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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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担当是明末清初的遗民,集诗、书、画“三绝”一身。他曾明经取士,后又遁入空门,归隐林下,身份的多重性,使得他的艺术作品表达也颇为多样并具有矛盾性,在中国画的历史舞台上独树一帜。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党争使得政治腐朽黑暗,多数文人选择归隐,规避灾祸。担当作为当时的一名隐士,他看透了时局的复杂,救国无望,可又有匡济天下之心。其内心的纠结,致使他选择了与青灯古佛相伴,而禅学中关于“空”的思想,使其得以慰藉,并将这种思想注于笔端、流于纸上,所以担当后期的绘画艺术作品呈现出荒寒空简冷逸的面貌。其绘画呈现出的“简”,是其内心心性的彰显,画面中山石的荒率是其对现实“颠倒世界”的一种表达和言说,这是一种真性情的显现,此“真”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更为真实。可见,担当简逸绘画的背后蕴藏着深刻的“大道”,此之谓“大道至简”。
  关键词:担当;禅;空;简;大道
  第三章 “不简”的思想内涵
  第一节 从“入世”到“出世”
  一、明经取士——入世
  在前面第一章中已经简要述说了担当的家学渊源,深厚的家学渊源以及优越的家庭教育,使他早年确立了通过科举进京为官的报国之志。
  担当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5岁便开始背诵诗赋,10岁时其文采已超常人。在其13岁时,为补宫中生源之缺[1]497,与父一同北上参加招选,从此开始了他的应试之路。他于14岁开始创作诗集《翛园集》,在这部诗集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儒雅性情的唐泰(担当,俗名唐泰),董其昌对其评价颇高,并为其作序。早年唐泰诗中所流露出来的平和温静、雅致明润之风,这是儒家入世思想所赋予的,使其在艺术表现和追求上亦是端正典雅之风,这是唐泰的“儒士之雅”,也是担当早年所迸发出的生命火花。
  唐泰于天启五年膺岁荐入京应礼部试,之后在行途之中结识董其昌、李维桢、陈继儒、苍雪法师、湛然圆澄法师等,唐泰自曰:“聊此借公车,实纵五岳游。”唐泰虽未应试成功,却从此开启了他另一扇灿烂的艺术大门。
  二、归隐林下——出世
  担当出世的关键时期在1626年和1642年。1626年担当结识了苍雪法师和湛然圆澄法师,他们对其有着开悟启蒙的作用,算是担当皈依佛门的伊始,在其内心埋下了一颗种子。1642年担当将逝去的母亲安葬后,去往鸡足山,从无住禅师处受戒,正式剃度出家[2]262。此年担当年岁五十,亦是担当人生和艺术的转折点。
  在中国历史上,有众多的隐士,而隐逸行为的原因也颇多,但在乱世与改朝换代之时,这种归隐行为我们可以看作是文人志士的一种气节表现。
  我们梳理担当的人生轨迹,会发现担当归隐出家有诸多原因,并且是由儒入道——因其在出家之前与陈继儒、徐霞客有密切往来,他们都有“道法自然”的思想和行为,且担当在其诗中亦有言:“其中有高人,焚香读庄子。”[1]159在老庄思想中悠游,必将得到一种自在之感,自身性灵也将得到解放,从此他不必一直忧心于故国社稷,而将视线与心灵放归于“天地大美”之中,得到一种解脱——其后又沿老庄归于禅。
  担当归隐参入佛门的原因:
  其一,是因为当时政治的黑暗,文人志士难以有报国之途,并极有可能受到政治迫害,且担当入京应礼部试名落孙山,更加报国无门,因此有了出家归隐之心。
  其二,担当生有五女,却无子传后[2]178,这在当时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环境下,是十分严重的。
  其三,当时政治时局混乱,大明王朝江山色变,难以挽回局势,担当对国家社稷已失望透顶,感到无法再见故国江山,可谓回也回不去,而今后也无处可去,只好归隐林下,剃度出家,与青灯古佛相伴。
  其四,担当在云南出家一定程度是受地域影响,因为当时在云南地区佛教十分盛行,几乎家家户户都信奉佛教,寺院香火十分旺盛,此地又有鸡足山与感通寺等佛教禅院,具有得天独厚的出家环境。
  诸多原因,致使担当将俗世的唐泰隐去,成为袈裟之下的一片薄影。
  担当在禅学的影响下,他的艺术思想和表达方式亦受感染。他画面中的空简性表达更像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顿悟,转向另一面即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有花有月有楼台”——因为无,所以才有,就如同空的罐子才有大用,因为有“有”的可能,而这种可能是无限的。担当画面看上去是空是简,但其中蕴藏的又是另一番大天地,所以说“欲了真性,法相为空”。这些,都是禅学对担当艺术的启发、滋养和提升。
  三、入世与出世的相互掺杂
  入世的思想和出世的思想,一直是担当心中的一对纠结与羁绊,形成矛盾共同体。他自己曾说“几人出世能忘世”,并在其诗文集《橛庵草》跋中写道:“沙门而士,士而沙门。”[1]139可见对于担当来说,他的出世是无法完全摆脱入世思想的,他入世的思想仍是对于祖国社稷、百姓黎民的担忧和期许,也正如他出家之后号“担当”一样,希望有一种历史的担当。
  他在为僧期间,正可谓是“僧窗夏亦秋”,他在艺术及其思想上直呼:“僧手披霜色有无,千层林麓尽皆枯。尚留一干坚如铁,画里何人识董狐!”[1]293董狐乃春秋时不畏强权、敢于直笔史书的史官。担当以董狐自诩,则表现出他的刚正不阿和一身正气,敢于直笔表达心中对时事的愤懑,而这种入世的心态,正是他为僧出世之时。这种矛盾还可见其所居的“高楼”,即感通寺的写韵楼。写韵楼是文学家杨慎曾经居住之处,杨慎是明正德年间的进士,后因“议大礼”案被贬戍云南。担当十分崇敬杨慎的品学,并重修写韵楼以自居,他从杨慎身上所看到的壮志难酬,更是看到了他自己,并作《寫韵楼》一诗,以表达自己心中的幽愤之情,这正是以物观我,由他人见自己,这也被后人传作“太史名僧共一楼”。
  但对于担当而言,在那个穷途末世,他是否真的想去为官救国,这也是值得怀疑和考究的,可能那只是一种对昔日的寄托,或者说,更多的是他的一种凌然正气。担当回到家乡,当地的官府欲授其“昆阳教谕”,他却没有接受,他在《言志诗》十一首[1]87小引中亦有所记述,以家有老母、无劝谏忠言、身患旧疾等理由推脱,愿做一介布衣。可能其当时已决心归隐,且有了出家的打算。此文作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鸡足山,此举犹如元末张志信请倪云林为官而遭拒的故事。我们也不能简单片面地将担当看作是一个爱国志士,他纵然是爱恋着故国的土地和人民,但对于明末朝廷官府的朽败,他也无济于事,因此他内心矛盾,只有选择归隐。但同时,我们也不可将担当视作是一个和尚,他在圆寂前的偈语中指明了山河破碎之际,如若后人只把他当成一个名叫“担当”的和尚,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袈裟之下还隐着一个儒生,一个思念故国的唐大来——可谓是沙门而士。   之后有人评述担当,虽然皈依佛门为僧,但其诗中所写之情,画中所绘之物,笔墨情思,无不流露出对故往山河的眷念,血气方刚的男儿之气仍然蕴藏于内心。
  第二节 担当的“空”
  一、真性唯空与得之象外
  艺术家真性情的流露和表达,往往使得心中的山水相对于现实的自然山水更为真实,即便现实中的自然山水郁郁葱葱、繁花似锦,但在担当看来,外部的世界皆是枯石寒林,一片萧疏清冷。担当在其诗中也透露出,这世上唯有云林知其意,并将其视为跨越时空的知己——倪云林画面中的枯涩清冷、萧萧瑟瑟,正符合担当的心境。因为艺术家对现实社会和生活有了深刻透彻的感悟和洞察,于是便有了心中秋冬和点点寒林,而那些现实中的繁华和热闹都只是表面的浮华罢了。
  担当的心境指向的是一种空寂之态。对于“空”本身而言,其指向的是一种虚幻之意,万物皆无,无实际对象,无法言说。认识了“空”,知道了这世间一切皆是云烟,便不再执着。于是,便将一切放下,不再有所拘束,站在了世界的彼岸。由此观之,达到了一种更为宏大的生命体验和生命关照,此乃非个人性的,而是对于整个生命群体而言。其通过画面则是传达出一种慰藉之情,這种情感是针对普通大众的。
  担当画面中显现的空,即“无”,“无”则“无相”,即没有形象,由此可见山水画并非表现的是外在的固有形象,而是显现艺术家内心的真实,即“真性”,即本源,非色相(万物的形貌)。担当亦有言指意,他笔头所流露出的并非色相,他追寻的是画外之意,即超脱形象本身之意。因为情融于景,才有了画外之意。而画外之意的获得,往往是通过一种顿悟而来的,这是一种高峰体验,是自我意识的隐退和潜意识的活动开始,从而达到艺术上的灵感爆发。正如担当有言:“一手被他抓过后,半生痒处一时消。”[1]386担当是注重画外之意的,所以他也是注重自我的顿悟和灵感的爆发,对他而言,是一种无言的快感。
  在担当画面中,他用活脱精妙的笔墨语言书写胸中丘壑,又通过无意中的有意留白,用来表现鸿濛境界,更以此来显现自己的空性。画面中的留白在墨色的衬托下,化作了云霭、烟霞、湖泊、飞泉等景象。未着笔墨处的留白并非空无一物,而是表现出了万物之可能,正可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如此留白之处的“虚”和“无”成了“实”跟“有”。
  所以我们关注的并非单单是绘画中的形(实)象,虚象与留白之处亦是我们所要细细观察体会的,并通过画面中的虚实有无,来洞察其背后所阐发的真性。
  二、有形与无形
  绘画作为一门造型艺术始终脱离不了对于形的关注与讨论,在中国美术史上关于形的描述亦很多,齐梁谢赫“六法”中第三条曰“应物象形是也”,可是中国画并没有将形放在绝对首要的位置,更强调“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指出了当时绘画的状况,虽有形似但缺少气韵,批评了时人绘画着重“形”(象)而无“神”,从而强调中国画应更加注重内在气韵,而非外在形象。因此历代对于“气韵”的评说众多,时至今日,仍是议论的重点。但是对于视觉艺术而言,绘画的形象,特别是中国山水画“形”(象)的发展,也是值得关注的。
  从美术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画对于“形”(象)的关注和发展是循环往复的,亦如第一章第二节“历史与时代的影响”中所分析的:北宋之时山水之“形”(象)发展到了顶峰,所画物象更为写实;而后,文人画的兴起,使得文人士大夫更崇尚游戏翰墨,书写胸中之逸气,苏轼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元代文人画进一步得到发展,脱略形似之外寻胸中逸气;明代初,浙派山水对南宋山水进行了复兴,再次注重对画面中“形”(象)的把握,山水画的自然性得到发展,着重描绘自然风光的绮丽;与之相对的是吴门画派,主张笔墨追寻元人逸气,但在绘画中的形外之意,却未及元人之洒脱;以降明末清初,社会动荡,文人的隐逸行为再次产生,他们隐居山林,不与朝廷合作,用笔墨来畅写胸中所思所感,来发泄心中的情感,于是,将“形”(象)再次放到了次要位置。可总结为有形无形相继发展,呈波浪式前进。
  中国画中有与无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无。担当在他的题画诗中也阐明“是画非画”的观点,不可将他的笔墨语言单一地当成绘画艺术来看,更不可将其中的有笔墨处和无笔墨处归于某一具体有形物象看待,而应看成形象之外的一种气韵关系,其中有更深层次对生命哲学的表达和诉说,是自我素养的显现和真情实感的外泄。这里的无形,可以说是未着笔墨无形处,也可说是不似具体形象处。担当在《见李来紫画喜而寄怀》[1]196诗文中也表达出若使所画不落窠臼、有超然脱俗之感,则应抛却对物象形似的追求。担当在其他题画诗中亦表达过此意,他更为注重的是画面中的精神和气度,这直接来源于画家自身的修为与涵养,而非对于所绘物象的精工细描以使肖似逼真。
  担当崇敬倪云林,倪云林在其题画中也阐明:其作画旨在借所画物象抒发内心之逸气,对于形象的准确性、物象的真实性,并不是他着重想要考虑的。担当深受其“写胸中逸气”以达“聊以自娱”思想观点的影响。宋代的沈括在其《梦溪笔谈校正》中就曾谈及好的艺术作品具有无尚的气韵,甚至可以背离常识逻辑,例如“雪里芭蕉”,那更是天才艺术家的绝妙佳品[3]——更别说担当的石峰倒插,草木颠倒了——好的艺术作品更是在一种逻辑的合理与非合理之间,如此更耐人寻味。
  在担当“是画非画”的作品中,对于有形之物和无形之物他是这么解释的:“一切有形,无非梦幻。梦幻破灭,无形自形。”[1]380担当的理想破灭,曾经的大明王朝已经不复存在,所以变得无形,现实也变得无形,从而他构建了画中的有形之物。如此,不如说是构建了他心中曾经的有形之物,由此虚幻的反而变成了有形。因为无形,所以有形。
  担当是在无形的幻相之中见到了世界的真实,在他自己构建的山水中见到了世界的真相,这种真实是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就如“雪里芭蕉”,它存在于艺术家的心中。所以,在担当的画作中,即使是他构建的有形之物,也是荒诞离奇的。可是对于视觉艺术而言,一直都没有完全放弃形本身,历代皆是如此,一直在两种极端之间,担当的绘画及其笔墨也是在这种若即若离之间悠游。   三、白处之鸿濛
  在担当的题画诗中有“胸怀淡且虚,鸿濛兆于此”[1]159,且有“老衲笔尖无墨水,要从白处想鸿濛”,这些诗句中都提到了“鴻濛”二字,此之为何意?又与担当的绘画有着何种的联系?
  鸿濛一词出于《庄子·在宥》,“鸿濛”同“鸿蒙”,是《庄子》中的寓言人物,其主张“无为自然”。司马彪注:“鸿蒙,自然元气。”
  总体说来鸿濛所指的是天地洪荒之时显现出的一种混沌的自然状态,担当所绘之境和所题写的诗句都是在追寻这种状态——一种自然而然的元气,其期待的是一种鸿蒙兆破、东方既白的亘古景象,为的是表达一种更为真实的世界及揭示世界原始面貌的做法——担当在其绘画中通过留白和荒率的景象来显现,亦欲表达出内心世界的荒寒。而留白之处乃无形之处(区别于上节所述的无形),清代画家王昱在《东庄论画》中认为绘画的绝妙之处皆在无形之处的营造[4]136,清画论家笪重光在《画筌》中亦说画中的绝妙之境在“无画处”[4]137,虚处无形的妙境乃担当所谓的“鸿濛”,那是一种营造之后的不营造,直指心性,最为自然。
  明末董其昌在其《画禅室随笔》中说道,绘画与书法的学习有其各自道路,绘画应该不断熟稔,愈熟则好,书法则与其相反。其学生担当,在这一观点上,与其师持相反意见,他认为画须熟极而后生,并说:“此笔是熟中生,全无笔墨矣。”这种“生”是突破以往旧有的作画经验,使画面产生意外之喜和生动之处,使画作更加生活化、情感化,亦更具有感染力。
  不得不说,熟后而生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这个过程是要打破原有作画的习惯、常规以及画面中的稳定态势的,面临的可能是废画三千,但这种暂时的失败带来的可能是使画面产生新的生机、活力与可能,避免了画家作画过程的僵化,画面元素的程式化,以及画作的流俗。
  担当作画在由熟入生的过程中,他亦不是完全抛弃传统,可以说他一直追寻着画面中的“古意”,并且其画虽简,但作画的过程并非草就,也依然遵照着古人作画的态度和方法。他在《山水人物册》(图3.3-1)自题中强调作画的态度应效仿古人,只有当自身追求到同古人作画状态一致,并远离尘俗之时,方才行笔运墨。在《山水图卷》(图3.3-2)中亦有识:“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不及一日千里。”[1]384这种近古生涩的作画状态,是一种修心,亦是一种修行,使其画面动中生静,滋生古意,避免了流俗。
  担当在作画上以古为师又自出己意,还可见其诸多仿古山水图册,在这些图册中可以看到仿某某大家的题跋,若未有题识,我们很难从画面本身看出是仿某某家,全然是画家自己——这在其师董其昌的诸多画作中也有所见。这种“仿”,是更有主观意识地仿古,或称之为“意临”,而非简单地临摹,是一种通往“生”的衍变。这种更有意识的仿古,是具有选择性地吸收,建立在个人的变化之上,同时也是“合”古人的一种精神。例如担当的《仿米南宫》(图3.3-3)、《仿倪云林》(图3.3-4),都是从古人身上发现了自己,从而产生一种共鸣——或是桀骜不驯、独立不羁的性格,或是忌世厌俗的态度,这些画作使担当为之动容,因此仿之,并将自己也置于其中。这也正是在古人的基础上往前迈了一小步,往“生”迈了一小步,往革新迈了一小步。   晚明临古观或仿古观不光出现在绘画中,在其他艺术门类中亦有展现,例如书法艺术,这是对传统临摹观的转变。[6]担当势必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这种由仿而创的临古观使得艺术创作更为自由,更能彰显自我意志。对古代大师作品的“仿”只是不脱离传统的名号,可看作是一种崇敬的情怀,并寻求着自我的愉悦。画家对经典权威的偏离,显示出他们不甘被传统所束缚,他们更为主动、自觉地进行创作,不被过往的经典所拘泥,从而获得了新的视野。
  担当绘画中合乎“古意”而又变为“今情”的艺术手法,正是旧“质”与新“文”的结合。“文质”词源出自孔子,其意在君子为人应表里如一,后“文质”一词则衍生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艺术上,内容与形式一直是历代艺术评论家所谈论的重点。南朝姚最有言:“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7]53担当所仿之作中的笔墨气韵皆为“旧内容”,可谓是“沿古意”;而后在古人的基础之上运用新的形式——这种新形式来源于时代性(遗民精神),也从担当内心而发——可谓“变今情”,如此将二者结合,形成自己艺术的风格和面貌。
  黄宾虹在跋《释普荷诗画合册》中简练概括了担当的笔墨形式以及画面中的虚实关系,并认为担当画作中的绝妙之处皆从其禅悟中得来。从黄宾虹对担当绘画的总结中可以看出,他对担当的画作进行了认真研读,并能够把握担当绘画简逸背后的精髓,且有所吸收。从黄宾虹的临古画稿、写生画稿中亦可看出,其山石树木逸笔钩斫,脱略形似,注重书写性以及情感的自然流露,追求“逸气”感,这与担当山水画的思想内涵不谋而合。
  黄宾虹晚年进行了“衰年变法”,从传统中蜕变,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和面貌,亦不失一种由平正到奇崛的转变,这种转变更加注重自我风格的独特性和“奇”,这种个性化的绘画语言、个人主义的流露在担当的绘画中亦随处可见。同时,从黄宾虹后期的临古画稿中亦可看出,他同样对经典进行了自我化的转变与解读,并在画上题写一段自己对某一家某一派的看法,若在题识中没有“拟某某家”“仿某某家”,观者很难知晓这是临古之作,他们更会认为是黄宾虹的自我创作,这点与担当的做法(第三章第三节中所讨论的“仿”)实属相似。
  黄宾虹的山水画也同样注重画面的虚实关系、布白“作眼”,在其画语录中亦言作画如同“下围棋”“布天地”,要注重画面中的虚处,[8]这亦是在追寻着“白处鸿濛”。
  担当通过独特尚奇的笔墨语言和空简率逸的构图形式,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自我风格,成功引起了观者和后世研究者的注意。担当独立的思想,孤怪叛逆的画风,以及对尘世的逃离,都无不彰显出其独特的个性,凸显着一种精英文化,与世俗拉开了距离,这种行为方式,后世文人学者皆有所继承。
  担当对后世更大的影响是其艺术精神,亦即其画中的大道,也来自其自身的意志,这种意志由其画面中简逸的气韵、淋漓的笔墨、怪诞的树石而显现,从而影响观者,使观者的内心得到焕发,由此得以澄怀——这是优秀艺术家所呈现出优秀艺术作品的共通之处。   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画坛精英集中于江浙吴门松江一带,各画派群雄并起,董其昌作为此时的巨擘,推动着文人画进一步发展,但也有流于纤媚或一味搬弄古人落入拟古境地之流。
  担当居于云南,远离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远离世俗纷扰,其艺术独树一帜、自成一家,开清代遗民画之先河,实属难能可贵。担当的艺术总体而言,其“空”之思想由“悟”而出,显于“寒”,“空”“悟”“寒”三者相辅相成,形成了担当简约、率逸、奇异的艺术风格。加上担当出入世俗所产生的复杂心境,为国为民纠结挣扎的思想,致使他的绘画也是充满着各种复杂因素和变化因素。
  明清之际绘画所呈现出的荒简、冷逸、尚奇风格,已然成为一种独特的流行风尚在文人间传播,具有代表性的有渐江的冷、八大山人的怪、龚贤的荒……但也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以此为画。担当画面形式的“空简”对应的是绘画笔墨的丰富,这种丰富性映射着担当的思想、心性與心境;这种形式对其自身而言亦是消减心中苦楚的方式,使其复杂的内心得到一种释放和安宁;而其心境映照着当时的社会状况。反过来说,是社会历史造就了担当画面的空与简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作为末世遗民心性共同的彰显,是遗民者对现实世界共同的一种逃离。因此我们在观赏和解读担当绘画作品之时不应草草了之,其简逸画风背后蕴藏着丰富多样、耐人寻味的笔墨,以及他心中的那一片鸿濛,此皆为大道。
  (汪博文,1993年生于安徽合肥。云南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现就职于清华附中合肥学校。)
  注释:
  [1]担当.担当诗文全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朱万章.担当[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方闻.心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20.
  [4]周积寅.中国画学精读与析要[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
  [5]郭熙.林泉高致[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21.
  [6]白谦慎.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40.
  [7]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05.
  [8]王小川.名家笔墨探微·黄宾虹笔墨[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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