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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那天，难得的晴天。
一个人离开这座城，正如当初一个人来到这个城时那样的孤单。阳光照在脸上，衬着初秋的太阳，有许多错落的、温暖的感觉。在合上门、交出钥匙的一刹那，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床，80年代的镂花，一张不知几手的床垫，没了床单覆盖的熟悉感……或许这货还没来得及适应我这个新主人的体重时，又要改弦更张迅速地适应另外一个新主人了。
然后，浑身一个激灵地猛然想到：我，在这座城里，留存的时间未必比一个物件长久。
五张十多万的床
两年前来北京时，一个皮箱是我全部家当。在细雨蒙蒙的初春时节，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打拼。两年里，搬了五次家，几乎五个月就要搬一次。从国贸到刘家窑到中关村到上地再折回丰台，隐没在角门东站的角门东里。多次折腾后，也渐渐地看出每一张床的价值，国贸的床又窄又小，在每平方米近五万的房价里，我那1.8×1.5米的床显得很是奢侈。后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床也渐渐地变大，最后的一间大床房，一个人竟然享用了价值30多万的面积。
应该说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要比一般人幸福，没住过隔断间、没住过地下室，同租的室友人都不错，偶尔有些小摩擦也属正常。拿着过万的薪水，貌似很幸福地活在自己工作、睡觉的两点一线中。可就是没有家的感觉，两年春节时间，有一年是没有回家的，只是静悄悄地把自己锁在一间房里，然后对着电视，吃着方便面，写着老板年后就要送达客户的方案，整整七天！
很显然，做这些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床为伴。灯光下的那些“高大上”文字，怎么看都是在笔记本电脑上轻轻敲出的。但事实是，这些文字就是在一张又一张的床上，顶着黑眼圈，一遍一遍地挨着骂、一根一根地抽着烟完成的。
那时的我，很想家！很想有自己的一套房！
一套五十多万的房
在经历了多次思想斗争后，我把自己卖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价钱，回家了。
所谓回家，只是回到了一个离家较近的城市——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调整时间，就进入了工作。而正当我以为我可以全速前进时，才发现，我离这座城太远了，已然融入不了了。
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说话多少带了点京腔，我自己全然不知，可周围的人却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不同。在公司里，大家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与和谐，直到有—天我在厕所的里间听到了如下谈话：“新来的那个咋整的一嘴的京腔京调，真招人膈应！”
除了这样的打击外，领导也满是牢骚：“你是转行回来，其实你是不懂这一块的，是吧？”“这个专题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个谁你来做！”“你要和大家融成一块，少自作清高！”“我一定要纠正你们这些北京回来的……”
渐渐地，我和同事的关系止于水，和领导的关系亦然。直到前不久的一天，领导突然要请我吃饭。这当然不是什么好饭。果然，我被安排去负责一个不大不小却可以百般挑错的项目。
现在，在这套50多万，面积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在糾结着另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回北京？
（摘自《中国青年》）
一个人离开这座城，正如当初一个人来到这个城时那样的孤单。阳光照在脸上，衬着初秋的太阳，有许多错落的、温暖的感觉。在合上门、交出钥匙的一刹那，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床，80年代的镂花，一张不知几手的床垫，没了床单覆盖的熟悉感……或许这货还没来得及适应我这个新主人的体重时，又要改弦更张迅速地适应另外一个新主人了。
然后，浑身一个激灵地猛然想到：我，在这座城里，留存的时间未必比一个物件长久。
五张十多万的床
两年前来北京时，一个皮箱是我全部家当。在细雨蒙蒙的初春时节，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打拼。两年里，搬了五次家，几乎五个月就要搬一次。从国贸到刘家窑到中关村到上地再折回丰台，隐没在角门东站的角门东里。多次折腾后，也渐渐地看出每一张床的价值，国贸的床又窄又小，在每平方米近五万的房价里，我那1.8×1.5米的床显得很是奢侈。后来，随着收入的增加，床也渐渐地变大，最后的一间大床房，一个人竟然享用了价值30多万的面积。
应该说在北京的日子里，我要比一般人幸福，没住过隔断间、没住过地下室，同租的室友人都不错，偶尔有些小摩擦也属正常。拿着过万的薪水，貌似很幸福地活在自己工作、睡觉的两点一线中。可就是没有家的感觉，两年春节时间，有一年是没有回家的，只是静悄悄地把自己锁在一间房里，然后对着电视，吃着方便面，写着老板年后就要送达客户的方案，整整七天！
很显然，做这些工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床为伴。灯光下的那些“高大上”文字，怎么看都是在笔记本电脑上轻轻敲出的。但事实是，这些文字就是在一张又一张的床上，顶着黑眼圈，一遍一遍地挨着骂、一根一根地抽着烟完成的。
那时的我，很想家！很想有自己的一套房！
一套五十多万的房
在经历了多次思想斗争后，我把自己卖了一个相对较好的价钱，回家了。
所谓回家，只是回到了一个离家较近的城市——哈尔滨。回到哈尔滨后，几乎没有任何的调整时间，就进入了工作。而正当我以为我可以全速前进时，才发现，我离这座城太远了，已然融入不了了。
在北京的两年时间里，说话多少带了点京腔，我自己全然不知，可周围的人却敏锐地捕捉到这种不同。在公司里，大家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与和谐，直到有—天我在厕所的里间听到了如下谈话：“新来的那个咋整的一嘴的京腔京调，真招人膈应！”
除了这样的打击外，领导也满是牢骚：“你是转行回来，其实你是不懂这一块的，是吧？”“这个专题怎么能这么做呢？那个谁你来做！”“你要和大家融成一块，少自作清高！”“我一定要纠正你们这些北京回来的……”
渐渐地，我和同事的关系止于水，和领导的关系亦然。直到前不久的一天，领导突然要请我吃饭。这当然不是什么好饭。果然，我被安排去负责一个不大不小却可以百般挑错的项目。
现在，在这套50多万，面积8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我在糾结着另一个问题：我要不要回北京？
（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