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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单一的、刻板的价值观来评判作家，评判创作，这也许是对文学最大的伤害。创作之外，作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着时代剧变。
《孽债》被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几乎引起了万人空巷的观看潮。那种带有伤痕性质的文字，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物命运，城乡间的巨大撞击，人对逆境的种种不同反应，灵魂与世界的关系和矛盾……知青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引发的社会现象与思考，撞击出精彩的文学作品，叶辛既是这股历史洪流的经历者，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见到叶辛时，脑海中虚构的作家形象瞬间重组：眼前站立着一位谦和包容的老人，看不到年轻时历尽艰辛的痕迹，更无盛名之下的距离感。作家是一份终身职业，叶辛仍然在观察着世界，在脑海中酝酿着下一个故事，一个也许是此生最精彩的故事。
作家在贵州，故事在云南
作家会把身边人、身边人的故事写进自己的小说吗？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据说张爱玲曾这么做，结果讨好了读者，得罪了一众亲朋。
“会，但好的作家一般不会”，叶辛说。
也许一些次要人物线索会受到身边故事的启发，但提炼人物、故事主线都是作家完整构思出来的。比如小说《孽债》，故事发生在云南，但叶辛本人插队是在贵州省修文县九昌人民公社沙锅寨，这是有原因的。
“云贵一带少数民族比如傣族生活习惯差不多，但贵州的傣族相对比较保守，很少与外面来的人通婚，而云南的少数民族则比较开放，向往外面的世界，也不介意与外地人或者汉族人组建家庭”，叶辛说。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感觉到强烈冲击的不仅是初到山乡的城市青年。
叶辛回忆，知青下乡要改造思想观、劳动观、生活观，但对那些父母身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轻人来说，生活观是挑战最大的。最简单的用水，当地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吃，而两个木桶自重就要10斤，装满了水至少20斤，令人叫苦不迭。
上海知青带去了红的、绿的塑料桶，装满了水，水面上放一片荷叶，引得傣族姑娘追在后面看，“你们的水桶好轻啊，好美啊”，傣族民族服装曲线明显，热带地区少女成熟也较早，而来自大城市的男青年干净时髦，讲普通话，双方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着。
毫无疑问，巨大的撞击会产生优秀的文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环境与变化也撞击着人的心灵，但这个过程是相对温和的、渐进的，再加上知青时代政治环境日趋和缓，世界名著再版印刷，知青们渴望文学，创作文学，迎来了文学的黄金时期。
“《基督山恩仇记》一共就印刷了3000册，一个公社也不一定有一本，但这挡不住我们对文学的渴望。习总书记提到的67本名著，会后我和其他作家讨论，发现这些书都是我们当时广泛传阅的，也非常喜爱的。”
看过《小时代》，韩寒自己也是孩子
出人意料的，对于网络小说，碎片化阅读，叶辛并不排斥。“我知道《小时代》，也觉得里面传达的物质主义有点夸张，但这是一个社会客观的发展历程，美国人、日本人都经历过，我们正在经历”。
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作家，自己本来也是孩子，也在经历，在成长。比如上海的韩寒，写《三重门》的时候自己就是一名中学生。文学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读者需要这些作品。采访叶辛时《花千骨》正在热播，叶辛不知道这部来源于网络小说的热播剧，但饶有兴趣地听完了故事梗概。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和谐的环境，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比如升学，所以年轻人需要充满幻想的故事，需要娱乐和释放，动画、网络小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其实读者心里明白自己的需要，知道哪些书是严肃读物，哪些只是消遣解闷，叶辛认为，阅读原本就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应当选择符合自己性情的作品。“但碎片阅读、网络阅读不是阅读的全部，人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经典的作品来读，不妨多读几遍，找出来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这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叶辛说。
“如果给年青一代列一个书单，你会写上哪些书”？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叶辛回答：“我不会给整体的年轻人推荐什么书，除非某一位年轻人来找我。比如我的一位侄女，我了解她的性情，给她推荐了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还有契科夫的中短篇小说，我希望她能多读几遍自己喜欢的篇目。”
站在作家的立场，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审美，短期内看不到功利主义者追求的价值，但阅读直击心灵，潜移默化塑造着人性。“男人和女人喜欢读的东西不一样，兴趣爱好很相投的夫妻，也不一定会同时喜欢一本书。就算同样是女孩，运动一些的女孩和瘦弱一些的女孩，喜欢的作品都会不同”。人必然要读书，但读什么书，是比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更个性化的事情。获得愉悦，提升审美，塑造性格，如果非要功利地看待阅读，这大概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
作家是用个体反映一般的职业
作家喜欢聚集在大都市，或者说，开放繁荣的大都市滋养作家，比如巴黎和纽约。叶辛在贵州生活了20余年，直到1990年才回到上海。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曾表达过挽留之情，但也对秘书说，如果叶辛确实要走，不要硬留。
“作家是一个用个体反映一般性的职业，如果个体性格反映不足，独特性便反映不出来”。除了上海，中国出作家的地方并非都是人才济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比如汉派作家集中的武汉市、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川籍作家，以及滋养出贾平凹、陈忠实的黄土高原，作家需要宽容的氛围，这些地方恰恰都是风气旷达兼容性较强之地。
叶辛对第二故乡贵州情结难舍，对上海的爱也溢于言表。在青岛短暂停留时，对城市的红瓦绿树充满赞赏，谈到智能时代的到来，还拿出了自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这个机器早晚要取代所有屏幕。叶兆言说他刚刚学会了用手机查航班时刻表，我这个机器好，是最新潮的，但是我不会用”。
用单一的、刻板的价值观来评判作家，评判创作，这也许是对文学最大的伤害。作家用自己独特的一生表达人类普世价值，期盼着下一部作品是自己的巅峰之作，创作之外，作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着时代剧变。
《孽债》被改编成连续剧的时候，几乎引起了万人空巷的观看潮。那种带有伤痕性质的文字，令人唏嘘不已的人物命运，城乡间的巨大撞击，人对逆境的种种不同反应，灵魂与世界的关系和矛盾……知青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引发的社会现象与思考，撞击出精彩的文学作品，叶辛既是这股历史洪流的经历者，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见到叶辛时，脑海中虚构的作家形象瞬间重组：眼前站立着一位谦和包容的老人，看不到年轻时历尽艰辛的痕迹，更无盛名之下的距离感。作家是一份终身职业，叶辛仍然在观察着世界，在脑海中酝酿着下一个故事，一个也许是此生最精彩的故事。
作家在贵州，故事在云南
作家会把身边人、身边人的故事写进自己的小说吗？这是读者最感兴趣的问题。据说张爱玲曾这么做，结果讨好了读者，得罪了一众亲朋。
“会，但好的作家一般不会”，叶辛说。
也许一些次要人物线索会受到身边故事的启发，但提炼人物、故事主线都是作家完整构思出来的。比如小说《孽债》，故事发生在云南，但叶辛本人插队是在贵州省修文县九昌人民公社沙锅寨，这是有原因的。
“云贵一带少数民族比如傣族生活习惯差不多，但贵州的傣族相对比较保守，很少与外面来的人通婚，而云南的少数民族则比较开放，向往外面的世界，也不介意与外地人或者汉族人组建家庭”，叶辛说。
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感觉到强烈冲击的不仅是初到山乡的城市青年。
叶辛回忆，知青下乡要改造思想观、劳动观、生活观，但对那些父母身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年轻人来说，生活观是挑战最大的。最简单的用水，当地都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吃，而两个木桶自重就要10斤，装满了水至少20斤，令人叫苦不迭。
上海知青带去了红的、绿的塑料桶，装满了水，水面上放一片荷叶，引得傣族姑娘追在后面看，“你们的水桶好轻啊，好美啊”，傣族民族服装曲线明显，热带地区少女成熟也较早，而来自大城市的男青年干净时髦，讲普通话，双方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着。
毫无疑问，巨大的撞击会产生优秀的文学，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环境与变化也撞击着人的心灵，但这个过程是相对温和的、渐进的，再加上知青时代政治环境日趋和缓，世界名著再版印刷，知青们渴望文学，创作文学，迎来了文学的黄金时期。
“《基督山恩仇记》一共就印刷了3000册，一个公社也不一定有一本，但这挡不住我们对文学的渴望。习总书记提到的67本名著，会后我和其他作家讨论，发现这些书都是我们当时广泛传阅的，也非常喜爱的。”
看过《小时代》，韩寒自己也是孩子
出人意料的，对于网络小说，碎片化阅读，叶辛并不排斥。“我知道《小时代》，也觉得里面传达的物质主义有点夸张，但这是一个社会客观的发展历程，美国人、日本人都经历过，我们正在经历”。
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作家，自己本来也是孩子，也在经历，在成长。比如上海的韩寒，写《三重门》的时候自己就是一名中学生。文学的需求是多元化的，读者需要这些作品。采访叶辛时《花千骨》正在热播，叶辛不知道这部来源于网络小说的热播剧，但饶有兴趣地听完了故事梗概。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和谐的环境，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压力，比如升学，所以年轻人需要充满幻想的故事，需要娱乐和释放，动画、网络小说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其实读者心里明白自己的需要，知道哪些书是严肃读物，哪些只是消遣解闷，叶辛认为，阅读原本就是一件非常个人化的事情，应当选择符合自己性情的作品。“但碎片阅读、网络阅读不是阅读的全部，人要选择自己喜欢的、经典的作品来读，不妨多读几遍，找出来自己为什么喜欢这部作品，这才算是真正读懂了”，叶辛说。
“如果给年青一代列一个书单，你会写上哪些书”？当记者问到这个问题，叶辛回答：“我不会给整体的年轻人推荐什么书，除非某一位年轻人来找我。比如我的一位侄女，我了解她的性情，给她推荐了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还有契科夫的中短篇小说，我希望她能多读几遍自己喜欢的篇目。”
站在作家的立场，文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审美，短期内看不到功利主义者追求的价值，但阅读直击心灵，潜移默化塑造着人性。“男人和女人喜欢读的东西不一样，兴趣爱好很相投的夫妻，也不一定会同时喜欢一本书。就算同样是女孩，运动一些的女孩和瘦弱一些的女孩，喜欢的作品都会不同”。人必然要读书，但读什么书，是比吃什么饭穿什么衣更个性化的事情。获得愉悦，提升审美，塑造性格，如果非要功利地看待阅读，这大概是最显而易见的好处。
作家是用个体反映一般的职业
作家喜欢聚集在大都市，或者说，开放繁荣的大都市滋养作家，比如巴黎和纽约。叶辛在贵州生活了20余年，直到1990年才回到上海。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曾表达过挽留之情，但也对秘书说，如果叶辛确实要走，不要硬留。
“作家是一个用个体反映一般性的职业，如果个体性格反映不足，独特性便反映不出来”。除了上海，中国出作家的地方并非都是人才济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比如汉派作家集中的武汉市、在文坛颇具影响力的川籍作家，以及滋养出贾平凹、陈忠实的黄土高原，作家需要宽容的氛围，这些地方恰恰都是风气旷达兼容性较强之地。
叶辛对第二故乡贵州情结难舍，对上海的爱也溢于言表。在青岛短暂停留时，对城市的红瓦绿树充满赞赏，谈到智能时代的到来，还拿出了自己最新款的苹果手机，“这个机器早晚要取代所有屏幕。叶兆言说他刚刚学会了用手机查航班时刻表，我这个机器好，是最新潮的，但是我不会用”。
用单一的、刻板的价值观来评判作家，评判创作，这也许是对文学最大的伤害。作家用自己独特的一生表达人类普世价值，期盼着下一部作品是自己的巅峰之作，创作之外，作家保持着对这个世界的新鲜感，以开放的心态迎接着时代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