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购 《纽约时报》 ?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suenger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纽约时报公司主席小阿瑟·索尔兹伯格

  彼时,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与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展开黄色新闻大战,《纽约时报》则以其新闻全面详尽、社论稳健严肃,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报纸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纽约时报》独家全文刊载《凡尔赛和约》,后因“全面而准确地”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获普利策金质奖章,声誉鹊起。在奥克斯于1935年逝世前,《纽约时报》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报,与隔海相望的《泰晤士报》一起,并称为“报纸中的报纸”。
  奥克斯去世后,其女婿索尔兹伯格接过发行人的大印。在他任内,《纽约时报》获得31项普利策奖,实现了上市,完成了由家族经营向市场化的转型,还打赢了两场“自由之战”。 这两起案子成了界定公众人物、政府与媒体关系的里程碑事件,为《纽约时报》赢得了捍卫新闻自由的世界性声誉。
  1960年,《纽约时报》刊登黑人民权组织声援马丁·路德·金的广告,并谴责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等南部地区对这一运动的镇压,该市官员提出诽谤诉讼,这起官司最终以《纽约时报》胜诉告终。最高法院在裁决中认为,官员或公众人物指控媒体报道诽谤时必须遵循“真实恶意”原则,即需要证明媒体从业人员主观上恶意扭曲事实。1971年越南战争期间,《纽约时报》准备刊登美国国防部关于越战的秘密报告,时任总统尼克松以国家安全为名,要求该报停止发布相关新闻,官司同样打到最高法院,《纽约时报》同样胜诉。
  1992年,索尔兹伯格将发行人大印传给儿子,这便是《纽约时报》今天的掌门人——小阿瑟·索尔兹伯格。小阿瑟比父辈更追逐利润,《纽约时报》的报道质量有所下滑。2003年,《纽约时报》承认记者杰森·布莱尔多年来在其新闻报道中做假。2005年7月6日,《纽约时报》记者茱蒂丝·米勒因拒绝透露消息来源遭法院判刑入狱。2008年的美国大选,在奥巴马和麦凯恩的争夺进入白热化时,《纽约时报》多次刊登了奥巴马的文章,却对麦凯恩的同类文章以退稿处理。虚假新闻和政治偏见大大损害了《纽约时报》的公信力。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报业整体的不景气,才是《纽约时报》当前最大的危机。根据美国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美国平面媒体广告在2007年到2012年间下滑了55%,编辑部缩小了1/3。《纽约时报》同样面临着订阅和广告下滑的困境,在一个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如火如荼的时代,其古典严肃的“灰色女士”(The Gray Lady)风格似乎已经不讨喜。为摆脱困境,纽约时报公司不得不贱价卖掉很多资产,比如买About.com的时候花了4.1亿美元,最后卖了3亿美元;20年前收购《波士顿环球报》的价格高达11亿美元,最后只卖了7000万美元。另外,早在2008年,《纽约时报》就将总部大楼抵押,向银行借贷2.25亿美元。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事实上,这两年来因为财政困难而易手的美国媒体不在少数。2007年,新闻集团收购《华尔街日报》。2013年8月,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个人收购《华盛顿邮报》,这两个收购案举世瞩目。连他们都能易手,《纽约时报》又有何不能?况且,在美国媒体行业大行其道的双重股权结构,也使得收购其实只需要获得有控制权的索尔兹伯格家族的同意就可。
  双重股权结构是美国股市特有的,主要是为了确保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区别于同股同权的制度,在双重股权结构中,股份通常被划分为高、低两种投票权。高投票权的股票拥有更多的决策权。此前,这种股权结构主要存在于媒体行业,近年来,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科技企业也普遍采取这种股权结构。比如Facebook的扎克伯格只拥有公司18%的股份,但是会有57%的投票权,以便他能继续发号施令。
  具体到《纽约时报》,A类股股东的投票权极度有限,他们对董事会成员的选举权被限制在30%范围之内,其他70%的投票权全部掌握在B类股股东手里,而拥有超过90%的B类股股权的就是索尔兹伯格家族,该家族此前一直表示不考虑出卖。但默多克对《华尔街日报》的收购说明,有钱能使鬼推磨。当年班克罗夫特家族也拥有《华尔街日报》的母公司64.2%的投票权,也一直声称不会卖。但当默多克拿出天价的50亿美元时,班克罗夫特家族发生了分化,最终同意成交。毕竟,《华尔街日报》当时的股价是36美元,而默多克的出价达到每股60美元。
  显然,在报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如果收购方不计成本,提出让索尔兹伯格家族满意的价格的话,《纽约时报》的易手并非不可能。而截至1月3日美股收盘,《纽约时报》的股价为15.6美元,总市值约23亿美元。以这个价格作为参考,《纽约时报》的收购价应该不会超过《华尔街日报》。
  而美国的联邦法律表面上也并未限制外籍人士入股美国报纸和杂志,如果股东和董事会想卖,只要不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美国政府就无权干预。因此,仅从技术层面来说,中国人买《纽约时报》并非不可能。但在现实层面,中国人的身份恰恰是收购的最大障碍。且不说华为在美国被怀疑为间谍的遭遇,也不说有意竞购《纽约时报》的企业家有无媒体运营经验,就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当年试图竞购《新闻周刊》却在第一轮就被拒绝的往事,就足以说明中国人在美国的收购行为,绝不是有钱就可以办到的。而这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模糊地带,恰恰也是最难突破的。如果有人还不死心的话,那就想一想网友的那句话:你能想象《人民日报》被美国人收购吗?
其他文献
已经记不清第一次看穗花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了,但恍惚间还能回忆起是在一个高中同学家,那时她的《教师三部曲》正为行业中的御姐系奠定了一个新的标准。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几部片子依旧保留在我的电脑硬盘里。岛国的温柔,陪我度过了无数孤单的夜晚。  多年以后同学聚会,我们几个男生会经常聊起初中时期对于老师的幻想。南方的夏天酷热难当,英语老师是个丰满的30岁女人,总喜欢往身上喷浓重的香水,几米开外就能闻到她的出现
作为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着装风格一直备受赞誉,还多次登上美国时尚杂志封面。与其他第一夫人不同,她的衣橱中既有价值上万美元的奢华服饰,也有几十美元的平民货。师从杰奎琳·肯尼迪  在2008年美国民主党党内竞选期间,一贯以衣着品位高雅著称的米歇尔·奥巴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奥巴马的“形象大使”。关注米歇尔的人发现,她的穿着打扮显然是在向历任白宫女主人看齐,尤其是杰奎琳·肯尼迪。  杰奎琳出身富贵之家,3
2014年春节档,《爸爸去哪儿》席卷近六亿票房(目前还在增长中),一部5天拍摄完成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大电影版,票房始终紧咬斥资5亿打造的《大闹天宫》,一时间让很多业内外人士大呼看不懂。这部在电影局以“纪录片”身份备案登记的电影,某种程度上的确跟传统故事片电影没什么关系,从创作动机、前期拍摄、后期制作到宣传推广都是一个独立闭环。而我对《爸爸去哪儿》大电影感兴趣的是“影院社交属性的胜利”,它在春节档引爆
波特兰小街花园内的一间开放式咖啡馆,德胜的老总聂圣哲会在此办公 图/杨曦  “你不妨写写,德胜怎么还没死啊。”  带着嘻嘻哈哈的随意,聂先生走进位于“波特兰小街”的咖啡屋,我们之间的对话就这么开始了。他并非真有兴趣指导记者的写作,只是以此调侃方式体现其作为企业主的自鸣得意,还有对世俗眼光的嘲弄。  为了配合拍摄,他难得地穿上了一件有领有袖的衬衫,但是,当他坐在那张铺着红白格子台布的、美式咖啡馆很常
参加《超级女声》之前,尚雯婕只是一名喜欢唱歌并且唱歌好听的女孩儿,与音乐行业、娱乐圈毫无交集。2005年,从复旦大学法语系毕业后,进入一家法资企业工作。开始,只是抱着“调整生活节奏”的心态参加《超级女声》的比赛,希望借此疯狂一把。在一次次晋级的过程中,她逐渐意识到,在工作和梦想之间,她应该选择后者。    2006年,她在第三届《超级女声》比赛中夺冠,在众人眼里,前途一片光明。但事实上,此后几年,
尴尬,这是熊婧和艾可在看到百合网电视广告后的第一反应。同样尴尬的脸庞还隐蔽在2014年春节期间无数台电视后面。之所以尴尬,是因为承受不了某种期待,而这则广告,把这种期待赤裸裸说了出来——“你结婚了吧?”  这是婚恋网站百合网在春节期间投放的一则广告。在广告中,女主角始终没有找到对象,直到外婆病倒在床上。她才意识到,不能再挑了,“今年一定要结婚,哪怕是为了外婆。”外婆的叮嘱余音绕梁。最终,她身穿婚纱
车子停在了一幢小洋楼前。  一进门,魏文彬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角,悠然地抽着烟。相比8年前采访时,他显得精神、轻盈,似乎越发年轻了。这是运动锻炼的成果——现在的他,每天7点左右起床,锻炼身体,看看书,写写字,遛遛狗,有时会会客。  客厅错落有致地擺放着孩子们的可爱照片。屋后的小院子里,有秋千、滑滑梯,还有一只体型巨大、热情到随时可以把人扑倒的狗,名叫“刀刀”。  这位电视湘军的开创者、“中国电视巨人”
秋夜,在静谧的乡间小路散步,能听到脚步声传得很远。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向水君。于是,带着话题继续上路。  向水君最新定制的法国红酒已漂泊到地中海,他正在考虑合适的定位、价位。300元?500元?还是1000元?有一搭没一搭讨论着,我们到了那条幽幽飘着青蒿野香的小径,上坡,长长地伸向山的方向。石径尽头的天空,熠熠闪烁着北斗七星的巨大银匙,绵延可寻的北极星。  于是话题转向了星星。我与向水君遙望着那灿烂
印加可乐  飞往库斯科的航班上,我主动要求坐在左侧舷窗旁,为的是能在高空俯瞰安第斯山脉。飞机从秘鲁首都利马起飞,掠过干旱的沙漠地带,不久便一头扎进褐色的群山之间。透过稀薄的大气,可以看见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山峰,雪线以上闪着白光,山间冒出蘑菇一般的云朵。马丘比丘是秘鲁前哥伦布时期印加帝国的遗迹,建于约公元15世纪,位于库斯科西北130公里,整个遗址高耸在海拔约2350米的山脊上,俯瞰着乌鲁班巴河谷  
翻开吴琦幸先生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不几页,便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一些西方18世纪的启蒙著作。在王元化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年,当他重新谈及年轻时代的自己,谈及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谈及鲁迅,谈及卢梭,这位沉静、深厚并极具反思精神的老者仿佛跨越了时空的阻隔,与暮年歌德执手相望:历经生命的苦难,他们在耄耋之年都进入了一种和谐及平静。  对话录中,王先生反复提及一个重要议题:什么是理性的启蒙?是毫不怀疑地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