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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从西柏坡进京“赶考”，“打出了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刚强而执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可去养病也不听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指挥。刘少奇也很刚强，讲话尖锐鲜明，把党的力量一度很薄弱的华北、华东、华中的局面打开，立了大功，深得毛泽东赏识。周恩来温和，润物细无声，起初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却在遵义会议后自认不适合当统帅，说“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朱德最年长，沉着宽厚，张国焘想让他反对毛泽东，他任张国焘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任弼时最年轻，坚持己见，曾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是“狭隘的经验论”，年岁渐长后却是“我们党的骆驼”。
五人个性迥异，却能互信互敬、分工合作，开辟了党史、国史上一段星光灿烂的时期。
“毛、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2年冬，刘少奇因受到博古领导的上海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这时，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因反对上海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被解除军权。两人都受到压制和排挤，反而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其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同时，他批评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大部分人慢慢倾向于共产国际、王明的意见，而刘少奇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这让毛泽东印象很深。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河南组建中原局，与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一起去打开局面。江南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项英在独立自主抗战和维护统一战线之间摇摆不定，致使新四军总部偏居皖南，在江淮大地没能开辟出令中央满意的局面。摇摆不定的结果，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扣押，项英等人遇害。刘少奇在江苏盐城重组新四军，任新四军政委，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其后，苏皖根据地不断扩大，江淮一带的局面很快有了起色。毛泽东更加欣赏刘少奇了。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期间，有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以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博古等人相继发言，不同意这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觉得，要搞整风，得把刘少奇调回来。刘少奇于是离开新四军，经过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日后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助手。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对党章修改中最大的一个历史特点，是七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
毛、周互信互补，终生的战友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空降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此时，毛泽东已领导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那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
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反对。周恩来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1.4万红军攻打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却达3000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
经此一役，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这一次，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十天后攻占福建东南重镇漳州。
“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漳州战役的胜利虽不能与此前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史专家石仲泉说。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正是有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并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没有朱，哪有毛”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曾感慨道：“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1935年6月，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故作无心地问周恩来：“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知道他的心思，故意往多了说：“三万人。”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听罢得意地说：“我们有八万人！，，他心里有了想法。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多数部队，还有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毛泽东和党中央率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等，还有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为右路军。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要求左路军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继续北上。张国焘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向西康发展。9月13日，张国焘召开阿坝会议，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他逼朱德表态，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
10月5日，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再次让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最终以失败告终。朱德后来回忆道：“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毛泽东称朱德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那时一直陪伴毛泽东的是任弼时”
1934年8月，中央苏区面对蒋介石指挥的第五次“围剿”，处于危险境地，准备长征，想让湘赣苏区西征为中央苏区探路。这个命令下给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8月7日，任弼时等带领红六军团出发。但这个意图被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就没有跟进。红六军团后来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组建了红二方面军。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跟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这时任弼时的态度成为一个很关键的砝码：是支持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抗日，还是支持张国焘？任弼时坚决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在会师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从而抑制了张国焘的分裂企图。
1938年，任弼时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40年3月，他回到延安，参与主持中央工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時任书记。1947年，面对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转战，刘少奇和朱德则领导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周恩来和刘少奇交替在延安、陕北工作，而那几年一直陪伴毛泽东的就是任弼时。
1950年10月，重病缠身的任弼时去世。
四位书记都敬佩毛泽东，毛泽东也对他们相敬有加。五大书记的互信互敬、分工合作，开辟了党史、国史上一段星光灿烂的时期。
毛泽东刚强而执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可去养病也不听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指挥。刘少奇也很刚强，讲话尖锐鲜明，把党的力量一度很薄弱的华北、华东、华中的局面打开，立了大功，深得毛泽东赏识。周恩来温和，润物细无声，起初是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却在遵义会议后自认不适合当统帅，说“红军不能没有毛泽东”。朱德最年长，沉着宽厚，张国焘想让他反对毛泽东，他任张国焘怎么斗，怎么骂，总是一言不发，像不沉的航空母舰。任弼时最年轻，坚持己见，曾批评毛泽东的观点是“狭隘的经验论”，年岁渐长后却是“我们党的骆驼”。
五人个性迥异，却能互信互敬、分工合作，开辟了党史、国史上一段星光灿烂的时期。
“毛、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2年冬，刘少奇因受到博古领导的上海临时中央的错误批评，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这时，中央苏区的毛泽东也因反对上海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被解除军权。两人都受到压制和排挤，反而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由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王明以“钦差大臣”自居，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其核心思想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同时，他批评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抗战原则。大部分人慢慢倾向于共产国际、王明的意见，而刘少奇是为数不多的、比较明确地支持毛泽东的人之一。这让毛泽东印象很深。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派刘少奇前往河南组建中原局，与项英领导的东南局一起去打开局面。江南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项英在独立自主抗战和维护统一战线之间摇摆不定，致使新四军总部偏居皖南，在江淮大地没能开辟出令中央满意的局面。摇摆不定的结果，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叶挺被扣押，项英等人遇害。刘少奇在江苏盐城重组新四军，任新四军政委，陈毅任新四军代军长。其后，苏皖根据地不断扩大，江淮一带的局面很快有了起色。毛泽东更加欣赏刘少奇了。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期间，有一个争论是如何看待遵义会议以前的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只有陕北苏区;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博古等人相继发言，不同意这是路线错误。毛泽东觉得，要搞整风，得把刘少奇调回来。刘少奇于是离开新四军，经过103道封锁线，于1942年12月30日到达延安，日后成为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最重要的助手。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他说：“党章的总纲上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七大对党章修改中最大的一个历史特点，是七大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成果。
毛、周互信互补，终生的战友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空降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统一领导各苏区的工作，成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顶头上司。此时，毛泽东已领导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那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味强调“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周恩来到瑞金后，首先和毛泽东谈打南昌的问题，毛泽东坚决反对。
临时中央又提出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一个城市攻打，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还是反对。周恩来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攻打赣州。结果，1.4万红军攻打33天，陈诚部队入城驰援，赣州未破，红军伤亡却达3000多人。最后还是急请毛泽东献策，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才解了红三军团被困之围。
经此一役，毛泽东提出，应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闽西发展。这一次，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攻打闽西的龙岩，还率部到长汀给毛泽东做“后卫”。4月10日，毛泽东率红军攻占龙岩，十天后攻占福建东南重镇漳州。
“如果说攻打赣州之挫，从反面教育了周恩来，那么，攻取漳州的胜利则使周恩来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到中央苏区后，才了解到他（毛泽东）打仗很有一手，每仗全胜，很是佩服’。漳州战役的胜利虽不能与此前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相提并论，但政治影响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毛泽东、周恩来双星定位的历史起点。”党史专家石仲泉说。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正是有了周恩来等人的支持，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毛泽东成为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核心，并最终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没有朱，哪有毛”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这就是“朱毛红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曾感慨道：“人家都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朱离开了毛过不了冬。”
1935年6月，长征途中，毛泽东、周恩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的懋功会师。张国焘故作无心地问周恩来：“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周恩来知道他的心思，故意往多了说：“三万人。”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听罢得意地说：“我们有八万人！，，他心里有了想法。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多数部队，还有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毛泽东和党中央率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等，还有陈昌浩、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两个军为右路军。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要求左路军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继续北上。张国焘拒不执行，坚持南下向西康发展。9月13日，张国焘召开阿坝会议，攻击中央的北上方针是逃跑主义。他逼朱德表态，朱德说：“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
10月5日，张国焘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公然宣布另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张国焘再次让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最终以失败告终。朱德后来回忆道：“在长征路上，张国焘屡次逼我表示态度，我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坚持中央立场，这是我离开毛主席后利用自己一生的经验来对付张国焘，最后与中央会合了。”毛泽东称朱德是“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那时一直陪伴毛泽东的是任弼时”
1934年8月，中央苏区面对蒋介石指挥的第五次“围剿”，处于危险境地，准备长征，想让湘赣苏区西征为中央苏区探路。这个命令下给了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8月7日，任弼时等带领红六军团出发。但这个意图被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就没有跟进。红六军团后来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组建了红二方面军。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跟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这时任弼时的态度成为一个很关键的砝码：是支持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抗日，还是支持张国焘？任弼时坚决抵制了张国焘反中央的宣传，在会师大会上旗帜鲜明地说，我们唯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从而抑制了张国焘的分裂企图。
1938年，任弼时赴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1940年3月，他回到延安，参与主持中央工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時任书记。1947年，面对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中央决定放弃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转战，刘少奇和朱德则领导中央工委前往华北。周恩来和刘少奇交替在延安、陕北工作，而那几年一直陪伴毛泽东的就是任弼时。
1950年10月，重病缠身的任弼时去世。
四位书记都敬佩毛泽东，毛泽东也对他们相敬有加。五大书记的互信互敬、分工合作，开辟了党史、国史上一段星光灿烂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