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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珍藏的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1980年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后，同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重印，1980年3月哈尔滨第2次印刷）。时至今日，我之所以把这本刘少奇同志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珍藏了32年多，这得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说起。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高中一年级读书。随着“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从大城市向乡镇的延伸，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的“红卫兵”们也采取了“狂热”的行动，不但到大街上去砸牌匾、抄家等，而且还在“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揪斗”学校的“走资派”的同时，把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都搬到大操场上付之一炬。在“焚书”的那天，我这个一向爱看书的高中生在校舍通往大操场的甬路上，捡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本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两本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我以前在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时，文中写的人们在焦裕禄死后从他的枕头下翻出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事例一直铭记心头，所以虽然从没有看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却总认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选集》一样，也是一本“加强世界发行观”之书。因此，在捡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后，我赶忙把书藏在了裤兜里，虽然当时刘少奇已被当成“中国赫鲁晓夫”被“批判”了，但还是想看一看这本书究竟写了哪些内容。然而，还没等我离开学校，就被一个“红卫兵战友”给“告发”了，接着，在火光冲天的大操场上，我被“揪”上了平时指挥做课间操的领操台，被当成“封资派”的“孝子贤孙”进行了一番“批斗”，并被当场撕下了臂上佩戴的“红卫兵”袖标。后来，随着学校两大派的形成，在派性“斗争”中再也无人“看管”的我这个“小黑帮”就成了“逍遥派”。
到了1967年的5月，已经“复课闹革命”时，当《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权威性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后，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各种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期间，连《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都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肃清“黑修养”的“流毒”，也是为了有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坚决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好鉴定，等一旦恢复高考时好在“政审”时能顺利“过关”（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天真地以为大学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好能考上大学，所以就和同学们一起“以笔作刀枪”，用“大字报”向“黑修养”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是，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成家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也没有考大学的“喜讯”来“青睐”我们这些“老三届”。
到了1980年的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后，在举国上下亿万人民沉痛怀念刘少奇这位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前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我从报刊上发表的怀念文章中知道了许多有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史实。因为对在“文革”中“捡”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遭到“揪斗”和而后又“言不由衷”的“批判”过从没有看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件事记忆犹新，所以就急切地想借到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看。然而，经过“十年洗劫”的人们是没有一个人敢保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就在我急切地想借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看一看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了的消息。听到此消息后，我一连几天都往新华书店跑，最终终于在3月28日买到了一本根据1962年9月修订第二版重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回到家里后，当我“一口气”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读了一遍后，就深深地感到这本从1937年开始（此书是刘少奇同志1937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校的演讲），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的“书”不愧是一本不朽的“马列主义经典之作”。
从那以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刘少奇同志一样也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加“鞭笞”的，在40年代初期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系统论述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以及怎样修养等问题的“经典之作”，就成了我这个共产党员（我是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常翻看的必读之物，并一直珍藏到现在。
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正在高中一年级读书。随着“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从大城市向乡镇的延伸，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的“红卫兵”们也采取了“狂热”的行动，不但到大街上去砸牌匾、抄家等，而且还在“狠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揪斗”学校的“走资派”的同时，把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都搬到大操场上付之一炬。在“焚书”的那天，我这个一向爱看书的高中生在校舍通往大操场的甬路上，捡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本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两本外国文学名著。因为我以前在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一文时，文中写的人们在焦裕禄死后从他的枕头下翻出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事例一直铭记心头，所以虽然从没有看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却总认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泽东选集》一样，也是一本“加强世界发行观”之书。因此，在捡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后，我赶忙把书藏在了裤兜里，虽然当时刘少奇已被当成“中国赫鲁晓夫”被“批判”了，但还是想看一看这本书究竟写了哪些内容。然而，还没等我离开学校，就被一个“红卫兵战友”给“告发”了，接着，在火光冲天的大操场上，我被“揪”上了平时指挥做课间操的领操台，被当成“封资派”的“孝子贤孙”进行了一番“批斗”，并被当场撕下了臂上佩戴的“红卫兵”袖标。后来，随着学校两大派的形成，在派性“斗争”中再也无人“看管”的我这个“小黑帮”就成了“逍遥派”。
到了1967年的5月，已经“复课闹革命”时，当《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权威性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后，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各种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期间，连《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内容都一无所知的我，为了肃清“黑修养”的“流毒”，也是为了有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坚决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的好鉴定，等一旦恢复高考时好在“政审”时能顺利“过关”（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天真地以为大学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好能考上大学，所以就和同学们一起“以笔作刀枪”，用“大字报”向“黑修养”进行了“口诛笔伐”。但是，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已经成家并成了一名中学教师，也没有考大学的“喜讯”来“青睐”我们这些“老三届”。
到了1980年的2月下旬，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主席彻底平反后，在举国上下亿万人民沉痛怀念刘少奇这位在“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的前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我从报刊上发表的怀念文章中知道了许多有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史实。因为对在“文革”中“捡”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遭到“揪斗”和而后又“言不由衷”的“批判”过从没有看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件事记忆犹新，所以就急切地想借到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看看。然而，经过“十年洗劫”的人们是没有一个人敢保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就在我急切地想借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看一看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已由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发行了的消息。听到此消息后，我一连几天都往新华书店跑，最终终于在3月28日买到了一本根据1962年9月修订第二版重印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回到家里后，当我“一口气”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通读了一遍后，就深深地感到这本从1937年开始（此书是刘少奇同志1937年7月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校的演讲），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重大作用的“书”不愧是一本不朽的“马列主义经典之作”。
从那以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刘少奇同志一样也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横加“鞭笞”的，在40年代初期就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系统论述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重要性、要求以及怎样修养等问题的“经典之作”，就成了我这个共产党员（我是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常翻看的必读之物，并一直珍藏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