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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许多有识之士加入了党的组织，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洪流之中。大浪淘沙，随着革命发展起伏，则有少数党员由于种种原因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而“脱党”，有的意志消沉，无所作为；也有为党作了许多有利工作，成为“党外朋友”……而在这些“党外朋友”中，有的“归队”了，有的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则永远留在了党外。李侠公就是其中的一位。1924年11月李侠公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东征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技术书记等重要职务，1926年受党派遣赴苏留学，并担任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宣传部长，1930年回国在上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后来就成为一名忠实的“党外朋友”、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了。抗战初期乃至新中国成立后，李侠公曾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后又多次“口头”向周恩来等人提出过“回党”要求，晚年又书面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因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其愿未能实现。
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相识成为终生挚友
李侠公(1899—1994年)，贵州贵阳人。4岁时，随父母由贵阳城北下堰寨(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下堰村)入城进私塾，后上高小学校，最后考入贵州法政专门学校。1919年初春，李侠公到日本东京后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李侠公与东京庆应大学学生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士官学校学生毛景周(贵州龙里人)等结为相知好友。1924年春，侠公毕业后与好友周逸群结伴由日本起程回国，到上海“闯天下”。李、周在上海读到很多国内的进步刊物，加深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认识。在此期间，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来信邀约李侠公到黄埔工作。
1924年7月，李侠公到达黄埔军校后，受到何应钦的热情接待，并由何介绍会见蒋介石，被蒋委派为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协助何应钦工作，何应钦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识，周、李自此结为终生挚友。在军校期间，李侠公与随后进入黄埔二期学习的周逸群一道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同年11月，经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员鲁易、周逸群介绍，李侠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恩来同志指示，共产党员身份应绝对保密，仍以国民党身份出面工作为宜，因此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与周逸群等人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青年军人》编辑。在统一广东革命的战争中，侠公奉调到军校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任秘书。广东国民政府组织东征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侠公担任第1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
在第1师驻军汕头时，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窃取了李侠公写给“君伟”(军委)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容是汇报第1师官兵情况，其中有“非同志的国民党员”字句，“孙会”分子就在“非同志”三字做文章，指为共产党“分裂”、“破坏”国民党的“证据”。国民党右派分子借题发挥，将这份“秘密报告”影印散布，寄发沪粤各大报馆。蒋介石指使孙会骨干贺衷寒等到第1师政治部找李侠公寻衅，这一事件暴露了李侠公的“共产党员”身份。随后，依据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周恩来指示李侠公向蒋提出辞呈。蒋介石面对李侠公表演一番慰留的姿态后，批准了李的辞呈。此时，他的胞兄，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代理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的李仲公，受到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何应钦身边的贵州籍黄埔学生“围攻”，亦向何应钦辞职，兄弟俩随同周恩来离汕赴穗。
李侠公由汕头回到广州，到中共两广区委军委工作，后担任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公开身份是第3军(军长朱培德)军官学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课程。
1926年3月12日，在广东大佛寺召开的“西南军人联会”成立大会上，李侠公、周逸群担任了大会主持人。会前，李侠公他们闻知“孙会”骨干贺衷寒等人扬言要用武力捣乱会场，熊雄(接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周逸群分别在第3军官学校及第1军可掌握的群众中作了防护会场的部署工作。到开大会时，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3军军长朱培德、总司令部参议李仲公等人应邀到会出席，何在作了讲话后借故离席，朱则临时提请取消发言。就在这一瞬间，事前准备好的“孙会”分子、黄埔一期学生王惠生（又名“王慧生”，贵州贵定人），一面指名叫嚣“揪出共产分子出会场”，一面拔枪向主席台开枪。李侠公、周逸群早就作好应急准备，已安排好在会场的国民党左派军官毛景周等人一涌而上，将王惠生缴械，驱出会场，胜利完成了“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任务。当时报纸宣扬为“大佛寺枪击事件”。
“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后的一天，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听取李侠公的汇报后，遂征询李侠公“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去。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秋，李侠公离粤赴沪。到上海后，李侠公首先见到了贵州同乡老友、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经王若飞引见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见面会谈。8月启程赴苏，到达莫斯科大约是9月间。10月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入校后，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人达指定李侠公担任旅支宣传部部长，并走出校外作些华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8年4月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留苏期间，李侠公的俄文名叫“莫洛索夫”，他与周达文(贵州镇远人)、孙冶方(东方大学翻译)、罗汉(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党代表)等人成为师友，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同学蒋经国曾辅导侠公学习俄文，两人交谊甚笃。
曾为国民政府抓捕的
重点对象
1930年夏，中共驻苏代表团决定派李侠公回国。8月到达上海，并化名“李少农”，按党的指定住在四马路一个旅馆等候分配工作。大约在9月的一天，李侠公正从旅馆外出，迎面碰见原“孙会”骨干、国民党特务王惠生。李侠公立即避回旅馆，急忙从后门走出。李侠公匿居处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不能再回原处居住。不幸的是当时交通员未作失去联系后接头处的安排。这样，李侠公第一次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避开敌特和叛徒的追捕，特别是留苏回国的少数叛徒同学，李受命在马路上追寻未去国民党政府报到的同学。在此时刻，李侠公从苏联回来时带的钱即将用尽。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李侠公在大马路上与陈赓同志邂逅相遇，他立即走在陈赓的身边打招呼，将其失掉联系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告知他化名匿居的住处。三天后，陈赓派人来接头，自称是江苏省委派来的人送上15元生活费，并说很快即派工作，可能去苏区。自此以后，从未来人接头。1952年李侠公到北京开会，住在和平宾馆，贵州省政府主席杨勇约同陈赓到宾馆看望他时还谈及此事。
早在1927年4月(即李侠公赴苏之后)，李侠公即被反动的南京政府列为“共产党首要”通缉在案，属于国民党当局抓捕的重点对象。不久，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因英租界巡捕房未发现其“真实身份”而释放。那时，由于贫病交加，他遂用乳名给胞兄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上海招商局总办)写信求助。李仲公随即派其夫人吴澄华去找到了他，用其母亲的名义送了200元钱，这样他才得去红十字会医院医治所患的赤痢及痔漏重病。在医院中，李侠公意外地碰见留苏同学孙冶方。自此以后，他俩就结为“白色恐怖中最为亲密的难友”了。
李侠公出院后，其兄并未“为难”于他，以照顾老母为名，将他藏匿于苏州家中“养病”，后又匿居无锡石塘湾孙冶方家中。孙冶方曾到苏州与李仲公作了一次长谈，他们了解到李仲公不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还具有团结全民抗日的民族意识，因此可以联系他作些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这期间，李侠公译著《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原拟以“华萼”的笔名发表，后来李、孙商议“不如用其兄李仲公的名字发表更有作用”。李侠公征得其兄同意，将书稿送商务印书馆，最后于1932年4月由南京印刷公司重排出版。此外，李侠公在外文书店发现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史》教本，这是一部具有高度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孙冶方看后也很赞赏，认为有翻译价值。经李仲公联系南京学术机构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接受这部书的翻译，李侠公遂用“华萼”笔名与“中山文化教育馆”订立了稿约合同。于是李、孙二人决定联袂去日本过译书的“流亡生活”。
1932年1月，李侠公与孙冶方到了日本东京，开始了翻译《政治经济学史》的译著生活。孙冶方除自己搞一部哲学小辞典外，也常协助侠公翻译。李侠公化名“吴乾生”，孙冶方化名“孙勉之”(孙冶方本名“薛萼果”，笔名“孙冶方”)，可谓埋头著述。1935年秋，李侠公在东京因患神经衰弱失眠症而回国。在上海小住后即回孙冶方家乡无锡石塘湾居住，后移住苏州。此期间，孙冶方的三嫂为李侠公介绍了对象——上海道南小学教师姜曼薇(建国后随丈夫李侠公回贵阳，后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侠公与姜曼薇于1936年11月在苏州结婚。1936年，李侠公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史》(罗忍格尔伯著)第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继续译著《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册，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未能去延安工作
成为一生中最沉痛的教训
日本侵华的炮声，惊醒了李侠公的“隐遁著作”之梦。他去石塘湾和上海都未碰见孙冶方，正在徬徨中，李侠公在上海一个旧衣店碰见北伐时期的战友、留苏同学罗汉。当罗汉告诉李侠公他“已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接上关系”时，李侠公因未去过南京，即请罗汉陪同赴南京找到中共驻京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李克农同意李侠公去延安的请求，并指定李侠公与罗汉同行，出具介绍信，发给旅费，并要侠公带着姜曼薇同去。
李侠公夫妇和罗汉结伴到达西安，会见了林伯渠和王若飞，王若飞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李侠公回忆：“当时，克农同志没有将罗汉的实情告诉我，我就把罗汉看成同我一样是单纯的去延安的同志，我就和罗结伴于1937年8月到达西安，会见了林老和若飞，若飞是分别同我们谈话的，他同我作了个别谈话时，针对我离党七年的时间，将遵义会议后全党一致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情况告诉我，鼓励我到延安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创造恢复党籍的条件。我当时兴奋地感到我虽已离党七年，但党对我仍然信任，使我非常感动，也受到很大鼓舞。但就在此时，罗汉向我散布党内斗争的‘恐怖’情况，特别是就夏曦误杀许多同志以及烘托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作了渲染，更加上我离开党，离开祖国的时间较久，对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些真实情况不够了解，引起了不知党是否还信任我的胡思乱想，这样思想深处开始犹豫起来……从去延安不成而返回蒋管区工作的这个转折，成了我一生中最沉痛的经历。”王若飞察觉到李侠公思想情绪的变化，他遣走了罗汉之后，才把罗汉的真实情况告诉李侠公。王若飞知道李侠公与陈独秀的“托派”组织无关，也没有作过对党不利的事，但也看出李侠公奔赴延安的决心已有动摇，遂决定要侠公回蒋管区运用大革命时代同国民党军政头目的旧关系作军事情报工作。李侠公由西安返回，曾到武汉拜会过陈独秀，陈书狱中旧作《金粉泪》中的最后一首诗赠之。
1938年10月，李侠公在武汉见到周恩来，将王若飞的指示意见向周作了汇报。周表示同意王若飞意见，要李侠公利用旧关系去国民党军队工作，自此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向陈诚(政治部部长)推荐李侠公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遭到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军统大特务贺衷寒反对，便改任为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在陆军大学，李侠公主要讲授国际政治课，曾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肃清汉奸的根治办法》一文，抨击种种妥协投降论调。皖南事变发生后，李讲课强调团结对外，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军统特务时来监听。
1942年夏，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在张治中部长陪同下来到陆大召开大会，宣布撤免李侠公的职务，以王东原(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来接替。蒋介石在开会前“召见”李侠公，指责李在校内的讲课没有根据三民主义精神，不适合再在陆大工作。后应张治中之邀，李侠公出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据李侠公回忆：“我被撤职几个月后，新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以约到他家去便餐的方式，提请我去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已知道这个文委会是在免去郭沫若同志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用来敷衍沫若同志并以羁縻进步文化人的机构，因此当时未作明确的答复，即找恩来同志汇报请示，他主张我接受这个职位，认为我去文委会顶住这个职位，便可以避免再派谢仁钊之类的人来文委会搞特务活动。这样，我回复张治中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夏去重庆文委会任职。郭沫若还鼓励李侠公继续翻译《政治经济学史》，并允诺替去苏联驻华使馆找原文。周恩来也常利用“文委会”作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的场所，时常带着王若飞及徐冰、连贯等同志来此聚谈。
解放后，周恩来勉励其
大胆工作，发挥民主人士
应有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李侠公到南京仍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此时，郭沫若已找到《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册的俄文原本，中山文化教育馆也答应恢复与李战前的稿约合同，要侠公续译第二册。李侠公于1945年冬离开南京去苏州旧地专门从事译书工作。蒋介石揭开了内战序幕，李侠公未回南京报到。他回忆：“这时蒋家王朝已公然揭开了内战序幕，蒋区政治部发出通知，严令该部工作人员限期到职，以1946年1月为期限。我从此没有回南京去，这样，1946年2月之后，我的工资被停发了。不久，中山文化馆来函通知我，因战事紧急，所有合同及已印好的书籍均暂中止发行。”李侠公的生活来源全部中断了，又陷于贫困之中，只好寄住于黄埔老友李奇中家直到解放。李侠公、李奇中(黄埔一期生、原中共党员、国民党兵役司令，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运用一些黄埔军人的关系搞军事情报，特别是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搞到了南京的江防绝密文件及附图，李侠公同李奇中亲自从苏州带去上海，通过“民联”转上海地下党组织递转中共中央。1949年冬，朱德总司令在北京招待一些党外人士便宴时见到二李，当时聂荣臻将军亦在场就座，朱德总司令对他们说“收到情报，肯定有参考价值”。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侠公写了一篇《论中国新政权的性质》的文章发表在《展望》杂志上，在上海解放之初，曾被列为当时干部学习新政权性质的参考文件之一。1949年6月底，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向李侠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李立即去北平。到北平后，周恩来即在一个午夜接见了他，与其谈话一个多小时。于是李侠公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侯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侠公等32人为首批政务院参事。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又任命李侠公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贵州省民政厅厅长及省政法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9月回黔就职。李侠公回忆：“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参事。贺龙同志根据当时西南地区工作的需要，推荐我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总理知道后，即找我谈话，表示完全支持我回到家乡去工作。”
1951年由于贵州需要建立民主党派的组织，当时的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苏振华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赵欲樵征询李侠公的意见，希望李侠公恢复民革成员身份，组织贵州省民革。李侠公接受了这一任务，于1951年建立了民革省委，并出任第1、第5届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会顾问、监委常委职务。贵州省政府参事室成立，李侠公被任命为首任参事室主任。此外，李侠公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常委。
李侠公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贵州后，在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积极参与家乡的建没。建国初期，民政工作十分繁重，李侠公深入基层调研，解决实际问题，开展了荣军优抚、救灾救济、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等项工作，把新中国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同时，带动国民党起义将领、少数民族领袖等党外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中，李侠公曾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专门走到他的桌前，单独向他敬酒，体现了周总理对他的一片关怀。1960年5月，周总理赴贵州视察，约见李侠公，勉励他大胆工作，发挥其民主人士应有的作用。在“文革”中，李侠公被夺权关进“牛棚”，进“五七”干校受审批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侠公当选为贵州省政协第四届至第六届副主席。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他曾书面向省政协党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4年2月7日，李侠公在贵阳逝世，享年96岁。
（作者为贵阳市商业银行白云支行行长助理、工会主席）
责任编辑 肖阿伍
在黄埔军校，与周恩来相识成为终生挚友
李侠公(1899—1994年)，贵州贵阳人。4岁时，随父母由贵阳城北下堰寨(今贵阳市白云区麦架镇下堰村)入城进私塾，后上高小学校，最后考入贵州法政专门学校。1919年初春，李侠公到日本东京后进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一年后考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留日期间，李侠公与东京庆应大学学生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士官学校学生毛景周(贵州龙里人)等结为相知好友。1924年春，侠公毕业后与好友周逸群结伴由日本起程回国，到上海“闯天下”。李、周在上海读到很多国内的进步刊物，加深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认识。在此期间，黄埔军校总教官何应钦来信邀约李侠公到黄埔工作。
1924年7月，李侠公到达黄埔军校后，受到何应钦的热情接待，并由何介绍会见蒋介石，被蒋委派为校长办公厅特别官佐，协助何应钦工作，何应钦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不久，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相识，周、李自此结为终生挚友。在军校期间，李侠公与随后进入黄埔二期学习的周逸群一道拜会了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的教诲和鼓励。同年11月，经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部成员鲁易、周逸群介绍，李侠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恩来同志指示，共产党员身份应绝对保密，仍以国民党身份出面工作为宜，因此共产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与周逸群等人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并担任《青年军人》编辑。在统一广东革命的战争中，侠公奉调到军校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任秘书。广东国民政府组织东征后，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委派侠公担任第1师(师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
在第1师驻军汕头时，孙文主义学会反共分子窃取了李侠公写给“君伟”(军委)的一份“秘密报告”，内容是汇报第1师官兵情况，其中有“非同志的国民党员”字句，“孙会”分子就在“非同志”三字做文章，指为共产党“分裂”、“破坏”国民党的“证据”。国民党右派分子借题发挥，将这份“秘密报告”影印散布，寄发沪粤各大报馆。蒋介石指使孙会骨干贺衷寒等到第1师政治部找李侠公寻衅，这一事件暴露了李侠公的“共产党员”身份。随后，依据中共两广区委决定，周恩来指示李侠公向蒋提出辞呈。蒋介石面对李侠公表演一番慰留的姿态后，批准了李的辞呈。此时，他的胞兄，担任“东江绥靖委员会”秘书长、代理潮海关监督兼汕头交涉员的李仲公，受到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何应钦身边的贵州籍黄埔学生“围攻”，亦向何应钦辞职，兄弟俩随同周恩来离汕赴穗。
李侠公由汕头回到广州，到中共两广区委军委工作，后担任军委技术书记(相当于“秘书长”)，公开身份是第3军(军长朱培德)军官学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课程。
1926年3月12日，在广东大佛寺召开的“西南军人联会”成立大会上，李侠公、周逸群担任了大会主持人。会前，李侠公他们闻知“孙会”骨干贺衷寒等人扬言要用武力捣乱会场，熊雄(接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周逸群分别在第3军官学校及第1军可掌握的群众中作了防护会场的部署工作。到开大会时，第1军军长何应钦、第3军军长朱培德、总司令部参议李仲公等人应邀到会出席，何在作了讲话后借故离席，朱则临时提请取消发言。就在这一瞬间，事前准备好的“孙会”分子、黄埔一期学生王惠生（又名“王慧生”，贵州贵定人），一面指名叫嚣“揪出共产分子出会场”，一面拔枪向主席台开枪。李侠公、周逸群早就作好应急准备，已安排好在会场的国民党左派军官毛景周等人一涌而上，将王惠生缴械，驱出会场，胜利完成了“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任务。当时报纸宣扬为“大佛寺枪击事件”。
“西南革命同志会”成立后的一天，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在听取李侠公的汇报后，遂征询李侠公“是否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去。根据党组织的安排，1926年秋，李侠公离粤赴沪。到上海后，李侠公首先见到了贵州同乡老友、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经王若飞引见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见面会谈。8月启程赴苏，到达莫斯科大约是9月间。10月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入校后，中共旅莫支部书记王人达指定李侠公担任旅支宣传部部长，并走出校外作些华侨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1928年4月间转入列宁格勒军政大学。留苏期间，李侠公的俄文名叫“莫洛索夫”，他与周达文(贵州镇远人)、孙冶方(东方大学翻译)、罗汉(原国民革命军第4军党代表)等人成为师友，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同学蒋经国曾辅导侠公学习俄文，两人交谊甚笃。
曾为国民政府抓捕的
重点对象
1930年夏，中共驻苏代表团决定派李侠公回国。8月到达上海，并化名“李少农”，按党的指定住在四马路一个旅馆等候分配工作。大约在9月的一天，李侠公正从旅馆外出，迎面碰见原“孙会”骨干、国民党特务王惠生。李侠公立即避回旅馆，急忙从后门走出。李侠公匿居处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不能再回原处居住。不幸的是当时交通员未作失去联系后接头处的安排。这样，李侠公第一次失去了与党的联系。为了避开敌特和叛徒的追捕，特别是留苏回国的少数叛徒同学，李受命在马路上追寻未去国民党政府报到的同学。在此时刻，李侠公从苏联回来时带的钱即将用尽。两个月后的一天黄昏，李侠公在大马路上与陈赓同志邂逅相遇，他立即走在陈赓的身边打招呼，将其失掉联系的情况作了汇报，并告知他化名匿居的住处。三天后，陈赓派人来接头，自称是江苏省委派来的人送上15元生活费，并说很快即派工作，可能去苏区。自此以后，从未来人接头。1952年李侠公到北京开会，住在和平宾馆，贵州省政府主席杨勇约同陈赓到宾馆看望他时还谈及此事。
早在1927年4月(即李侠公赴苏之后)，李侠公即被反动的南京政府列为“共产党首要”通缉在案，属于国民党当局抓捕的重点对象。不久，他在上海被捕入狱，因英租界巡捕房未发现其“真实身份”而释放。那时，由于贫病交加，他遂用乳名给胞兄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上海招商局总办)写信求助。李仲公随即派其夫人吴澄华去找到了他，用其母亲的名义送了200元钱，这样他才得去红十字会医院医治所患的赤痢及痔漏重病。在医院中，李侠公意外地碰见留苏同学孙冶方。自此以后，他俩就结为“白色恐怖中最为亲密的难友”了。
李侠公出院后，其兄并未“为难”于他，以照顾老母为名，将他藏匿于苏州家中“养病”，后又匿居无锡石塘湾孙冶方家中。孙冶方曾到苏州与李仲公作了一次长谈，他们了解到李仲公不是国民党中顽固的反共分子，还具有团结全民抗日的民族意识，因此可以联系他作些团结抗日的宣传工作。这期间，李侠公译著《日本帝国主义的满蒙观与我们的驳议》一书，原拟以“华萼”的笔名发表，后来李、孙商议“不如用其兄李仲公的名字发表更有作用”。李侠公征得其兄同意，将书稿送商务印书馆，最后于1932年4月由南京印刷公司重排出版。此外，李侠公在外文书店发现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史》教本，这是一部具有高度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著作，孙冶方看后也很赞赏，认为有翻译价值。经李仲公联系南京学术机构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接受这部书的翻译，李侠公遂用“华萼”笔名与“中山文化教育馆”订立了稿约合同。于是李、孙二人决定联袂去日本过译书的“流亡生活”。
1932年1月，李侠公与孙冶方到了日本东京，开始了翻译《政治经济学史》的译著生活。孙冶方除自己搞一部哲学小辞典外，也常协助侠公翻译。李侠公化名“吴乾生”，孙冶方化名“孙勉之”(孙冶方本名“薛萼果”，笔名“孙冶方”)，可谓埋头著述。1935年秋，李侠公在东京因患神经衰弱失眠症而回国。在上海小住后即回孙冶方家乡无锡石塘湾居住，后移住苏州。此期间，孙冶方的三嫂为李侠公介绍了对象——上海道南小学教师姜曼薇(建国后随丈夫李侠公回贵阳，后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侠公与姜曼薇于1936年11月在苏州结婚。1936年，李侠公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史》(罗忍格尔伯著)第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即继续译著《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册，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
未能去延安工作
成为一生中最沉痛的教训
日本侵华的炮声，惊醒了李侠公的“隐遁著作”之梦。他去石塘湾和上海都未碰见孙冶方，正在徬徨中，李侠公在上海一个旧衣店碰见北伐时期的战友、留苏同学罗汉。当罗汉告诉李侠公他“已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党接上关系”时，李侠公因未去过南京，即请罗汉陪同赴南京找到中共驻京办事处的叶剑英、李克农。李克农同意李侠公去延安的请求，并指定李侠公与罗汉同行，出具介绍信，发给旅费，并要侠公带着姜曼薇同去。
李侠公夫妇和罗汉结伴到达西安，会见了林伯渠和王若飞，王若飞分别同他们进行谈话。李侠公回忆：“当时，克农同志没有将罗汉的实情告诉我，我就把罗汉看成同我一样是单纯的去延安的同志，我就和罗结伴于1937年8月到达西安，会见了林老和若飞，若飞是分别同我们谈话的，他同我作了个别谈话时，针对我离党七年的时间，将遵义会议后全党一致团结在毛主席周围的情况告诉我，鼓励我到延安后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创造恢复党籍的条件。我当时兴奋地感到我虽已离党七年，但党对我仍然信任，使我非常感动，也受到很大鼓舞。但就在此时，罗汉向我散布党内斗争的‘恐怖’情况，特别是就夏曦误杀许多同志以及烘托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况作了渲染，更加上我离开党，离开祖国的时间较久，对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些真实情况不够了解，引起了不知党是否还信任我的胡思乱想，这样思想深处开始犹豫起来……从去延安不成而返回蒋管区工作的这个转折，成了我一生中最沉痛的经历。”王若飞察觉到李侠公思想情绪的变化，他遣走了罗汉之后，才把罗汉的真实情况告诉李侠公。王若飞知道李侠公与陈独秀的“托派”组织无关，也没有作过对党不利的事，但也看出李侠公奔赴延安的决心已有动摇，遂决定要侠公回蒋管区运用大革命时代同国民党军政头目的旧关系作军事情报工作。李侠公由西安返回，曾到武汉拜会过陈独秀，陈书狱中旧作《金粉泪》中的最后一首诗赠之。
1938年10月，李侠公在武汉见到周恩来，将王若飞的指示意见向周作了汇报。周表示同意王若飞意见，要李侠公利用旧关系去国民党军队工作，自此又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向陈诚(政治部部长)推荐李侠公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遭到政治部第一厅厅长、军统大特务贺衷寒反对，便改任为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在陆军大学，李侠公主要讲授国际政治课，曾在《抗战》三日刊上发表《肃清汉奸的根治办法》一文，抨击种种妥协投降论调。皖南事变发生后，李讲课强调团结对外，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军统特务时来监听。
1942年夏，蒋介石以校长身份在张治中部长陪同下来到陆大召开大会，宣布撤免李侠公的职务，以王东原(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来接替。蒋介石在开会前“召见”李侠公，指责李在校内的讲课没有根据三民主义精神，不适合再在陆大工作。后应张治中之邀，李侠公出任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据李侠公回忆：“我被撤职几个月后，新任政治部部长的张治中以约到他家去便餐的方式，提请我去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我已知道这个文委会是在免去郭沫若同志的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后，用来敷衍沫若同志并以羁縻进步文化人的机构，因此当时未作明确的答复，即找恩来同志汇报请示，他主张我接受这个职位，认为我去文委会顶住这个职位，便可以避免再派谢仁钊之类的人来文委会搞特务活动。这样，我回复张治中表示同意，并于1942年夏去重庆文委会任职。郭沫若还鼓励李侠公继续翻译《政治经济学史》，并允诺替去苏联驻华使馆找原文。周恩来也常利用“文委会”作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无党派人士的场所，时常带着王若飞及徐冰、连贯等同志来此聚谈。
解放后，周恩来勉励其
大胆工作，发挥民主人士
应有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李侠公到南京仍任政治部设计委员。此时，郭沫若已找到《政治经济学史》第二册的俄文原本，中山文化教育馆也答应恢复与李战前的稿约合同，要侠公续译第二册。李侠公于1945年冬离开南京去苏州旧地专门从事译书工作。蒋介石揭开了内战序幕，李侠公未回南京报到。他回忆：“这时蒋家王朝已公然揭开了内战序幕，蒋区政治部发出通知，严令该部工作人员限期到职，以1946年1月为期限。我从此没有回南京去，这样，1946年2月之后，我的工资被停发了。不久，中山文化馆来函通知我，因战事紧急，所有合同及已印好的书籍均暂中止发行。”李侠公的生活来源全部中断了，又陷于贫困之中，只好寄住于黄埔老友李奇中家直到解放。李侠公、李奇中(黄埔一期生、原中共党员、国民党兵役司令，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运用一些黄埔军人的关系搞军事情报，特别是在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搞到了南京的江防绝密文件及附图，李侠公同李奇中亲自从苏州带去上海，通过“民联”转上海地下党组织递转中共中央。1949年冬，朱德总司令在北京招待一些党外人士便宴时见到二李，当时聂荣臻将军亦在场就座，朱德总司令对他们说“收到情报，肯定有参考价值”。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李侠公写了一篇《论中国新政权的性质》的文章发表在《展望》杂志上，在上海解放之初，曾被列为当时干部学习新政权性质的参考文件之一。1949年6月底，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向李侠公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要李立即去北平。到北平后，周恩来即在一个午夜接见了他，与其谈话一个多小时。于是李侠公以“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侯补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李侠公等32人为首批政务院参事。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又任命李侠公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贵州省民政厅厅长及省政法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9月回黔就职。李侠公回忆：“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参事。贺龙同志根据当时西南地区工作的需要，推荐我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总理知道后，即找我谈话，表示完全支持我回到家乡去工作。”
1951年由于贵州需要建立民主党派的组织，当时的省委书记兼统战部长苏振华和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赵欲樵征询李侠公的意见，希望李侠公恢复民革成员身份，组织贵州省民革。李侠公接受了这一任务，于1951年建立了民革省委，并出任第1、第5届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会顾问、监委常委职务。贵州省政府参事室成立，李侠公被任命为首任参事室主任。此外，李侠公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常委。
李侠公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贵州后，在中共贵州省委的领导下，团结各方面的民主人士积极参与家乡的建没。建国初期，民政工作十分繁重，李侠公深入基层调研，解决实际问题，开展了荣军优抚、救灾救济、行政区划、基层政权建设等项工作，把新中国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同时，带动国民党起义将领、少数民族领袖等党外人士积极参政议政，为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有成效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中，李侠公曾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专门走到他的桌前，单独向他敬酒，体现了周总理对他的一片关怀。1960年5月，周总理赴贵州视察，约见李侠公，勉励他大胆工作，发挥其民主人士应有的作用。在“文革”中，李侠公被夺权关进“牛棚”，进“五七”干校受审批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侠公当选为贵州省政协第四届至第六届副主席。在担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他曾书面向省政协党组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94年2月7日，李侠公在贵阳逝世，享年96岁。
（作者为贵阳市商业银行白云支行行长助理、工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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