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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官员公认最惊险的事，莫过于从朱元璋手里逃命。本着“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原则，朱元璋把明初这个经济重振的激情建设年代同时变成了官不聊生的恐怖岁月：朝中掀起连番整肃风暴，每场大案都是数万官员落马。就连大明乡村的田间地头，经常灿烂金黄的庄稼地上，也满是穿囚服干活的苦汉子——他们全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干部。
在这样的年月里，犯到朱元璋手中，还想活，真难。明初最伟大的学问家宋濂只因自家孙子和大奸臣胡惟庸吃了几顿饭便被下了死牢，全靠太子苦苦哀求、马皇后气得绝食，这才让朱元璋稍抬手，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这都是逃生成功的奇迹了。
可偏有一个人创造了更大的奇迹：朱元璋在保和殿上复核死刑犯，偏巧认出了他。正惊讶间，却猛然一阵轰鸣，只见本来晴朗的天空电闪雷鸣，半天干打雷不下雨。朱元璋傻看了半天，立刻满脸严肃地冲他拍板：难道你有冤情？刚说完这话，轰隆的雷声立刻停止，于是此人平安得救。
这个幸运儿就是被朱元璋送了绰号“快口御史”的韩宜可。
刨去史籍中的神话色彩，韩宜可之所以能被朱元璋亲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非因为他多会来事儿、多得宠，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经常惹朱元璋上火的官员。
祖师爷
韩宜可是明朝言官的祖师爷。在号称“士风刚烈”的明代言官群体中，无论是大骂万历吃喝嫖赌的牛人，还是上《治安疏》气疯嘉靖的海瑞，都不约而同地对韩宜可表达过由衷的赞叹。海瑞当年骂了皇帝下了诏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尽折磨，还不忘吟诵韩宜可的诗篇来自勉。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正是韩宜可的精神陪他度过。
更常见的场景是，明朝三百年间，每当有御史惹恼了皇帝、被拖出去杖责的时候，好些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强硬地说“就是打死了我，我也要做快口御史韩宜可”，似乎每次重复这个名字，就可召唤无穷的力量。
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是因为韩宜可的人生业绩实在给力：敢招惹朱元璋。
言官是有特权的，但在洪武时代，这也是个高危职业。某位倒霉的御史只因跟朱元璋顶了几句嘴就被问了死罪，后来朱元璋编《大诰》时又把他的事迹编进去，硬给加了个诽谤罪。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韩宜可却不懂察言观色，不怕坐牢杀头，更不体察领导心思，不会作秀唱双簧，从来都是忠诚敢言，多次犯言直谏，闹得朱元璋的愤怒指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朱元璋曾经极度器重胡惟庸。一天，胡惟庸与御史大夫、中丞亲热地围坐在朱元璋身边聊天，君臣其乐融融的景象正热闹，韩宜可却蹿出来，当着朱元璋的面大骂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应被斩首。朱元璋气得不行，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个喷子竟然敢骂我的大臣！
于是，这个喷子当场被锦衣卫拿下。好在朱元璋还算冷静，事后又把韩宜可释放，打发到陕西按察司工作。这番顶牛立刻令韩宜可名满天下，平日出门办事，沿途都有人围观。
但在韩宜可勇敢的一生里，这只是个光辉的开始。而后他的官场表现可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不息，顶牛不止。
当时陕西正全省严打，抓了一万名犯人，准备押送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开荒种地。这是桩可以顺便拍朱元璋马屁的美事，可程序走到韩宜可这里就被强硬叫停了。韩宜可还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陕西官员办案不分轻重，一抓一大片，应该重新审核，纠察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这一番猛喷气得朱元璋在宫里大骂：都把这人打发到陕西去了，还是封不上他那张嘴！
幸亏韩宜可的老恩师、一位一向被朱元璋器重的大臣平生唯一一次向朱元璋开口求了情，况且朱元璋也清楚，韩宜可一直是个既有个性又认真的人。当年元朝征召他，因为愤恨元朝腐败不可救药，他坚决不去；人明后，他先做山阴教谕，出名的治学认真，后来跑到楚王府做秘书，同样干得兢兢业业。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从不吃亏的朱元璋还是可以忍。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下令复查，果然查出了大批无辜者，洗清了好些冤屈。
自那以后，韩宜可彻底来了精神，工作中更是火力全开，只要发现不法行为，犯到自己手里的就铁面无私严办，犯不到自己手里的则火速上奏揭发。不管权位再高、官位再大，没他不敢惹的人物。他的仇人榜上既有北方各路藩王，也有各色权贵重臣，他也因此落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天下第一敢言。
这番英姿飒爽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可惜，很多后世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
业界良心
明朝言官形象比较负面，因为好些言官只会骂人，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干活却指手画脚，而且越是关键时刻，他们越是乱说话捣乱。
韩宜可却不这样，他人生中的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他骂得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
而且，比起明朝其他言官火爆刚烈的形象来，韩宜可在生活中却十分温和淡定，就算下了牢狱，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他也像没事人似的。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韩宜可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事。
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去，要这些苦主驳斥，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韩宜可“以锄奸顯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
最见证他品格的还是令他名扬天下的胡惟庸。早年他不管不顾，大骂风头正盛的胡惟庸，也惨被下了牢狱，后又被胡惟庸使各种阴招、穿小鞋，恶治了好些次，却始终没低头。特别是他被下了死牢、上了刑场又被朱元璋捞出来，以很多学者的观点，那就是胡惟庸搞的鬼。 仇结得如此深，后来胡惟庸垮台，先前被恶治的大臣们纷纷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参与到揭批胡惟庸的热潮来。偏偏韩宜可再次上书，竭力反对株连无辜，而且请求严格复查每一个案犯。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救回来一些无辜之人。
胡惟庸案后，一位获罪官员的妻子十分美貌，朱元璋论功行赏，把这美妇赏给了韩宜可。谁知韩宜可不但推辞不受，还振振有词，把朱元璋一顿教育：开明的君王处置犯人都不会祸及妻儿，更何况糟糠之妻不下堂，别人的老婆再漂亮，我也坚决不能要！
他这么不识时务，反而深深打动了朱元璋。朱元璋不仅给他点赞，而且立刻叫停了这种把别人老婆随便送人的判决，那些犯官的家属也得到了抚恤和安置。
不过，韩宜可的以德报怨也为自己招来了谣言：韩宜可十分虚伪，平时伪装简朴，其实家里有的是钱，成天山珍海味，奢侈无比。
朱元璋听说后，怒了。他打算抓个道貌岸然的腐败典型，因此不打招呼就突然杀到韩家，却出乎意料地看到：韩家的桌椅板凳全是元朝年间的旧货，最少也有快二十年历史了，韩家老小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更是粗米蔬菜。
穷到如此地步，朱元璋也怀疑了，说：“你是不是知道我来，就把钱藏起来了？”韩宜可直接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翻箱倒柜，竟都见不到几个钱。然后，韩宜可告诉朱元璋：“我从来不攒钱，也没钱可攒。”
朱元璋感慨了，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要各级领导干部都好好学习。
至此，入仕14年的韩宜可以其坚定的原则性和刚正的品格书写了明朝言官的正面典型。
成为传说
虽然很有原则，但韩宜可招来的攻击依然非常多。一位以治理西北著称的名臣就曾批评他，说你骂人骂得痛快，就是不知道别人干活有多难。
这个指责用来形容明朝中后期的好些眼高手低的言官是相当恰当的，用来说韩宜可却说错了。在明代全体言官里，韩宜可都堪称难得的全能人才：既能骂，也能干。
他首先公认水平高的就是文采，而且除了骂人的文章写得好，外交文章更写得好。朱元璋的好些国书和出征檄文都由韩宜可亲自起草，写得气势澎湃，字里行间全是大国风采。后来郑和下西洋前，还特意命人找出来，认真抄录学习。
洪武十四年，韩宜可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二号人物。在这个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政绩。
然而，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就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充军。
风波起因据说是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上书顶牛，没想到非但没救成王景，自己也陷进去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最恨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的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于是，闯过多次大风大浪的韩宜可在这件小事上顺理成章地栽了个大跟斗。
栽得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他们是明朝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被发配到这地方，前途基本全废。
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岳阳楼记》，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王景共勉。
行至云南，这二位更是郑重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墓志铭。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地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
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此后15年，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府（今属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業：推广文教。自洪武十六年，临安府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归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他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也不以身份出身论人，对学生家长送来的各种礼品更是分文不收。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他都是知无不言。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生疮，依然非常欣慰地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我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地请教学问，甚至向韩宜可行弟子礼。
当地的官民百姓是最被打动的。此地素来民风凶悍，刚设府学时，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民风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创新低。
同样高速发展的还有当地的教育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52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蛊于诸郡”的文化圣地，韩宜可就是奠基人。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处在边陲绝地，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得不行。幸好，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朱元璋消了气，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朱元璋过世后，建文帝经礼部侍郎的举荐，终于重新起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吧，你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然而，经过15年的流放，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他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讲给新皇帝。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激动人心的勾画。
他一路紧赶慢赶，就在车驾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慢慢地熄灭了。那一夜的情景也成为他最后的传说：天空中有一颗灿烂的流星滑落，驿站里所有的马匹都在悲哀地嘶鸣。
以《明史》的说法，这是“宜可当之”。这番奇异的景象也正是韩宜可人生最后的荣耀。
韩宜可过世六年后，即永乐二年（1404年），云南临安府一位学子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
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朱棣十分感兴趣，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对方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是当年先皇称赞过的快口御史吗？而后，朝廷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韩宜可是浙江绍兴人）为韩宜可立祠纪念。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朝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说。
编辑/安楠
在这样的年月里，犯到朱元璋手中，还想活，真难。明初最伟大的学问家宋濂只因自家孙子和大奸臣胡惟庸吃了几顿饭便被下了死牢，全靠太子苦苦哀求、马皇后气得绝食，这才让朱元璋稍抬手，把死刑改成了流放。这都是逃生成功的奇迹了。
可偏有一个人创造了更大的奇迹：朱元璋在保和殿上复核死刑犯，偏巧认出了他。正惊讶间，却猛然一阵轰鸣，只见本来晴朗的天空电闪雷鸣，半天干打雷不下雨。朱元璋傻看了半天，立刻满脸严肃地冲他拍板：难道你有冤情？刚说完这话，轰隆的雷声立刻停止，于是此人平安得救。
这个幸运儿就是被朱元璋送了绰号“快口御史”的韩宜可。
刨去史籍中的神话色彩，韩宜可之所以能被朱元璋亲手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并非因为他多会来事儿、多得宠，恰恰相反，他是一个经常惹朱元璋上火的官员。
祖师爷
韩宜可是明朝言官的祖师爷。在号称“士风刚烈”的明代言官群体中，无论是大骂万历吃喝嫖赌的牛人，还是上《治安疏》气疯嘉靖的海瑞，都不约而同地对韩宜可表达过由衷的赞叹。海瑞当年骂了皇帝下了诏狱，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受尽折磨，还不忘吟诵韩宜可的诗篇来自勉。人生最黑暗的岁月，正是韩宜可的精神陪他度过。
更常见的场景是，明朝三百年间，每当有御史惹恼了皇帝、被拖出去杖责的时候，好些人被打得皮开肉绽，依然强硬地说“就是打死了我，我也要做快口御史韩宜可”，似乎每次重复这个名字，就可召唤无穷的力量。
之所以有如此大威力，是因为韩宜可的人生业绩实在给力：敢招惹朱元璋。
言官是有特权的，但在洪武时代，这也是个高危职业。某位倒霉的御史只因跟朱元璋顶了几句嘴就被问了死罪，后来朱元璋编《大诰》时又把他的事迹编进去，硬给加了个诽谤罪。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韩宜可却不懂察言观色，不怕坐牢杀头，更不体察领导心思，不会作秀唱双簧，从来都是忠诚敢言，多次犯言直谏，闹得朱元璋的愤怒指数不断突破历史新高。
朱元璋曾经极度器重胡惟庸。一天，胡惟庸与御史大夫、中丞亲热地围坐在朱元璋身边聊天，君臣其乐融融的景象正热闹，韩宜可却蹿出来，当着朱元璋的面大骂胡惟庸结党营私、专权误国，应被斩首。朱元璋气得不行，骂道：“快口御史，敢排陷大臣耶！”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这个喷子竟然敢骂我的大臣！
于是，这个喷子当场被锦衣卫拿下。好在朱元璋还算冷静，事后又把韩宜可释放，打发到陕西按察司工作。这番顶牛立刻令韩宜可名满天下，平日出门办事，沿途都有人围观。
但在韩宜可勇敢的一生里，这只是个光辉的开始。而后他的官场表现可用一句话来形容：生命不息，顶牛不止。
当时陕西正全省严打，抓了一万名犯人，准备押送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开荒种地。这是桩可以顺便拍朱元璋马屁的美事，可程序走到韩宜可这里就被强硬叫停了。韩宜可还写信给朱元璋说：现在陕西官员办案不分轻重，一抓一大片，应该重新审核，纠察其中有没有冤假错案。这一番猛喷气得朱元璋在宫里大骂：都把这人打发到陕西去了，还是封不上他那张嘴！
幸亏韩宜可的老恩师、一位一向被朱元璋器重的大臣平生唯一一次向朱元璋开口求了情，况且朱元璋也清楚，韩宜可一直是个既有个性又认真的人。当年元朝征召他，因为愤恨元朝腐败不可救药，他坚决不去；人明后，他先做山阴教谕，出名的治学认真，后来跑到楚王府做秘书，同样干得兢兢业业。本着人才难得的原则，从不吃亏的朱元璋还是可以忍。于是，他欣然接受了韩宜可的意见，下令复查，果然查出了大批无辜者，洗清了好些冤屈。
自那以后，韩宜可彻底来了精神，工作中更是火力全开，只要发现不法行为，犯到自己手里的就铁面无私严办，犯不到自己手里的则火速上奏揭发。不管权位再高、官位再大，没他不敢惹的人物。他的仇人榜上既有北方各路藩王，也有各色权贵重臣，他也因此落了一个响亮的绰号：天下第一敢言。
这番英姿飒爽名扬一时，更被后世诸多言官效仿。可惜，很多后世同行们不过学了个皮毛。因为韩宜可最得朱元璋敬重的一条，不是他的敢骂，而是他的讲原则。
业界良心
明朝言官形象比较负面，因为好些言官只会骂人，自己什么都不会，别人干活却指手画脚，而且越是关键时刻，他们越是乱说话捣乱。
韩宜可却不这样，他人生中的重要信条就是对事不对人。无论他骂得多厉害，却既不为私人恩怨，更不为个人荣耀升迁，始终一心为国。
而且，比起明朝其他言官火爆刚烈的形象来，韩宜可在生活中却十分温和淡定，就算下了牢狱，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听说要用刑，他也像没事人似的。每次面对朱元璋，不管这位铁腕帝王如何发飙，韩宜可都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事。
特别令后世诸多言官自愧不如的是韩宜可每次骂人时所写的奏折，不但文风厚重，而且言之有据。每篇都条理清晰，证据确凿，都是摆事实讲道理，从不搞人身攻击。一些重臣被韩宜可批评了，嚷嚷着要理论，朱元璋二话不说，直接让人把奏折送去，要这些苦主驳斥，这帮人就清一色哑火。因此韩宜可“以锄奸顯忠为己任”，战斗力常年生猛。
最见证他品格的还是令他名扬天下的胡惟庸。早年他不管不顾，大骂风头正盛的胡惟庸，也惨被下了牢狱，后又被胡惟庸使各种阴招、穿小鞋，恶治了好些次，却始终没低头。特别是他被下了死牢、上了刑场又被朱元璋捞出来，以很多学者的观点，那就是胡惟庸搞的鬼。 仇结得如此深，后来胡惟庸垮台，先前被恶治的大臣们纷纷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参与到揭批胡惟庸的热潮来。偏偏韩宜可再次上书，竭力反对株连无辜，而且请求严格复查每一个案犯。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救回来一些无辜之人。
胡惟庸案后，一位获罪官员的妻子十分美貌，朱元璋论功行赏，把这美妇赏给了韩宜可。谁知韩宜可不但推辞不受，还振振有词，把朱元璋一顿教育：开明的君王处置犯人都不会祸及妻儿，更何况糟糠之妻不下堂，别人的老婆再漂亮，我也坚决不能要！
他这么不识时务，反而深深打动了朱元璋。朱元璋不仅给他点赞，而且立刻叫停了这种把别人老婆随便送人的判决，那些犯官的家属也得到了抚恤和安置。
不过，韩宜可的以德报怨也为自己招来了谣言：韩宜可十分虚伪，平时伪装简朴，其实家里有的是钱，成天山珍海味，奢侈无比。
朱元璋听说后，怒了。他打算抓个道貌岸然的腐败典型，因此不打招呼就突然杀到韩家，却出乎意料地看到：韩家的桌椅板凳全是元朝年间的旧货，最少也有快二十年历史了，韩家老小穿的衣服都是补丁打补丁，吃的更是粗米蔬菜。
穷到如此地步，朱元璋也怀疑了，说：“你是不是知道我来，就把钱藏起来了？”韩宜可直接把家里所有的箱子都打开，翻箱倒柜，竟都见不到几个钱。然后，韩宜可告诉朱元璋：“我从来不攒钱，也没钱可攒。”
朱元璋感慨了，赞叹说，全国的官员都应该像你一样啊。说罢，朱元璋下令把这件事写进《邸报》，由通政司发布全国，要各级领导干部都好好学习。
至此，入仕14年的韩宜可以其坚定的原则性和刚正的品格书写了明朝言官的正面典型。
成为传说
虽然很有原则，但韩宜可招来的攻击依然非常多。一位以治理西北著称的名臣就曾批评他，说你骂人骂得痛快，就是不知道别人干活有多难。
这个指责用来形容明朝中后期的好些眼高手低的言官是相当恰当的，用来说韩宜可却说错了。在明代全体言官里，韩宜可都堪称难得的全能人才：既能骂，也能干。
他首先公认水平高的就是文采，而且除了骂人的文章写得好，外交文章更写得好。朱元璋的好些国书和出征檄文都由韩宜可亲自起草，写得气势澎湃，字里行间全是大国风采。后来郑和下西洋前，还特意命人找出来，认真抄录学习。
洪武十四年，韩宜可就任山西右布政使。在还没有巡抚制度的洪武年间，这就是山西二号人物。在这个岗位上，韩宜可任职时间不长，工作却十分卖力认真：不但大力打击官场潜规则，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更大力抚恤百姓，从各类公务开支中省出费用，用以充实预备仓。当时山西专门收容孤寡的养济院数量，以及储备救济粮的预备仓，建设成绩都名列前茅。所谓“百司肃然，上下属目，翼见真儒之用”，正是韩宜可的出色政绩。
然而，出色了没一年的韩宜可就遭到了人生最沉重一击：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突然获罪被贬，与同僚山西参议王景一道，被撤职发配到云南充军。
风波起因据说是王景在征税工作中犯了错、要被重办，韩宜可认为处罚过重，上书顶牛，没想到非但没救成王景，自己也陷进去了。
这件事充分说明，在体察圣意方面，韩宜可毫无进步。朱元璋一辈子最恨小吏贪污，但凡碰到类似的事，都是一抓一大片，逮着尾巴就顺藤摸瓜、往大了办。于是，闯过多次大风大浪的韩宜可在这件小事上顺理成章地栽了个大跟斗。
栽得有多狠？他和王景甚至栽出了大明历史记录——他们是明朝头两位被贬官到云南的士大夫。当时的云南是大明刚刚收复的国土，以少数民族为主，生活穷困且民风凶悍，在世人眼里，可谓穷山恶水的绝路。被发配到这地方，前途基本全废。
对于这场凄风苦雨般的打击，走上充军路的韩宜可心态却一直非常好，一路上干的最多的就是给王景朗诵自己最爱的名篇——范仲淹《岳阳楼记》，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王景共勉。
行至云南，这二位更是郑重挥毫泼墨，以满腔的情怀为自己提前写下墓志铭。两篇墓志铭的风格、文采各有不同，主题却一样壮烈澎湃：即使人生已经毫无希望，即使仕途已经终止，即使命运注定让我终老于此地，那么就让这墓志铭做一个见证，我依然会全力以赴地实现理想，任何绝境之下，都不会虚度光阴！
这是韩宜可在自己墓志铭中的豪言，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段年华的见证。
此后15年，这心态豁然开朗的二位在这贫穷落后的云南临安府（今属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完成了另一件光耀千秋的大業：推广文教。自洪武十六年，临安府设立府学后，韩宜可与王景就成为府学第一代老师。就如早年在山阴担任教谕一样，昔日直臣韩宜可再次回归到模范教师的角色上。
他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既不搞民族歧视，也不以身份出身论人，对学生家长送来的各种礼品更是分文不收。教学工作中，他更是一心一意，哪怕当地文化落后，学生悟性有限，他也极有耐心，凡是学生问问题，他都是知无不言。有一次下课，他被学生们包围着问到深夜，说话说得满嘴生疮，依然非常欣慰地说：“看着你们这样好学，我真是高兴啊！”
于是，勤勤恳恳、不计报酬教书的劳改犯人韩宜可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洪武年间感动云南的人物。就连明朝开国功臣、镇守云南的西平侯对他也十分敬重，经常抽空就来探望，每次不但恭恭敬敬地请教学问，甚至向韩宜可行弟子礼。
当地的官民百姓是最被打动的。此地素来民风凶悍，刚设府学时，百姓集体抵制，哭着喊着不来。经过韩宜可与王景二人多年努力，不但当地少数民族家庭都纷纷读书识字，好多人更哭着喊着来拜师。当地民风从此大好，变成知书达理的淳朴乐土，连犯罪率都连创新低。
同样高速发展的还有当地的教育水平。有明一代，临安府共涌现出52位进士。这个曾经“刀耕火种，刻木为符”的落后地区后来成为明代“科第人才蛊于诸郡”的文化圣地，韩宜可就是奠基人。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处在边陲绝地，韩宜可也没忘了老本行：惹朱元璋生气。著名的蓝玉案爆发后，远在云南教书的韩宜可听闻朝中的血雨腥风后，竟不顾自身安危，再次上书言事，认为朝廷的诛杀太过酷烈。这份几经辗转的上书再次把朱元璋气得不行。幸好，在几位文臣的劝说下，朱元璋消了气，还是摆摆手作罢了。
朱元璋过世后，建文帝经礼部侍郎的举荐，终于重新起用韩宜可，先下诏封他为云南参政。韩宜可还没动身，第二道圣旨紧跟着来了：“参政别干了，赶紧去南京吧，你现在已经是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了。”
然而，经过15年的流放，韩宜可曾经旺盛的生命此时已到了尽头。他接旨后兴奋不已，临行前对友人说，这次出山，他一定要把未曾给洪武皇帝（朱元璋）讲完的话全讲给新皇帝。从整顿吏治到选拔人才、发展文教，他样样都有激动人心的勾画。
他一路紧赶慢赶，就在车驾行至杭州时，他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像一只燃烧殆尽的火把，慢慢地熄灭了。那一夜的情景也成为他最后的传说：天空中有一颗灿烂的流星滑落，驿站里所有的马匹都在悲哀地嘶鸣。
以《明史》的说法，这是“宜可当之”。这番奇异的景象也正是韩宜可人生最后的荣耀。
韩宜可过世六年后，即永乐二年（1404年），云南临安府一位学子考取进士，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位登第学子。
对这位填补历史空白的年轻人，朱棣十分感兴趣，特意问他师承何处。当对方郑重回答，自己的恩师正是韩宜可时，朱棣立刻惊呼：是当年先皇称赞过的快口御史吗？而后，朝廷拨出专款，在云南与浙江（韩宜可是浙江绍兴人）为韩宜可立祠纪念。这位洪武年间铁骨铮铮的直臣从此成为大明朝三百年间言官集体仰慕的传说。
编辑/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