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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人，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人，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
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