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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属于被严重商业化的作家，从他身上衍生的某些性质，是世俗的虚构，基于可怜的一点表象：大胡子，狩猎，战地记者，迷惘的巴黎时代，南美小镇的隐居，英雄主义，厌世主义。最后一项最接近真实，然而即使有这么回事，也是被夸大了的。海明威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借用这个名词，不过要说明，第一，海明威的厌倦是从对一种精神时尚的随波逐流开始的；其次，他受到《传道书》的影响，所取在《传道书》为了肯定绝对的“唯一”而对万事万物之意义的否定。这两个因素都源于误解，前者由于过深而后者由于过浅。海明威从来不是一个富有哲思的作家，他到不了那个层面。对于世俗，他试图提升到哲学高度，这使他显得很像一个大作家，而且成功地培养出自己的崇拜者；对于哲学，他有不算很深入的理解，并尽力在著作中贯彻他的理解，这使他作品中的所谓思想深度经不起推敲。尽管如此，叙事的有力，依托丰富的个人经验自然流出的情感沉迷，加上《传道书》的一抹晚霞似的色彩，使他的书至少相当可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脱俗的。尤其是《老人与海》。
没有《传道书》，《老人与海》充其量是一部狩猎小说、冒险小说，当然，是最好的狩猎和冒险小说，就像福克纳的《熊》，甚至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后面两个故事也是贯彻着思想的，杰克·伦敦几乎像是用针头向西瓜里注射糖水一样那么明显地把他崇信的哲学观念注入作品中，而不是像伟大的作家那样，态度和思想是从作品的每一行每一段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海明威对《传道书》的认知虽然有局限，但他确实是浸染在其中的。《老人与海》的幻灭气质如同天生。愈是坚强，失败愈是彻底，愈是不可挽回，因此也愈有悲剧气氛。从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看，海明威笔下人物的坚强，以及从前的强大，就像“执”，不是美德，而是一个弊病。
桑地亚哥年轻时与人扳手腕，垂暮之年只能梦见狮子。狮子是海明威渴望长留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自信，但狮子远在非洲，在雪山之下，距离此时的渔村，无限遥远。
梦见狮子远远不是末路，因为梦见本身还是一种能力，意味着自身价值的依然存在。如果连狮子也无复梦见，死亡就成为仅剩的选择。梦的意义是怎么都不会高估的。想想孔子，他老人家最后的哀伤，一部分就来自他没有能力再梦见周公了，而周公是伟大事业的象征。
读《老人与海》是当英语学习的范本。英汉对照，读了太多遍，每一字每一句都熟悉。如果不是学英语，很少会这么反复读一本书。海观先生的译文经得起这么折磨。我那时读完英文，合上书，想一想，再去对照中译，对海观先生佩服不已。后来对海明威的兴趣，全部出自这部中篇，而其他书的影响都不能盖过它。一些我喜爱的短篇，如《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白象似的群山》，还有《弗兰西斯·麦康伯先生短暂的快乐生活》，也永远笼罩在它的阴影下。
没有《传道书》，《老人与海》充其量是一部狩猎小说、冒险小说，当然，是最好的狩猎和冒险小说，就像福克纳的《熊》，甚至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后面两个故事也是贯彻着思想的，杰克·伦敦几乎像是用针头向西瓜里注射糖水一样那么明显地把他崇信的哲学观念注入作品中，而不是像伟大的作家那样，态度和思想是从作品的每一行每一段自然而然地散发出来的。海明威对《传道书》的认知虽然有局限，但他确实是浸染在其中的。《老人与海》的幻灭气质如同天生。愈是坚强，失败愈是彻底，愈是不可挽回，因此也愈有悲剧气氛。从一个佛教徒的立场来看，海明威笔下人物的坚强，以及从前的强大，就像“执”，不是美德，而是一个弊病。
桑地亚哥年轻时与人扳手腕，垂暮之年只能梦见狮子。狮子是海明威渴望长留的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自信，但狮子远在非洲，在雪山之下，距离此时的渔村，无限遥远。
梦见狮子远远不是末路，因为梦见本身还是一种能力，意味着自身价值的依然存在。如果连狮子也无复梦见，死亡就成为仅剩的选择。梦的意义是怎么都不会高估的。想想孔子，他老人家最后的哀伤，一部分就来自他没有能力再梦见周公了，而周公是伟大事业的象征。
读《老人与海》是当英语学习的范本。英汉对照，读了太多遍，每一字每一句都熟悉。如果不是学英语，很少会这么反复读一本书。海观先生的译文经得起这么折磨。我那时读完英文，合上书，想一想，再去对照中译，对海观先生佩服不已。后来对海明威的兴趣，全部出自这部中篇，而其他书的影响都不能盖过它。一些我喜爱的短篇，如《乞力马扎罗山上的雪》、《白象似的群山》，还有《弗兰西斯·麦康伯先生短暂的快乐生活》，也永远笼罩在它的阴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