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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阵子，手边放着《致D》。
作者高兹是哲学家。哦，他的书太政治，像一块咬牙切齿把水拧得一滴不剩的抹布。光看书名就知道了，《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
但我喜欢那本小册子，甚至翻译得并不好，装帧也粗陋。《致D》，他和妻子的58年，都在这些文字里。
她美得如同一个梦
他们相遇之前，她和一只名叫泰比的小猫一起生活，实在无聊，就用父母的遗产周游世界。
那年，她到了法国洛桑。然后，一切开始了。
在朋友的舞会上，几个男人同时注意到了她，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肌肤，英国女人特有的高而尖的嗓音。看见她，就明白了什么叫青春和活力。
三个男人都围着她献殷勤。“她俏皮，美得如同一个梦。”高兹犹豫着，望向她身旁的男人，有的英俊潇洒，有的家世显赫，而他默默无闻、一文不名。
有那么几次，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来。高兹立即低下头，“我不会有机会的。”
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他感觉脸红红的，心跳得像被狠狠擂了一下的鼓，“我叫高兹，安德列·高兹。”
她浅浅一笑，目光就游到另一边去了。
她被一个男人邀请跳舞，宽大的圆摆晚礼服包裹着玲珑娇小的身体。哦，她是只天鹅，而他，只是个犹太小子。“我一定不会有机会的。”
在洛桑，有一群游手好闲的所谓文艺社团。每年，高兹都会来这里两个月，以文艺的名义，离开父母的视线，以便为所欲为一回。
每天早上，他离开租住的小屋，到有阳光的广场上去演讲。有些支持者会给他留下些零钱，这些钱多数换成了啤酒。
之后一个月，他天天按时出门，在广场的拐角坐下来，拄着头，想那个晚礼服包裹着的玲珑身体。有一天，她突然出现，“有人说，你已经一个月没演讲了。我在想，你是不是病了？”
他一下跳起来，几乎跌倒。
“还记得那个舞会吗？舞会组织者之前就介绍过你了，说你是个澳洲小子，只会夸夸其谈伟大理想和抱负，毫无意趣。”她高声地笑，“不过我记得你那晚连和我对视一眼都不敢，只是拼命喝酒。”
高兹讪讪地，手足无措，“你跳舞很好看。对了，街拐角就有环境不错的舞厅，我可以请你跳一只舞吗？如果你肯答应，我要记住今天，1947年10月23日。”
她止了笑，认真地看了看这个木讷的年青人，“为何不呢？”
取暖还有一个好办法
六个星期之后，他必须回家了。沉默无语的站台，列车吐着粗气，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她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没有回答。
家人发现，他不再喜欢和维也纳的朋友们在一起了。除了写那些革命的文字，以及被警察通缉之外，他就钻到一个废弃的古堡里，一呆就是一天，天黑了才回来。
他对家人说，这样下去他会死掉，他必须回洛桑。
“那里有什么呢？甚至比父母和家更重要？”
“那里我也有一个屋子，一些书、朋友，和一个我无法忘怀的女人。”
幸好房东还没把屋子租出去，而他发现房门并没有锁。推开门，她小小的身子就蜷在沙发上。
“壁炉坏了，找不到工人修，取暖的唯一办法就是呆在沙发上。”她说。
“现在好了，还有一种取暖的办法是拥抱。”
他告诉她，他很穷，但是想娶她，“嫁给一个作家是不轻松的，随时可能要扑到桌子前去抓笔，也许是半夜，也许你正做着梦。写作可能随时占据着他的心。而且，他不会有钱，不会给你鲜花。”
她笑，把身子努力向他怀里钻，“那你就写吧。”
每天她去那幢有着宽大落地窗的办公楼里上班，他会在日落时分站在楼前，等她燕子般飞出来。然后他们一起吃晚餐，偶尔去跳舞或看电影。
电影《魔鬼附身》里有个镜头，女主角要求餐厅服务员换一瓶已经开了封的葡萄酒，因为“觉得酒有股子瓶塞的橡木腥味”。那晚，他们在舞厅里突发奇想，照猫画虎了一回。不过舞厅主管很聪明，揭穿了他们的恶作剧。失败之后，两个“演员”大笑着冲出了门。
“你的冷静和自信是最让我痴迷的。”他捧着她的脸，“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可是我凭什么吸引你呢？”
“你的木讷，足够了。”她望着他，目光里有种坚定。“和你在一起，踏实，不必有那么多提防。”
生活在贫困而非丑陋中
1949年结婚，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因为政治言论被逐。他只能呆在家里，对着一摞空白稿纸发呆。她也失了业。壁炉又一次坏了，修好了也没用，因为没有钱买木柴。
她去给画家做模特，去旅游团做导游。甚至上午两个人去街上卖报纸，下午回来，她做饭，他写作。“我们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但没有生活在丑陋中。这是所有美好事情里，最让人快乐的一件事。”
他继续着他的演讲和写作，偶尔被警察逮去关上几天。她就天天给他送饭，和看守们混得很熟，熟到他出了拘留所，警察们会送他们出来，挥手告别，“有空再来玩。”
又过了些年，他的政治理论被更多的人熟知，人们开始关注这个有着坚定信念、乐观主义精神的犹太人。新书《叛徒》终于出版，日子好起来。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给你，D，你把你给了我，你把我给了我……”
可是，她病了，虹膜脱落。这种病在当时是绝症，无药可医却又死不了，只会剧烈地疼痛。她拒绝成为“吞药机器”，他就陪着她整夜整夜不睡，陪她一起疼。
他丢开把满脑子哲学理想变成文字的念头，每天带她去广场上散步，只有强烈的日照才能让她多少有点光感。其实，她已经看不见了。他拉着她的手，不时提醒小心台阶，说这里是跳过舞的舞厅，这里是他第一次被警察带走的地方，“还记得吗，在那个滑梯上，我摔过好多跤，甚至跌碎了眼镜……”
但没什么药能让她的病有一丝好转。她绝望了，几次拒绝他递到手边的饭。他陪她落泪。他落在书页里的那些文字，在她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他从不在她面前过多施展他语言的魔力，只是默默地，把她瘦小的身体紧紧搂在怀里，生怕她飞走一样。
有一次穿过一条人行横道，她听到一声近在咫尺的汽车喇叭声之后，突然用力甩掉他搀扶的手，独自硬生生停住脚。而一声急刹车之后，她发现他还在身边。他也没多走一步。他一边向司机不住道歉，一边低下头，把她零乱的头发整理好，“你死了，我也不活。这辈子，陪着你。”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写最后一本书《致D》，里面是他们的爱情。
“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
2007年9月的一天，邻居来敲门，发现两具搂在一起的尸体。
他最后的文字是：“我不愿参加你的葬礼，我不愿从别人手中接过你的骨灰。我们都不愿其中一个在另一个死后仍然孤独活着，那么，我们一起走。”
《致D》一点也不文艺，就是琐碎寻常的零散日子，连稍稍华丽浪漫的字句也找不到，朴实得像一棵小乔木，健康、结实、阳光又满足。
静了心读下去，恍惚浮现一个个片断，似乎他正在临水的断桥上，水雾漫漫，他隔着桥喊她，“我的多莉娜……”
安德烈·高兹，他的妻子叫多莉娜。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
作者高兹是哲学家。哦，他的书太政治，像一块咬牙切齿把水拧得一滴不剩的抹布。光看书名就知道了，《改良和革命》《向工人阶级告别》。
但我喜欢那本小册子，甚至翻译得并不好，装帧也粗陋。《致D》，他和妻子的58年，都在这些文字里。
她美得如同一个梦
他们相遇之前，她和一只名叫泰比的小猫一起生活，实在无聊，就用父母的遗产周游世界。
那年，她到了法国洛桑。然后，一切开始了。
在朋友的舞会上，几个男人同时注意到了她，一头浓密的棕发，珍珠色肌肤，英国女人特有的高而尖的嗓音。看见她，就明白了什么叫青春和活力。
三个男人都围着她献殷勤。“她俏皮，美得如同一个梦。”高兹犹豫着，望向她身旁的男人，有的英俊潇洒，有的家世显赫，而他默默无闻、一文不名。
有那么几次，她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来。高兹立即低下头，“我不会有机会的。”
他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又倒了一杯。他感觉脸红红的，心跳得像被狠狠擂了一下的鼓，“我叫高兹，安德列·高兹。”
她浅浅一笑，目光就游到另一边去了。
她被一个男人邀请跳舞，宽大的圆摆晚礼服包裹着玲珑娇小的身体。哦，她是只天鹅，而他，只是个犹太小子。“我一定不会有机会的。”
在洛桑，有一群游手好闲的所谓文艺社团。每年，高兹都会来这里两个月，以文艺的名义，离开父母的视线，以便为所欲为一回。
每天早上，他离开租住的小屋，到有阳光的广场上去演讲。有些支持者会给他留下些零钱，这些钱多数换成了啤酒。
之后一个月，他天天按时出门，在广场的拐角坐下来，拄着头，想那个晚礼服包裹着的玲珑身体。有一天，她突然出现，“有人说，你已经一个月没演讲了。我在想，你是不是病了？”
他一下跳起来，几乎跌倒。
“还记得那个舞会吗？舞会组织者之前就介绍过你了，说你是个澳洲小子，只会夸夸其谈伟大理想和抱负，毫无意趣。”她高声地笑，“不过我记得你那晚连和我对视一眼都不敢，只是拼命喝酒。”
高兹讪讪地，手足无措，“你跳舞很好看。对了，街拐角就有环境不错的舞厅，我可以请你跳一只舞吗？如果你肯答应，我要记住今天，1947年10月23日。”
她止了笑，认真地看了看这个木讷的年青人，“为何不呢？”
取暖还有一个好办法
六个星期之后，他必须回家了。沉默无语的站台，列车吐着粗气，那是个寒冷的冬天。她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没有回答。
家人发现，他不再喜欢和维也纳的朋友们在一起了。除了写那些革命的文字，以及被警察通缉之外，他就钻到一个废弃的古堡里，一呆就是一天，天黑了才回来。
他对家人说，这样下去他会死掉，他必须回洛桑。
“那里有什么呢？甚至比父母和家更重要？”
“那里我也有一个屋子，一些书、朋友，和一个我无法忘怀的女人。”
幸好房东还没把屋子租出去，而他发现房门并没有锁。推开门，她小小的身子就蜷在沙发上。
“壁炉坏了，找不到工人修，取暖的唯一办法就是呆在沙发上。”她说。
“现在好了，还有一种取暖的办法是拥抱。”
他告诉她，他很穷，但是想娶她，“嫁给一个作家是不轻松的，随时可能要扑到桌子前去抓笔，也许是半夜，也许你正做着梦。写作可能随时占据着他的心。而且，他不会有钱，不会给你鲜花。”
她笑，把身子努力向他怀里钻，“那你就写吧。”
每天她去那幢有着宽大落地窗的办公楼里上班，他会在日落时分站在楼前，等她燕子般飞出来。然后他们一起吃晚餐，偶尔去跳舞或看电影。
电影《魔鬼附身》里有个镜头，女主角要求餐厅服务员换一瓶已经开了封的葡萄酒，因为“觉得酒有股子瓶塞的橡木腥味”。那晚，他们在舞厅里突发奇想，照猫画虎了一回。不过舞厅主管很聪明，揭穿了他们的恶作剧。失败之后，两个“演员”大笑着冲出了门。
“你的冷静和自信是最让我痴迷的。”他捧着她的脸，“我们天生就是一对好搭档。可是我凭什么吸引你呢？”
“你的木讷，足够了。”她望着他，目光里有种坚定。“和你在一起，踏实，不必有那么多提防。”
生活在贫困而非丑陋中
1949年结婚，蜜月还没过完，他就因为政治言论被逐。他只能呆在家里，对着一摞空白稿纸发呆。她也失了业。壁炉又一次坏了，修好了也没用，因为没有钱买木柴。
她去给画家做模特，去旅游团做导游。甚至上午两个人去街上卖报纸，下午回来，她做饭，他写作。“我们一直生活在贫困中，但没有生活在丑陋中。这是所有美好事情里，最让人快乐的一件事。”
他继续着他的演讲和写作，偶尔被警察逮去关上几天。她就天天给他送饭，和看守们混得很熟，熟到他出了拘留所，警察们会送他们出来，挥手告别，“有空再来玩。”
又过了些年，他的政治理论被更多的人熟知，人们开始关注这个有着坚定信念、乐观主义精神的犹太人。新书《叛徒》终于出版，日子好起来。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给你，D，你把你给了我，你把我给了我……”
可是，她病了，虹膜脱落。这种病在当时是绝症，无药可医却又死不了，只会剧烈地疼痛。她拒绝成为“吞药机器”，他就陪着她整夜整夜不睡，陪她一起疼。
他丢开把满脑子哲学理想变成文字的念头，每天带她去广场上散步，只有强烈的日照才能让她多少有点光感。其实，她已经看不见了。他拉着她的手，不时提醒小心台阶，说这里是跳过舞的舞厅，这里是他第一次被警察带走的地方，“还记得吗，在那个滑梯上，我摔过好多跤，甚至跌碎了眼镜……”
但没什么药能让她的病有一丝好转。她绝望了，几次拒绝他递到手边的饭。他陪她落泪。他落在书页里的那些文字，在她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他从不在她面前过多施展他语言的魔力，只是默默地，把她瘦小的身体紧紧搂在怀里，生怕她飞走一样。
有一次穿过一条人行横道，她听到一声近在咫尺的汽车喇叭声之后，突然用力甩掉他搀扶的手，独自硬生生停住脚。而一声急刹车之后，她发现他还在身边。他也没多走一步。他一边向司机不住道歉，一边低下头，把她零乱的头发整理好，“你死了，我也不活。这辈子，陪着你。”
接下来的日子，他开始写最后一本书《致D》，里面是他们的爱情。
“很快你就82岁了。身高缩短了6厘米，体重只有45公斤。但是你一如既往的美丽、优雅，令我心动。我们一起度过了58个年头，而我对你的爱愈发浓烈。我的胸口又有了这恼人的空茫，只有你灼热的身体依偎在我怀里时，它才能被填满。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主要的，那就是，和你在一起。”
2007年9月的一天，邻居来敲门，发现两具搂在一起的尸体。
他最后的文字是：“我不愿参加你的葬礼，我不愿从别人手中接过你的骨灰。我们都不愿其中一个在另一个死后仍然孤独活着，那么，我们一起走。”
《致D》一点也不文艺，就是琐碎寻常的零散日子，连稍稍华丽浪漫的字句也找不到，朴实得像一棵小乔木，健康、结实、阳光又满足。
静了心读下去，恍惚浮现一个个片断，似乎他正在临水的断桥上，水雾漫漫，他隔着桥喊她，“我的多莉娜……”
安德烈·高兹，他的妻子叫多莉娜。
（编辑 赵莹
zhaoyingno.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