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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科研院所，没有高等院校仅有一个农技站；没有科学家，没有教授，只有两名工程师；国家科研项目、国家计划的科研投入是零……
这是1980年的深圳。
2006年，还是在这片土地上，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00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7．8万多人；发明专利中请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列全国城市榜首……
短短26年，曾经的科技“不毛之地”何以结出累累硕果?
2006年8月，美国《圣彼得堡时报》一位记者来到深圳，他发现，“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一股创业和求新的精神到处涌动”。
正是这股“创业和求新的精神”，给了科技“有形资源”贫乏的深圳以无限的“无形资源”，造就了深圳源源不竭的创新之魂。
企业：理性竞争激发创新欲
靠“敢闯”、“敢试”起家的深圳，鼓励冒险、竞争。
200多人的企业搞“来料加工”，一天赚的钱不如一个修鞋工，不甘心的侯为贵孤注一掷，用“来料加工”攒下的全部“血汗钱”，开始了“中兴”的研发；替人“代理”、结果让人一脚“踹”了的任正非，用“华为”两万元的全部家当投入研发。结果，侯为贵成功了，任正非也成功了。
自打成功，“华为”、“中兴”不是针锋相对，就是互不相让，无论是产品还是市场，任正非刚把前脚伸进，侯为贵的后脚就踏了进来。
竞争激发了最大的“创新欲”。在2006年中国软件企业的“排行榜”上，这对同城“兄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位居前二名。
在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深圳，崇尚发现、吸收。
10年前，25岁的马化腾发现了网上寻呼的“小玩意”。10年后，“腾讯QQ”已经成为拥有4．2亿注册用户的“亚洲第一即时通信商”；从人们对电脑软盘容量太小的抱怨，邓国顺发现了一个巨大市场，然后用“优盘”终结了“软盘时代”，让世界电脑存储领域有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原创性发明专利，开创了第一个中国人领导的全球性产业。
1986年，“海川”仅有的3名员工走门串户，推销急于叩开中国市场的“洋货”。推销中，他们发现了“专利”的巨大魅力。于是，引进、集成、吸收，20年后，“海川”实现了由“洋买办”到“专业技术集成商”的奇迹转换，连续3年成为中国企业“专利百强”。
“冒险、竞争”体现着深圳人“敢闯”的“胆”；“发现、吸收”表明了深圳人“理智”的“识”。正是靠着“冒险加理智”的创新“胆识”，深圳不仅创造出世界的经济奇迹，也创造出世界的科技奇迹。
市场：公平开放凝聚创新能量
在深圳，“市场”是冒险、竞争、发现、吸收的“舞台”。
喜好“交易”是企业家的本性，关注“市场”是创业者的本能。“以科技求生存”的企业家们总是一只眼盯着全球科技领域的最新动向，另一只眼盯着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市场。
1999年金秋，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也是高新技术成果走向“市场化”最集中的一次尝试。
每一项研发都伴生着一笔交易，每一笔交易往往就是一个产业的起点。正是在“高交会”上，全球IT巨头认识了邓国顺的“优盘”，也认识了马化腾那两只憨态可掬的“QQ小企鹅”；“皮皮熊”的扈蓝天创造了会背唐诗、能教英语、又唱又笑的智能娃娃；“海王”的张思明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金牡蛎”，创下了一个产品，带来22亿元总资产的骄人业绩……通过互联网，近5年，“高交会”在全国实现了总额86亿多元的高新技术项目异地交易。
深圳的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人才市场完全开放，竞争和交易力求公平。
通过开放的市场，一度养不起“小企鹅”的马化腾，完成了以20％的股权换取220万美元巨额投资的交易；在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服务大厅，许多企业的研发机构每天都在此设点招募科技人才。对于政府采购产品，让国内不少知名企业津津乐道的是，深圳市政府让本土的“国际名牌”与全球的“国际名牌”平等竞争。
10年前，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冯冠平南下深圳，就是看中了深圳开放、公平的市场。冯冠平说，正是在深圳这个开放、公平的市场，让多年为不能自我发展而困惑的清华大学重点实验中心“感觉豁然开朗”。10年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平均每年有1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技术价值超过10亿元，孵化企业达310多家，总产值110亿元。
社会：崇尚创新宽容失败
在深圳，任正非、侯为贵这些“从头到脚都流着创新血液”的人有着极高知名度，马化腾则被年轻的大学生们视为“成功的楷模”。
深圳崇尚“创新”。“创新”不仅是企业家们的事，也是普通市民的事。
在刚刚结束的“2006年国际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深圳实验学校的3名高中生用机器人“华容道终结者”夺得金牌，但孩子们最高兴的却是“父母不再责怪我们熬夜制作机器人了”。2006年，第二十一届深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吸引了数万名中小学生参赛，在东湖中学，孩子们发明的电鼠笼、保温饭盒等9项发明申报了专利。
“创新”，已经成为深圳人的集体共识，孩子们以成为深圳“新一代的创新者”为荣。创新，成功不可能100％；冒险，就会有挫折、有失败。深圳既崇尚成功，也善待挫折，宽容失败，没有人嘲笑、排斥失败者。
看到许多人的成功，2001年，吴平离开“海普瑞”、自己“闯天下”，但他失败了。李锂又把吴平召回“海普瑞”，因为“失败能让人积累经验、形成好的心理素质”。招用有过创业失败经历的人，是“海普瑞”重要的用人观之一。
2005年11月，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国内第一部改革创新的“保护法”，立法保护创新的失败者。明知“创新”有风险，但投资者却对深圳的“创新”充满信心。目前，深圳有风险投资机构193家，占全国的1／3，资本200多亿元，占全国的40％以上，是中国风险投资机构最多、风险投资数额最大的城市。
企业家的“创新本能”、政府的“创新意识”、社会的“创新认同”、投资者的“创新信心”，共同构成了深圳的“创新”环境。
2006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麦克·舒曼认为，正是这个环境，使发生过令人惊异巨变的深圳，将再一次为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提供一个答案”。
这是1980年的深圳。
2006年，还是在这片土地上，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高新技术产品产值600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一半；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的科技人员7．8万多人；发明专利中请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列全国城市榜首……
短短26年，曾经的科技“不毛之地”何以结出累累硕果?
2006年8月，美国《圣彼得堡时报》一位记者来到深圳，他发现，“在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一股创业和求新的精神到处涌动”。
正是这股“创业和求新的精神”，给了科技“有形资源”贫乏的深圳以无限的“无形资源”，造就了深圳源源不竭的创新之魂。
企业：理性竞争激发创新欲
靠“敢闯”、“敢试”起家的深圳，鼓励冒险、竞争。
200多人的企业搞“来料加工”，一天赚的钱不如一个修鞋工，不甘心的侯为贵孤注一掷，用“来料加工”攒下的全部“血汗钱”，开始了“中兴”的研发；替人“代理”、结果让人一脚“踹”了的任正非，用“华为”两万元的全部家当投入研发。结果，侯为贵成功了，任正非也成功了。
自打成功，“华为”、“中兴”不是针锋相对，就是互不相让，无论是产品还是市场，任正非刚把前脚伸进，侯为贵的后脚就踏了进来。
竞争激发了最大的“创新欲”。在2006年中国软件企业的“排行榜”上，这对同城“兄弟”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位居前二名。
在市场经济“先行一步”的深圳，崇尚发现、吸收。
10年前，25岁的马化腾发现了网上寻呼的“小玩意”。10年后，“腾讯QQ”已经成为拥有4．2亿注册用户的“亚洲第一即时通信商”；从人们对电脑软盘容量太小的抱怨，邓国顺发现了一个巨大市场，然后用“优盘”终结了“软盘时代”，让世界电脑存储领域有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原创性发明专利，开创了第一个中国人领导的全球性产业。
1986年，“海川”仅有的3名员工走门串户，推销急于叩开中国市场的“洋货”。推销中，他们发现了“专利”的巨大魅力。于是，引进、集成、吸收，20年后，“海川”实现了由“洋买办”到“专业技术集成商”的奇迹转换，连续3年成为中国企业“专利百强”。
“冒险、竞争”体现着深圳人“敢闯”的“胆”；“发现、吸收”表明了深圳人“理智”的“识”。正是靠着“冒险加理智”的创新“胆识”，深圳不仅创造出世界的经济奇迹，也创造出世界的科技奇迹。
市场：公平开放凝聚创新能量
在深圳，“市场”是冒险、竞争、发现、吸收的“舞台”。
喜好“交易”是企业家的本性，关注“市场”是创业者的本能。“以科技求生存”的企业家们总是一只眼盯着全球科技领域的最新动向，另一只眼盯着瞬息万变的国内外市场。
1999年金秋，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深圳举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也是高新技术成果走向“市场化”最集中的一次尝试。
每一项研发都伴生着一笔交易，每一笔交易往往就是一个产业的起点。正是在“高交会”上，全球IT巨头认识了邓国顺的“优盘”，也认识了马化腾那两只憨态可掬的“QQ小企鹅”；“皮皮熊”的扈蓝天创造了会背唐诗、能教英语、又唱又笑的智能娃娃；“海王”的张思明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药物“金牡蛎”，创下了一个产品，带来22亿元总资产的骄人业绩……通过互联网，近5年，“高交会”在全国实现了总额86亿多元的高新技术项目异地交易。
深圳的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人才市场完全开放，竞争和交易力求公平。
通过开放的市场，一度养不起“小企鹅”的马化腾，完成了以20％的股权换取220万美元巨额投资的交易；在深圳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服务大厅，许多企业的研发机构每天都在此设点招募科技人才。对于政府采购产品，让国内不少知名企业津津乐道的是，深圳市政府让本土的“国际名牌”与全球的“国际名牌”平等竞争。
10年前，清华大学校长助理冯冠平南下深圳，就是看中了深圳开放、公平的市场。冯冠平说，正是在深圳这个开放、公平的市场，让多年为不能自我发展而困惑的清华大学重点实验中心“感觉豁然开朗”。10年间，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平均每年有15个项目实现产业化，技术价值超过10亿元，孵化企业达310多家，总产值110亿元。
社会：崇尚创新宽容失败
在深圳，任正非、侯为贵这些“从头到脚都流着创新血液”的人有着极高知名度，马化腾则被年轻的大学生们视为“成功的楷模”。
深圳崇尚“创新”。“创新”不仅是企业家们的事，也是普通市民的事。
在刚刚结束的“2006年国际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上，深圳实验学校的3名高中生用机器人“华容道终结者”夺得金牌，但孩子们最高兴的却是“父母不再责怪我们熬夜制作机器人了”。2006年，第二十一届深圳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吸引了数万名中小学生参赛，在东湖中学，孩子们发明的电鼠笼、保温饭盒等9项发明申报了专利。
“创新”，已经成为深圳人的集体共识，孩子们以成为深圳“新一代的创新者”为荣。创新，成功不可能100％；冒险，就会有挫折、有失败。深圳既崇尚成功，也善待挫折，宽容失败，没有人嘲笑、排斥失败者。
看到许多人的成功，2001年，吴平离开“海普瑞”、自己“闯天下”，但他失败了。李锂又把吴平召回“海普瑞”，因为“失败能让人积累经验、形成好的心理素质”。招用有过创业失败经历的人，是“海普瑞”重要的用人观之一。
2005年11月，深圳市四届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国内第一部改革创新的“保护法”，立法保护创新的失败者。明知“创新”有风险，但投资者却对深圳的“创新”充满信心。目前，深圳有风险投资机构193家，占全国的1／3，资本200多亿元，占全国的40％以上，是中国风险投资机构最多、风险投资数额最大的城市。
企业家的“创新本能”、政府的“创新意识”、社会的“创新认同”、投资者的“创新信心”，共同构成了深圳的“创新”环境。
2006年8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麦克·舒曼认为，正是这个环境，使发生过令人惊异巨变的深圳，将再一次为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中国“提供一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