年春，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高中部国文科的题目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显然是为“尊孔读经”推波助澜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复古思潮，叶圣陶意识到“尊孔读经”，就是“要把整个教育系统‘读经化’”，其目的就是要给青年“以无形的桎梏”，窒息他们的思想和自觉，使他们驯若羔羊，蠢如鹿豕，“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从而使统治者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读经”》，刊《中学生》1933年9月号），于是奋起反击。他说“不担负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的“中等学生”不用“读经”，也不用“读古文”。他说那些还不知道“‘经’为何物”，却偏要教“中等学生”读经的政客、学者、教育家，是不惜“葬送”青年来维护“封建势力的篱笆”。他说“古书是用古代的语文文字写成的，不容易读懂”，“古书未经整理，涉及学术思想大都杂乱无章，武断迷信，封建意识浓重，一般青年读者读了，非但得不到益处，还可能中毒受害”，像那些“政客、学者、教育家”一样，“自己陷在没落的退潮里，同时给前进的船加一点儿轻微的阻力罢了”（《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字》，刊《申报
数以万计的学生家长把《中学生》称为“子弟杂志”，把主编《中学生》的夏丏尊和叶圣陶称为中学生的“保姆”；青年学生把《中学生》作为“课余良伴”，把夏丏尊和叶圣陶推崇为他们最敬佩的良师益友。叶圣陶以《中学生》为园地，给“数以万计的中学生”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又以《中学生》为课堂，指导青年学生“怎样学习，怎样做人，怎样了解时事，怎样认识我们民族的危机和将来努力的途径”（觉民《我和〈中学生〉》，刊《中学生》1946年1月号），懂得如何去“爱”，如何去“恨”。
一、《中学生》的“文章病院”
1932年2月号《中学生》开设了“文章病院”专栏，给“有病”的文章“一字一句的来下诊断治疗的工夫”“把文病指示给初学作文的人，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霜香《文病技谈》，刊《中学生》1947年1月号）。叶圣陶在《〈文章病院〉规约》中说：“本院只诊治病患者本身——文章，对于产生文章的作者绝不作任何评价，毫无人身攻击等卑劣意味。”
首批“收容”诊治的“病患者”包括《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第二号病患者——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第三号病患者——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
杂志出版后反响热烈。1933年1月号《中学生》又收容了第二批“病患者”，即《第四号病患者——今后申报努力的工作》。叶圣陶在这一期的《编辑后记》中说：
去年本志二月号曾刊载“文章病院”一次，颇得到读者界的赞许。说，“国文教师因为学生的文卷太多，总不能像这样仔细批改；而学生的文字确需要这样仔细批改，使他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否则第一回错了，经先生改正，第二回还是错，大家白费心力。‘文章病院’里所批改的文字诚然不是学生写的；但学生知道了人家的错误，又知道了这些错误应该怎样改正，到自己动手的时候，也就不会犯这些错误了。‘文章病院’功德无量呀！”听到这样的赞许，我们一方面感到惭愧，一方面更欲奋勉。只因琐事较多，又恐引起误会（我们录人家的文字原不过取来作例，若被认为别有用心，岂不就引起误会了？）所以不曾续作。但是，读者来信要求续作的事实在太多了；我们对他们差不多负有一种责任，再不能贪图省事，顾虑旁的。于是，“文章病院”又在这一册里出现了。以后虽未必能每期都有，但决不致像去年那样间断到八期之久，这是可以预告的。
《编辑后记》重申了《〈文章病院〉规约》中只“诊治”文章的“病状”，纯属“写作技术”的思想。1933年5月号《中学生》收容了第三批“病患者”，即《第五号病患者——初级中学国文教本编辑条倒》和《第六号病患者——禁运军火案》。
“文章病院”收容的这六位“患者”，叶圣陶“诊治”了其中的三位，即《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第二号病患者——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言》《第四号病患者——今后申报努力的工作》。给文章“治病”，不可能不牵及到“作者”。语言问题归根结底是思想问题。在“诊治”国民党四届一次全会《宣言》时，叶圣陶抓住“病患者”欲盖弥彰、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寻根刨底，揭开“病”因。1931年12月23日，国民党召开了中央四届一次全会，全会的《宣言》在谈到“党”的任务时说：
“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大会认为尚有急需注意者。国内生产日渐衰落。因生产衰落而社会经济逐渐崩溃。因社会经济逐渐崩溃而失业日多。因失业多而赤匪之焰张……
很显然，这段话是当年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的辩护词，也是实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动员令。叶圣陶从写文章的常识这个角度出发，从《宣言》前后不连贯之处切入，揭露《宣言》的实质。他在“诊治”时说：
这里“国内生产日渐衰落”一语非常突兀。要说“日渐衰落”，前面就不能不说出原因，下文说“逐渐衰落”，说“日多”，说“更益衰落”，前面都说出原因，便是明证。再设一个譬喻：遇见一个朋友，突然对他说道，“我的身体日渐衰弱”，朋友必将问道，“为什么呢？”这就因为没有说明身体日渐衰弱的原因。如果说明因为什么什么病，故身体日渐衰弱，朋友就明白了，不会再问了。生产衰落岂是无因的呢？就常识着想，这里大可说我国因帝国主义之侵略与连年不息之内战，而“生产日渐衰落”……这样，至少在文字上是过得去了。
叶圣陶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既然“帝国主义之侵略与连年不息之内战”是导致“国内生产日渐衰弱”的原因，那么《宣言》不讲“一致对外”，而在强调“赤匪之焰张”是“急需注意者”，这样做居心何在？看起来，叶圣陶的确是在“剖析文章本身的毛病”，但锋芒所向却是当年的民国政府投降卖国的嘴脸。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文化围剿”与“反围剿”斗争最激烈的前沿阵地。和所有的进步人士一样，叶圣陶面对的是“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敢于向当年的民国政府的《宣言》开刀，是要有胆量的。叶圣陶还在《中学生》1933年5月号“卷头言”《五月》中，指名道姓地抨击蒋介石。文章在谈到“国耻”时说：
讲到“国耻”，最近两年来我们所经受的可谓“耻”到极顶。国土失去了四省！同胞被杀戮的不计共数！若与“五三”、“五七”、“五九”、“五卅”那些事件相比较，那些事件将见得轻微不足道。可是反而不见有将定一个日子，题上“国耻”字样的事情。这大概因为可指的日子太多了，除非统而言之曰“国耻年”，不然便没有办法的缘故吧。
最近秦皇岛又失陷了，据报纸记载，“我军安全退出。”这教人啼笑俱非的“安全退出”四个字，与张学良的矢志不抵抗，汤玉麟的存心放弃热河，中央政府的满口“整个计划”、“全盘计划”而终于没有什么计划，具有同等的激刺力。北平的古物是三批四批地搬到南边来了，教育当局命令北平各校把图书、仪器也搬走。大概敌军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我军”就“安全退出”；这是真正的“整个计划！”至于古物、图书、仪器、“我军”之外的其他，那是不在“计划”之内的，被宰割，被毁灭，由他们去吧；这是“整个计划”的附则！
4月12日，各报都载着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在南昌对各将领的演说词，中间有这样的话：“在匪未剿清之先，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而行政院长汪精卫氏最近到上海时的谈话，则谓“言战则有丧师失地之虞，言和则有丧权辱国之虞，言不和不战，两俱可虞。所以现时置身南京政府中人……无异投身火坑一样。”这都是坦白的话，痴心妄想地希望出兵收复失地的人可以取来参考的。
现在逢到五月里的几个纪念日，我们不禁起如下的感想。袁世凯和曹、陆、章之流受民众的诛罚固然不见苛刻，然相形之下，他们未免冤屈了。这是一层。所谓“国耻”者，到底纯由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呢，还是帝国主义之外，尚有给予我们“国耻”者在？这在今天特别需要研讨。否则“多难兴邦”呀，“知耻近乎勇”呀，全是自骗自的梦呓；现在是“国耻”，将来将没有逢得上“耻”字的国！这是又一层。
“所谓‘国耻’者，到底纯由帝国主义给予我们的呢，还是帝国主义之外，尚有给予我们‘国耻’者在？”到底是“谁”的罪孽比卖国贼袁世凯、曹汝林、陆宗舆、章宗祥之流还要深重得多？这满腔愤激而又极其沉痛的话语，无疑地，会激活广大青年读者的心！
二、抨击“尊孔读经”推崇“固有文化”
1932年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高级中学普通科课程标准》，明确规定毕业最低限度的第四条为“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于是，雕琢的、铺张的、艰涩的文言文恢复了社会宠儿的地位。1934年2月19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尊孔，规定8月27日为孔诞纪念日。这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汪懋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禁止白话与强令读经》，迎合政府的旨意，鼓吹“复兴文言”，攻击白话文，说恢复“礼义廉耻忠孝仁爱”必须仰仗“文言运动”之大力，“文言兴，白话亡，国德不被土苴视之，而后国强”。1935年2月，江亢虎等在上海发起以“保存汉字保存文言为目的”的“存文会”，异曲同工地宣传“旧文化”。在他们的鼓噪下，读载道的经世名文，写载道的经世名文，禁授白话教材，采用文言，成了施教要政。1937年2月，湖南军阀何键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提出“明令读经”的议案，主张自小学起至中学12年间，先读《孝经》《孟子》《论语》《大学》《中庸》。该提案经全会通过，交政委会“妥定办法”，把“尊孔读经”“复兴文言”说成了医治百孔千疮的中国社会的“特效的药石”。写文言文，写旧体诗，随意曲解儒家学说，对儒家学说没有研究，无所感，无所思，就呜呼噫嘻地跟在“军阀”和“权贵”后面应声学舌，成了时尚。1933年春，上海市中学毕业会考高中部国文科的题目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显然是为“尊孔读经”推波助澜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复古思潮，叶圣陶意识到“尊孔读经”，就是“要把整个教育系统‘读经化’”，其目的就是要给青年“以无形的桎梏”，窒息他们的思想和自觉，使他们驯若羔羊，蠢如鹿豕，“不至于出什么乱子”，从而使统治者的“权势得以稳固，天下得以太平”（《“读经”》，刊《中学生》1933年9月号），于是奋起反击。他说“不担负研究古代文化的责任”的“中等学生”不用“读经”，也不用“读古文”。他说那些还不知道“‘经’为何物”，却偏要教“中等学生”读经的政客、学者、教育家，是不惜“葬送”青年来维护“封建势力的篱笆”。他说“古书是用古代的语文文字写成的，不容易读懂”，“古书未经整理，涉及学术思想大都杂乱无章，武断迷信，封建意识浓重，一般青年读者读了，非但得不到益处，还可能中毒受害”，像那些“政客、学者、教育家”一样，“自己陷在没落的退潮里，同时给前进的船加一点儿轻微的阻力罢了”（《杂谈读书作文和大众语文字》，刊《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