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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其中第四部分提出“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将西部的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根据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这一新要求，结合三江源地区的现状，以“三江源”川甘青藏四省（区）的毗连区生态保护为重要抓手，把“三江源”毗连区融入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统筹保护与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
把“三江源”毗连区融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扩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向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需要。毗连青海“三江源”的川甘青藏接合部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安全屏障，完全应当上升到国家生态安全的层面。例如，临近青海省的川西北（甘孜州、阿坝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及源头，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的查曲河、白河和黑河以及长江上游水系的雅砻江、大渡河、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河流均发源于此，仅从若尔盖湿地注入黄河的流量就约占黄河上游流量的30%。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地区是中华“第二水塔”，对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和全国水资源保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建设美丽西部的需要。现有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毗连地区是人为活动频繁、生态系统破坏更为严重的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生态普遍脆弱，生态保护能力低下，对“三江源”整体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大面积的退化草地、沙化土地和鼠虫害草地，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生态整体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以与“三江源”接壤的四川省石渠县为例，该县草场“三化”（鼠害化、绝对荒漠化、板结化）严重，面积达2836.65万亩。2010年沙化面积已达60%，且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草地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346.41平方公里，每年经雅砻江、金沙江向下游推移的侵蚀土壤泥沙总量约3900万吨。如果这些地区的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像青海东南高原一样形成严重的沙化和荒漠化，进而危及三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和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扩展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至毗连区，加大土地荒漠化的控制和治理，加大草地、湿地、天然林保护力度，是全面保护三江源整体生态系统和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的需要。
促进西部地区和谐稳定的需要。“三江源”毗连区均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区域性贫困的特点十分突出，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与青海“三江源”地区一样，都是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区，也是藏独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灾区、危安事件的频发区、基层基础的薄弱区、稳定西藏的关键区。因此，把“三江源”毗连区融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是巩固脱贫成效和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围绕“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切实保护和建设好“三江源”及其毗连区，展现大美西部新面貌。
扩展国家级保护区范围。首先，以“三江源”保护区的地理经纬度，结合其河流走向把原来仅仅因为省级行政区划没有纳入而应当纳入的“三江源”腹心区域的县（例如四川石渠县、色达县，西藏江达县）纳入到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享受保护区的同等政策，直接进入到第三期保护和建设工程的范围内。因为，这些地区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拔高度、地形地貌、气候物种、民俗文化、生态功能都完全相同或相近。以石渠县为例，该县被“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面环抱，既是金沙江、雅砻江的源头，又是黄河流域一级支流查曲河的发源地，是长江、黄河源区和两大水系主要水源涵养地。该县平均海拔4526米，比玉树州的平均海拔高出33米，比果洛州的平均海拔高出300多米，比黄南州、海南州的平均海拔高出更多。全县人口以藏族为主，与青海玉树州的宗教民俗没有差异，都属于康巴文化圈。其次，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理经度规划从东经102。27′延伸至103。50′，即把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包括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大部分地区，西藏的类乌齐县、甘肃的碌曲县）纳入到保护区，这些地区的生态功能与现有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功能具有同等重要作用，以此共筑“中华水塔”。
深入抓好重点生态工程。在总结评估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2013—2020年）的基础上，建议从2021年开始继续实施第三期工程，并将范围扩展到川甘青藏接合部。以保护和恢复植被为核心，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合，继续加强草原、森林、荒漠、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夯实生态保护和建设基础，完善生态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巩固提升生态保护建设成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稳步推进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根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精神，继续推进“三江源國家公园”建设。同时，在川甘青藏接合部创建国家级“草原公园”，重点实施沙化治理，大力实施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生态项目，坚决遏制草地沙化蔓延、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的态势。
加快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将生态环境较好、经济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定位为绿色发展区，承接转移“三江源”腹心区和生态极端脆弱区的人口（特别是“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贫困人口），努力挖掘产业发展潜力，统筹开发开放与生态保护，稳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例如中药材、藏香猪）、现代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特色手工业和新能源等绿色扶贫产业，为脱贫群众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对贫困人口还可以通过设置生态公益性岗位、参加生态工程建设等，创造就业机会。
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设立“三江源保护建设”工作小组，加强对“三江源”腹心区、毗连区的保护与建设指导、制定总体规划和方案、督促检查、协调各部门各地区间的关系，分布在“三江源”区域内的各省（区）也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鉴于其生态环境的特殊重要性、复杂性和青海省积累的前期实践经验，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发挥试点效应，设立三江源国家级生态补偿试验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财政投入等机制。同时，把“三江源”的保护建设工程和川甘青藏接合部的“国家草原公园”建设纳入到国家“十四五”规划，适时制定“三江源”毗连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专项规划。
（摘自2020年8月12日《学习时报》）
“三江源”毗连区的重要地位
把“三江源”毗连区融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不是简单的地域扩展，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向度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国家战略意义。
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需要。毗连青海“三江源”的川甘青藏接合部是长江、黄河上游的生态安全屏障，完全应当上升到国家生态安全的层面。例如，临近青海省的川西北（甘孜州、阿坝州）位于长江、黄河上游及源头，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的查曲河、白河和黑河以及长江上游水系的雅砻江、大渡河、岷江、金沙江、嘉陵江等河流均发源于此，仅从若尔盖湿地注入黄河的流量就约占黄河上游流量的30%。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地区是中华“第二水塔”，对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和全国水资源保护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建设美丽西部的需要。现有的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外的毗连地区是人为活动频繁、生态系统破坏更为严重的地区，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生态普遍脆弱，生态保护能力低下，对“三江源”整体生态系统和生态功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大面积的退化草地、沙化土地和鼠虫害草地，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威胁，生态整体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遏制。以与“三江源”接壤的四川省石渠县为例，该县草场“三化”（鼠害化、绝对荒漠化、板结化）严重，面积达2836.65万亩。2010年沙化面积已达60%，且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草地水土流失面积达到1346.41平方公里，每年经雅砻江、金沙江向下游推移的侵蚀土壤泥沙总量约3900万吨。如果这些地区的生态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像青海东南高原一样形成严重的沙化和荒漠化，进而危及三江中下游地区生存环境和整个中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质量。因此，扩展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至毗连区，加大土地荒漠化的控制和治理，加大草地、湿地、天然林保护力度，是全面保护三江源整体生态系统和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的需要。
促进西部地区和谐稳定的需要。“三江源”毗连区均为国家级深度贫困地区，区域性贫困的特点十分突出，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与青海“三江源”地区一样，都是生态脆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区，也是藏独势力渗透破坏的重灾区、危安事件的频发区、基层基础的薄弱区、稳定西藏的关键区。因此，把“三江源”毗连区融入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是巩固脱贫成效和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与国家安全的需要。
“三江源”毗连区生态保护和发展的战略举措
围绕“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建设要求，切实保护和建设好“三江源”及其毗连区，展现大美西部新面貌。
扩展国家级保护区范围。首先，以“三江源”保护区的地理经纬度，结合其河流走向把原来仅仅因为省级行政区划没有纳入而应当纳入的“三江源”腹心区域的县（例如四川石渠县、色达县，西藏江达县）纳入到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享受保护区的同等政策，直接进入到第三期保护和建设工程的范围内。因为，这些地区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海拔高度、地形地貌、气候物种、民俗文化、生态功能都完全相同或相近。以石渠县为例，该县被“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面环抱，既是金沙江、雅砻江的源头，又是黄河流域一级支流查曲河的发源地，是长江、黄河源区和两大水系主要水源涵养地。该县平均海拔4526米，比玉树州的平均海拔高出33米，比果洛州的平均海拔高出300多米，比黄南州、海南州的平均海拔高出更多。全县人口以藏族为主，与青海玉树州的宗教民俗没有差异，都属于康巴文化圈。其次，将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理经度规划从东经102。27′延伸至103。50′，即把长江、黄河上游重要支流的发源地（包括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大部分地区，西藏的类乌齐县、甘肃的碌曲县）纳入到保护区，这些地区的生态功能与现有的“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功能具有同等重要作用，以此共筑“中华水塔”。
深入抓好重点生态工程。在总结评估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2013—2020年）的基础上，建议从2021年开始继续实施第三期工程，并将范围扩展到川甘青藏接合部。以保护和恢复植被为核心，坚持自然修复与工程建设相结合，继续加强草原、森林、荒漠、湿地与河湖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夯实生态保护和建设基础，完善生态监测预警预报体系，巩固提升生态保护建设成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最大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稳步推进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根据《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中“加快推进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精神，继续推进“三江源國家公园”建设。同时，在川甘青藏接合部创建国家级“草原公园”，重点实施沙化治理，大力实施水土保持、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生态项目，坚决遏制草地沙化蔓延、湿地萎缩、植被退化的态势。
加快推进绿色产业发展。将生态环境较好、经济发展条件较优越的地区定位为绿色发展区，承接转移“三江源”腹心区和生态极端脆弱区的人口（特别是“一方水土不能养一方人”的贫困人口），努力挖掘产业发展潜力，统筹开发开放与生态保护，稳步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业（例如中药材、藏香猪）、现代服务业、生态文化旅游业、民族特色手工业和新能源等绿色扶贫产业，为脱贫群众的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支撑。对贫困人口还可以通过设置生态公益性岗位、参加生态工程建设等，创造就业机会。
创新治理体制机制。在国家层面设立“三江源保护建设”工作小组，加强对“三江源”腹心区、毗连区的保护与建设指导、制定总体规划和方案、督促检查、协调各部门各地区间的关系，分布在“三江源”区域内的各省（区）也设置相应的管理机构。鉴于其生态环境的特殊重要性、复杂性和青海省积累的前期实践经验，建议加强顶层设计，发挥试点效应，设立三江源国家级生态补偿试验区，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财政投入等机制。同时，把“三江源”的保护建设工程和川甘青藏接合部的“国家草原公园”建设纳入到国家“十四五”规划，适时制定“三江源”毗连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专项规划。
（摘自2020年8月12日《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