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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留美学者的“归国潮”有两次，第一次从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的法令为止，共约950人归国。第二次从1954年7月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开始，到1957年中国大陆开展反右运动为止，共约200人归国，此后回国风潮消退，归国者成为个例。至“文革”前，两次“归国潮”总数约为1200人。1955年9月15日在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是第二次回国潮中比较典型的航次，由于搭载了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24位留美学者，这个航次备受瞩目。
归国情真切，中美谈判起航程
第一次归国潮的终止，起因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归国潮的兴起，则与关于朝鲜战争等问题的日内瓦国际谈判结果有关系。1954年4月至7月，苏、美、英、法、中5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交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次日内瓦会议谈判的结果之一是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第二次归国潮。
出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等因素，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否认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战俘交换议题的一部分，这是外交方式技巧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战俘交换问题的国际谈判桌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放弃阻拦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而美国当局对外一直否认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问题。
1955年6月，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备忘录，对中国留美科学家要求回国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二战”以来中国留美学生约5000多人中，有110人掌握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其中有两人，钱学森和王大卫，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的国防计划奈克（Nike）导弹，不能离境。王大卫不像钱学森那样为世人所知。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学院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寻访的结果，王大卫原名王克信，1919年生于北京。9岁随父赴美，194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航空风洞实验室的辅助设计和校准工作，1943年在南加州加入Aerojet（航空喷射）公司并长期在该公司各地分部工作，参与奈克导弹引擎的设计。2011年，王大卫在准备接受王作跃访谈前两个星期，突然病逝。
1955年8月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提供了钱学森被美国扣留的证据，要求美国当局撤销对钱学森限制离境的禁令。8月13日，美国国防部撤销了向美国总统提交的反对放走钱学森和王大卫的意见。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APL公司（美国总统远洋公司）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
钱学森回国了，而王大卫最终未能成行。
向祖国致敬，太平洋上雨如丝
1955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20位中国留学人员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17日途经洛杉矶，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4人也登上了该船。至此该船已搭载了24位中国留美学者。因钱学森5年来被美国当局禁止离境而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洛杉矶码头，各方媒体蜂拥而至，欲争先采访。钱学森对此一概予以拒绝。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上船前向他通告：整个旅途中不要离船上岸，否则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
“克利夫兰总统号”在洛杉矶起锚后，这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
何国柱的女儿何丹蕾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克利夫兰总统号”起锚前两个月，母亲刘豫麒刚刚做完剖腹产生下次子。父亲何国柱在工作之外又要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加上紧急处理其他事情，结果到了登船时，没有时间卖掉房子和汽车，而卖掉家具的钱全部买了书，她父母托运上船的专业书籍和资料整整装满了6个铁皮箱子。船开出港后，身体虚弱的母亲就开始头晕且不停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新生次子何乃知被迫断乳，好长时间不能适应奶粉喂养。一岁多的长子何乃君刚刚学会走路，蹒跚乱跑，父亲就用绳子拴住他
的腰。
肖伦在船上即兴写过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写完后，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而肖蓉春则加上了一句“记得今年葫豆好”的评语。
何国柱在1990年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到，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和“押送”他们24位留学生中的一位，原因是他可能因暴露了中共地下党身份而被“驱逐出境”。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都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待到船舱里，不准上甲板和登岸。2012年王祖耆接受采访，被问及这个人是谁时，王祖耆认为这位留学生应该是陆孝颐。理由是王祖耆回国以后得知，当时24位同学只有陆孝颐一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在轮船抵达香港海域时，王祖耆说，鉴于当地各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不一，全体留美同学开会商定了3件事情：1.不接受任何媒体的口头采访，以防歪曲语意;2.提前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准备在香港发表，一份由许国志起草准备在广州发表;3.指定两位体格较好的同学保护钱学森。
王祖耆还说《香港公开信》是他起草的，是一个约一二百字的简短声明。题目是什么，大家都记不清了。内容大意有两个，一是感谢祖国，二是谴责美国当局多年无理阻挠他们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海域，没有靠岸，大家从邮轮上转乘小船到了九龙，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深圳。在九龙火车站，迎接的人很多。大家进入周围站满了警卫人员的候车厅，警察堵住记者近两个小时，但最后记者还是冲进了候车厅。每位同学都被记者包围着，被询问各种问题。大家按照事先约定，均不回答任何问题，而钱学森则用了一些带有外交辞令的语言予以婉拒和转移了提问。王祖耆忆述，为了尽快摆脱媒体纠缠，避免节外生枝，他伺机找了一位香港进步报刊，好像是《大公报》或《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港公开信》悄悄递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反应敏捷，揣起草稿就离开了现场。这封公开信随即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但是后来大陆的媒体始终没有报道《香港公开信》这件事。王祖耆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内容过于简单，所述内容在随后的《广州公开信》中都有表达;二是公开信首发地点不合适，当时到了香港还不能算到了新中国，感谢祖国的话应该到了大陆后再说。 在九龙候车期间，王祖耆和另一位留学生担当起贴身“兼职保镖”，一左一右，寸步不离钱学森。到了深圳，算真正进入了新中国国门。同学们向媒体提交了《广州公开信》，题目叫《向祖国致敬》。公开信发表在1955年10月9日后不几天的广州地方报纸上，全文400余字：
向祖国致敬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政府在外交上的严正有力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回想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困苦，国际地位低落。再看现在的祖国，充满着生气和希望。处处在大量的建设，人人都快乐的奋进，短短的几年中有这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深知这奇迹是国内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用血汗争取得来的。但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建国初期中，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
从旧社会里出来，又多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旦回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思想上一定会落后，不自觉地仍有余毒，我们要抱着决心处处去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仍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克利夫兰轮十月八日由美抵港全体归国同学（签名，略）
船在公海时，钱学森曾接到父亲从国内发来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火车到了深圳后，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在那里迎候，朱兆祥受陈毅副总理之命，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也在其中。外交部对回国留学生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予以特别处理，办理了简单的通关手续，之后再转乘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家更是受到各界代表和广东科协的热烈欢迎。先参观了市区和两个博物馆。几天之后，分为两大组，一组去了北京，一组去了上海，首先回家探望自己的亲属。大约一个月后，集中在北京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报到，住在前门鲜鱼口的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之后一个多月到两个多月，才陆续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朱兆祥陪同钱学森考察了全国南北10余座城市的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帮助钱学森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粲然一甲子，功成建国着班衣
这一船24位留美学者回国后，按照国家的分配，立即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从此为祖国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中钱学森对中国国防事业的贡献最为世人瞩目。他1957年被增补为中科院院士;肖伦、李正武和蒋丽金于1980年被选为院士;胡聿贤和许国志也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被选为院士。他们中共走出来6位中科院院士，总数仅次于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中走出来的12位院士。
针对第二轮回国潮中的归国学者，面对之后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当时有内部政策。周恩来有个批示，要求这些人一般不参加1957年的反右运动，并指示“三年不批，五年不斗，来去自由”。然而这一船人同其他大多数回国的留美学者一样，也没能完全逃脱其后的政治磨难，少则几个月的牛棚，多则几年的牢狱生活。其中张士铎和陆孝颐的命运颇具代表性。
张士铎是天津人，桥梁学家。194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任华盛顿州公路总局桥梁处副总工程师并获开业工程师执照。回国前，美国国防部（前）战争服务局找他谈话，想利用他为美国利益服务，让他回国后搜集桥梁方面的情报。张士铎回国后 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个情况。可是在“文革”中这段经历却被翻出来，张士铎被定为“美国特务”，由公安部门判处有期徒刑，关进提篮桥监狱。后于1976年获释，并予以纠正平反。2013年张士铎获茅以升桥梁大奖。同济大学派人到医院看望和送去奖励证书。
陆孝颐是天津人，水利学家。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同年8月经宋硕介绍加入中共。1947年由地下党派赴美国学习水利工程，同时参加留美科协活动和CSCA（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动员进步留学生回国。1949年5月获乔治亚州技术学院土木学硕士学位，后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水工研究所准备读博士。1951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当局禁归令而滞留美国。陆孝颐在美国曾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被移民局找去谈过话。1955年3月被联邦调查局传讯逮捕，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陆孝颐回国后，经宋硕向中央要求，被留在地方。先后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水利局的水利勘探设计处等任室副主任和高级工程师。陆孝颐没有想到自己虽然接上组织关系，但长期被内部审查，被限制参加党内政治活动;“文革”期间又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和强迫劳动。后来陆孝颐发现患有鼻咽癌，接受放疗，同时精神开始出现异常。1970年陆孝颐竟被错误地劝退出党，他常常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就不是党的人了呢”。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公安派出所还到陆孝颐家中告诫他不准出门。1979年，北京市水利局复查了陆孝颐的历史问题，彻底还其清白。1981年陆孝颐去世，1982年水利局党组织为其召开了追悼会，给予很高评价。1983年12月，水电科学研究院下文批准“陆孝颐科学技术奖”章程并付诸执行。
1985年10月，这一船同学回国30年时，钱学森和许国志张罗了部分在京同学，在海淀黄庄许国志、蒋丽金夫妇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那时陆孝颐去世不几年，据说为了怀念和纪念他，他们还尝试收集陆孝颐回国后的资料，但未果。
王祖耆在得知他们这船上24位学者的归宿后，感慨地说：“他们的命运还算不错！”第60次航程，近60年的沧桑岁月，人们不会忘记那段特殊的历史和这个特殊的群体。
（编辑 王鸽子）
（作者程宏是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光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归国情真切，中美谈判起航程
第一次归国潮的终止，起因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归国潮的兴起，则与关于朝鲜战争等问题的日内瓦国际谈判结果有关系。1954年4月至7月，苏、美、英、法、中5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交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次日内瓦会议谈判的结果之一是开启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第二次归国潮。
出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等因素，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否认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战俘交换议题的一部分，这是外交方式技巧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战俘交换问题的国际谈判桌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放弃阻拦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而美国当局对外一直否认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问题。
1955年6月，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备忘录，对中国留美科学家要求回国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二战”以来中国留美学生约5000多人中，有110人掌握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其中有两人，钱学森和王大卫，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的国防计划奈克（Nike）导弹，不能离境。王大卫不像钱学森那样为世人所知。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学院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寻访的结果，王大卫原名王克信，1919年生于北京。9岁随父赴美，194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航空风洞实验室的辅助设计和校准工作，1943年在南加州加入Aerojet（航空喷射）公司并长期在该公司各地分部工作，参与奈克导弹引擎的设计。2011年，王大卫在准备接受王作跃访谈前两个星期，突然病逝。
1955年8月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提供了钱学森被美国扣留的证据，要求美国当局撤销对钱学森限制离境的禁令。8月13日，美国国防部撤销了向美国总统提交的反对放走钱学森和王大卫的意见。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APL公司（美国总统远洋公司）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
钱学森回国了，而王大卫最终未能成行。
向祖国致敬，太平洋上雨如丝
1955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20位中国留学人员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17日途经洛杉矶，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4人也登上了该船。至此该船已搭载了24位中国留美学者。因钱学森5年来被美国当局禁止离境而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洛杉矶码头，各方媒体蜂拥而至，欲争先采访。钱学森对此一概予以拒绝。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上船前向他通告：整个旅途中不要离船上岸，否则不能对他的人身安全负责。
“克利夫兰总统号”在洛杉矶起锚后，这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了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
何国柱的女儿何丹蕾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克利夫兰总统号”起锚前两个月，母亲刘豫麒刚刚做完剖腹产生下次子。父亲何国柱在工作之外又要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加上紧急处理其他事情，结果到了登船时，没有时间卖掉房子和汽车，而卖掉家具的钱全部买了书，她父母托运上船的专业书籍和资料整整装满了6个铁皮箱子。船开出港后，身体虚弱的母亲就开始头晕且不停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新生次子何乃知被迫断乳，好长时间不能适应奶粉喂养。一岁多的长子何乃君刚刚学会走路，蹒跚乱跑，父亲就用绳子拴住他
的腰。
肖伦在船上即兴写过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廿’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写完后，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而肖蓉春则加上了一句“记得今年葫豆好”的评语。
何国柱在1990年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到，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和“押送”他们24位留学生中的一位，原因是他可能因暴露了中共地下党身份而被“驱逐出境”。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都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待到船舱里，不准上甲板和登岸。2012年王祖耆接受采访，被问及这个人是谁时，王祖耆认为这位留学生应该是陆孝颐。理由是王祖耆回国以后得知，当时24位同学只有陆孝颐一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在轮船抵达香港海域时，王祖耆说，鉴于当地各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不一，全体留美同学开会商定了3件事情：1.不接受任何媒体的口头采访，以防歪曲语意;2.提前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准备在香港发表，一份由许国志起草准备在广州发表;3.指定两位体格较好的同学保护钱学森。
王祖耆还说《香港公开信》是他起草的，是一个约一二百字的简短声明。题目是什么，大家都记不清了。内容大意有两个，一是感谢祖国，二是谴责美国当局多年无理阻挠他们回国。
1955年10月8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海域，没有靠岸，大家从邮轮上转乘小船到了九龙，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深圳。在九龙火车站，迎接的人很多。大家进入周围站满了警卫人员的候车厅，警察堵住记者近两个小时，但最后记者还是冲进了候车厅。每位同学都被记者包围着，被询问各种问题。大家按照事先约定，均不回答任何问题，而钱学森则用了一些带有外交辞令的语言予以婉拒和转移了提问。王祖耆忆述，为了尽快摆脱媒体纠缠，避免节外生枝，他伺机找了一位香港进步报刊，好像是《大公报》或《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港公开信》悄悄递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反应敏捷，揣起草稿就离开了现场。这封公开信随即在香港媒体发表了，但是后来大陆的媒体始终没有报道《香港公开信》这件事。王祖耆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内容过于简单，所述内容在随后的《广州公开信》中都有表达;二是公开信首发地点不合适，当时到了香港还不能算到了新中国，感谢祖国的话应该到了大陆后再说。 在九龙候车期间，王祖耆和另一位留学生担当起贴身“兼职保镖”，一左一右，寸步不离钱学森。到了深圳，算真正进入了新中国国门。同学们向媒体提交了《广州公开信》，题目叫《向祖国致敬》。公开信发表在1955年10月9日后不几天的广州地方报纸上，全文400余字：
向祖国致敬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政府在外交上的严正有力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回想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困苦，国际地位低落。再看现在的祖国，充满着生气和希望。处处在大量的建设，人人都快乐的奋进，短短的几年中有这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深知这奇迹是国内父老兄弟姊妹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用血汗争取得来的。但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建国初期中，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
从旧社会里出来，又多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旦回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思想上一定会落后，不自觉地仍有余毒，我们要抱着决心处处去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仍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克利夫兰轮十月八日由美抵港全体归国同学（签名，略）
船在公海时，钱学森曾接到父亲从国内发来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火车到了深圳后，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在那里迎候，朱兆祥受陈毅副总理之命，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也在其中。外交部对回国留学生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予以特别处理，办理了简单的通关手续，之后再转乘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家更是受到各界代表和广东科协的热烈欢迎。先参观了市区和两个博物馆。几天之后，分为两大组，一组去了北京，一组去了上海，首先回家探望自己的亲属。大约一个月后，集中在北京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报到，住在前门鲜鱼口的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之后一个多月到两个多月，才陆续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朱兆祥陪同钱学森考察了全国南北10余座城市的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帮助钱学森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粲然一甲子，功成建国着班衣
这一船24位留美学者回国后，按照国家的分配，立即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从此为祖国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中钱学森对中国国防事业的贡献最为世人瞩目。他1957年被增补为中科院院士;肖伦、李正武和蒋丽金于1980年被选为院士;胡聿贤和许国志也分别于1991年和1995年被选为院士。他们中共走出来6位中科院院士，总数仅次于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中走出来的12位院士。
针对第二轮回国潮中的归国学者，面对之后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当时有内部政策。周恩来有个批示，要求这些人一般不参加1957年的反右运动，并指示“三年不批，五年不斗，来去自由”。然而这一船人同其他大多数回国的留美学者一样，也没能完全逃脱其后的政治磨难，少则几个月的牛棚，多则几年的牢狱生活。其中张士铎和陆孝颐的命运颇具代表性。
张士铎是天津人，桥梁学家。194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任华盛顿州公路总局桥梁处副总工程师并获开业工程师执照。回国前，美国国防部（前）战争服务局找他谈话，想利用他为美国利益服务，让他回国后搜集桥梁方面的情报。张士铎回国后 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个情况。可是在“文革”中这段经历却被翻出来，张士铎被定为“美国特务”，由公安部门判处有期徒刑，关进提篮桥监狱。后于1976年获释，并予以纠正平反。2013年张士铎获茅以升桥梁大奖。同济大学派人到医院看望和送去奖励证书。
陆孝颐是天津人，水利学家。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同年8月经宋硕介绍加入中共。1947年由地下党派赴美国学习水利工程，同时参加留美科协活动和CSCA（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动员进步留学生回国。1949年5月获乔治亚州技术学院土木学硕士学位，后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水工研究所准备读博士。1951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当局禁归令而滞留美国。陆孝颐在美国曾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被移民局找去谈过话。1955年3月被联邦调查局传讯逮捕，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陆孝颐回国后，经宋硕向中央要求，被留在地方。先后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水利局的水利勘探设计处等任室副主任和高级工程师。陆孝颐没有想到自己虽然接上组织关系，但长期被内部审查，被限制参加党内政治活动;“文革”期间又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和强迫劳动。后来陆孝颐发现患有鼻咽癌，接受放疗，同时精神开始出现异常。1970年陆孝颐竟被错误地劝退出党，他常常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就不是党的人了呢”。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公安派出所还到陆孝颐家中告诫他不准出门。1979年，北京市水利局复查了陆孝颐的历史问题，彻底还其清白。1981年陆孝颐去世，1982年水利局党组织为其召开了追悼会，给予很高评价。1983年12月，水电科学研究院下文批准“陆孝颐科学技术奖”章程并付诸执行。
1985年10月，这一船同学回国30年时，钱学森和许国志张罗了部分在京同学，在海淀黄庄许国志、蒋丽金夫妇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那时陆孝颐去世不几年，据说为了怀念和纪念他，他们还尝试收集陆孝颐回国后的资料，但未果。
王祖耆在得知他们这船上24位学者的归宿后，感慨地说：“他们的命运还算不错！”第60次航程，近60年的沧桑岁月，人们不会忘记那段特殊的历史和这个特殊的群体。
（编辑 王鸽子）
（作者程宏是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志光是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