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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发展的成就带来人们快乐水平的提高
有关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还存在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包括性格、信仰、婚姻、就业、健康、人际关系等。我们应该更重视这些因素，减少过度物质主义的影响；尤其不要为了多赚钱而牺牲对快乐更加重要的健康、友情与家庭，更不必说用非法与不道德的手段赚钱了。
当然，了解影响快乐的因素或许有助于提高平均快乐，但每个人的正常快乐水平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虽然这一水平受环境与个体活动影响，有高峰也有低谷，但由于生理的局限，很难大幅提高；不过，也存在着能几倍甚至百倍地提高快乐水平的方法。
早在50多年前，人们就已发现，用电流刺激大脑某些“享乐中心”，可以缓解病痛和诱发极度的快感，没有边际效用递减，而对健康又没有像毒品那样的不良影响。在实验中，电流刺激大脑带来的快感是如此巨大，使老鼠甘愿为之放弃进食和交配。刺激大脑还可以当做增进快感的“导火线”来使用，因为一旦适当的神经元被激活，建立起正确的神经通路，它们对刺激就会更为敏感。然而，除了一些零星的科研试验和有限的临床应用，刺激大脑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重视。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应当大有可为。
另一个能大量提高快乐的是基因工程。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比刺激大脑更加谨慎，以避免弄巧成拙。然而，既然正常的快乐水平大致是由基因决定的，适当地改进基因，便是打破生理局限、大幅增加快乐的可行之道。
有人会说，这些方法都是不自然的。然而，绝大多数文明的产物，都可以说是不自然的。如果你跟几百年前的人说，现在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坐在沙发上看一个箱子上的影子，他们也会认为是很不自然的。
因此，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不能通过提高消费来增加快乐；但通过科技的进步，有可能使我们的快乐水平翻十番，甚至更多！
科技的进步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然而，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主张小政府。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常是成本大、效益小，甚或帮倒忙；第二，由于是用公家的钱，政府支出经常有浪费甚至贪污的问题；第三，政府支出需要由税收来支付，而经济学者认为税收会对经济造成超额负担。
用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向一种商品征100万元的税，即使不算政府的行政成本和纳税者的缴税成本（不包括税金，只包括会计时间等），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总负担或损失也会超过100万元，例如130万元；这30％的超额负担（经济学者的平均估计）是一种扭曲，是净损失。另外，征收收入税，也会产生打击生产积极性的扭曲。因此，经济学者不喜欢征税。
不过，上述分析是基于私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实际上，私人经济存在许多无效性。首先，单单看经济生产与消费对生存环境的许多危害，就使多数税收从具有扭曲作用变成具有改进效率的作用。其次，炫耀性消费与人际之间的相互攀比，也使对高收入与炫耀性消费品征税成为改进性的。最后，如前所述，小康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已经不能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快乐水平，因此，即使从消费的角度看，税收会造成超额负担，但从社会福祉的观点上看，不但没有超额负担，甚至可能连负担也没有。因为在税收体制相对完备的前提下，尽管100万元的税收减少私人消费130万元，却没有减少人们的快乐，因而没有降低社会福祉。简言之，消费不是最终目的，快乐或福祉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基于福祉的深层分析，推翻基于纯经济因素的简单分析。
总结一下，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怎样才能让发展的成就带来人们快乐水平的提高？第一，要重视消除贫困，避免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和谐。第二，要对有重大危害环境的活动课以重税，或加以限制。尤其是汽车与汽油的消费，不但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而且又增加交通堵塞、噪音污染、交通意外、炫耀性消费等外部成本，必须课以重税，而不是加以鼓励，同时应把资源用在发展公共交通或其他方面。第三，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包括减少贪污与权力的滥用，增加那些能够真正提高全社会人民的长期快乐的支出，如环保、教育、医疗、科技等，尤其是上述能够提高人们快乐水平的大脑与基因工程的研究。
有关快乐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小康水平之后，经济水平的继续提高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还存在许多比金钱更重要的因素，包括性格、信仰、婚姻、就业、健康、人际关系等。我们应该更重视这些因素，减少过度物质主义的影响；尤其不要为了多赚钱而牺牲对快乐更加重要的健康、友情与家庭，更不必说用非法与不道德的手段赚钱了。
当然，了解影响快乐的因素或许有助于提高平均快乐，但每个人的正常快乐水平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虽然这一水平受环境与个体活动影响，有高峰也有低谷，但由于生理的局限，很难大幅提高；不过，也存在着能几倍甚至百倍地提高快乐水平的方法。
早在50多年前，人们就已发现，用电流刺激大脑某些“享乐中心”，可以缓解病痛和诱发极度的快感，没有边际效用递减，而对健康又没有像毒品那样的不良影响。在实验中，电流刺激大脑带来的快感是如此巨大，使老鼠甘愿为之放弃进食和交配。刺激大脑还可以当做增进快感的“导火线”来使用，因为一旦适当的神经元被激活，建立起正确的神经通路，它们对刺激就会更为敏感。然而，除了一些零星的科研试验和有限的临床应用，刺激大脑的巨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重视。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应当大有可为。
另一个能大量提高快乐的是基因工程。这方面的工作必须比刺激大脑更加谨慎，以避免弄巧成拙。然而，既然正常的快乐水平大致是由基因决定的，适当地改进基因，便是打破生理局限、大幅增加快乐的可行之道。
有人会说，这些方法都是不自然的。然而，绝大多数文明的产物，都可以说是不自然的。如果你跟几百年前的人说，现在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是坐在沙发上看一个箱子上的影子，他们也会认为是很不自然的。
因此，小康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不能通过提高消费来增加快乐；但通过科技的进步，有可能使我们的快乐水平翻十番，甚至更多！
科技的进步需要政府的大量投资，然而，大多数经济学者都主张小政府。这有几个原因：第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常是成本大、效益小，甚或帮倒忙；第二，由于是用公家的钱，政府支出经常有浪费甚至贪污的问题；第三，政府支出需要由税收来支付，而经济学者认为税收会对经济造成超额负担。
用最简单的供给与需求曲线的分析就可以得出，向一种商品征100万元的税，即使不算政府的行政成本和纳税者的缴税成本（不包括税金，只包括会计时间等），消费者与生产者的总负担或损失也会超过100万元，例如130万元；这30％的超额负担（经济学者的平均估计）是一种扭曲，是净损失。另外，征收收入税，也会产生打击生产积极性的扭曲。因此，经济学者不喜欢征税。
不过，上述分析是基于私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假设。实际上，私人经济存在许多无效性。首先，单单看经济生产与消费对生存环境的许多危害，就使多数税收从具有扭曲作用变成具有改进效率的作用。其次，炫耀性消费与人际之间的相互攀比，也使对高收入与炫耀性消费品征税成为改进性的。最后，如前所述，小康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已经不能提高全社会的平均快乐水平，因此，即使从消费的角度看，税收会造成超额负担，但从社会福祉的观点上看，不但没有超额负担，甚至可能连负担也没有。因为在税收体制相对完备的前提下，尽管100万元的税收减少私人消费130万元，却没有减少人们的快乐，因而没有降低社会福祉。简言之，消费不是最终目的，快乐或福祉才是最终目的。因此，基于福祉的深层分析，推翻基于纯经济因素的简单分析。
总结一下，在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发展的同时，怎样才能让发展的成就带来人们快乐水平的提高？第一，要重视消除贫困，避免两极分化，保持社会和谐。第二，要对有重大危害环境的活动课以重税，或加以限制。尤其是汽车与汽油的消费，不但对环境造成重大危害，而且又增加交通堵塞、噪音污染、交通意外、炫耀性消费等外部成本，必须课以重税，而不是加以鼓励，同时应把资源用在发展公共交通或其他方面。第三，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包括减少贪污与权力的滥用，增加那些能够真正提高全社会人民的长期快乐的支出，如环保、教育、医疗、科技等，尤其是上述能够提高人们快乐水平的大脑与基因工程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