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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锦熙和毛泽东的师生情
黎锦熙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并且主要从事师范教育。清朝末年，他在15岁时考中秀才，不久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22岁毕业。1913～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杨昌济、徐特立是黎锦熙的同事，毛泽东、蔡和森等则是他的学生。
黎锦熙和毛泽东不仅是师生，还是朋友。
黎锦熙一生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的革命斗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也比较晚。但综观其人，他却在许多大事上立场鲜明，在关键时刻主张正义。辛亥革命以后。他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就在这短期办报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黎锦熙请他们抄写稿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些青年在抄写的过程中对他写的文章也提出意见。后来，黎先生欣慰地并用带点幽默的口吻说：“我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我抄写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抄。”黎先生还说，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第一位默默无闻，他没有说出名字来。
但在思想上黎先生却不由自主地受毛泽东这位学生的影响。我们只要看过黎锦熙多年珍藏的毛泽东同志写给黎先生的几封信，就知道当年毛泽东同黎先生绝不是一般的师生和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交情。在这些信中，毛泽东对黎先生不仅仅是崇敬，更多的是亲切之情与关心之情。
黎锦熙先生与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严肃的学识上，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黎先生“晚睡晚起”的起床嗜好更是了如指掌。1953年的一个早晨，毛泽东主席去黎先生家看望他，但去了之后，黎先生正在睡觉，贵客来访，家人惊诧不知所措，急着想叫醒黎先生，但却被毛主席制止了。毛主席一直耐心等待，直到黎先生睡意殆尽，起床发现他为止。这就是友谊，没有丝毫的渲染，更没有丝毫的涂抹。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黎锦熙拒绝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他南下的请求，坚决留在北平，迎接全国解放，他们彼此高兴、感激、信任。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到京不久，就亲临北京师大尚志学会宿舍去看望黎锦熙，并且准备了饭菜宴请他们，经战争洗礼后的那份友谊更加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不久，毛泽东就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筹组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研究并开展文字改革工作，于是在解放后的晴空中，他们又找到了友谊飞翔的新支点。
难忘的“奋发图强”
1939年10月，国立西北师院刚从西北联大独立出来，院长是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所以教育经费很困难，记得开始的一年全校的经费仅有2万元，根本不够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1940年才争取到5万元。1941年10月李蒸院长在开学的讲话中说：“关于经费本院异常艰难……教育部欠发各种经费计22万元，其中包括学生膳食补助费，而膳食补助费一天也不能中断……因此学校负债139000元。”另一方面，师院多数学生来自沦陷区，靠生活贷金维持生活，也有些学生来自面临被日寇侵占的地区，所以生活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果有一件像样的衬衣或者制服就算十分富有的了，多数同学穿得都比较破旧，星期天或者假期就需自己缝补衣服或者拆洗被褥。在运动场上，看得更清楚，不少运动员都是上身什么都不穿，真正是“赤膊上阵”的。师院的篮球历来都赫赫有名，每逢比赛，围观的人很多，运动员个个都生龙活虎，动作技巧都可以说是一流的水平，但穿得却够寒碜的了，浑身上下仅有一条蓝裤衩。不过，那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好，谁也不去挑剔这个，同学们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精神面貌却是“奋发图强”的，多数同学都坚持刻苦学习，那时的图书馆不大，位置不多，所以从来都是人满为患。
解放前，西北师院用的理科教材都是国外原版英文教材，教师用英语讲课，甚至用英语写板书，学生用英文记笔记、做作业。1952年前后，才引进苏联教材。那时的课堂教学，同学们没有书本和讲义，在课堂上主要靠记笔记，记笔记虽然很辛苦，但他们从不叫苦。课外的时间，特别在早晨，有的同学把时间抓得很紧，多数人是朗读外语，有的同学甚至去城外的田野里，一方面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方面又能安静下来思索，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晚自习时间，每个同学都能自觉地点上学校每周发给的三支土蜡烛，认真学习。总之，那时的学生学习是刻苦的，他们知道学习不光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良好的体育风尚
在城固西北师院时期，有一个值得提起的良好风尚是师生在教与学之外都非常热爱体育活动，例如早晨的跑步运动，学校领导人带头参加，逐渐影响了多数学生也主动参加。其距离大约有一千米左右，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在星期日的早上，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在长跑锻炼，并且除长跑以外的单杠、双杠和吊环的旁边也有不少人在锻炼。
除晨跑的锻炼以外，有时体育老师们自动组织起来作垒球的表演比赛，常常能吸引很多同学参观。他们有时通过参观比赛，学点技能，也有的是出于好奇的心情，想看看老师是怎样处理他们的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国家级篮球运动员王玉增（也是师院的校友）因事来到城固，并且要做一次篮球表演赛。除他以外还有牟作云也是国家级的运动员，比赛那天参观的人很多，真有点人山人海的样子，在表演比赛中，王玉增不愧是一名猛将，他的球技实在令人叹服！当一个球传到他手中时，他的身旁还有两名对方队员，只见他迅速挥动双手，同时把身体稳定下来，这时观众也没有看清他把球传到什么地方去了，看守他的两名队员也以为他已把球传出去了，其实球还在他背后的手中，他就利用对方疑虑的瞬息从容地把球传给己方的投球手，从而轻易地取得了两分。对于观众来说，看一场那样的高水平比赛真不啻是看一幕精彩的艺术表演。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学校还经常组织校外比赛，有时也利用假日或纪念日进行体育活动吸引多数同学参加，这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健身作用，还大大地提高了师生的素质。 贫穷的教授和生动的课堂
在陕西城固，北平师大已经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生理课，设备的严重缺乏造成实验课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后来，学校迁往兰州，由于通货膨胀，生活更是窘迫不堪。根据当时的同事和同学回忆，汪堃仁先生由于体质较弱，又常常生病，生活老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有一次，他病得很重，而妻子又恰好怀有身孕，加上两个女儿年龄很小，竟然没有钱来买药治病。但他在教学中却怀着一种深深的责任，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从来不拖一节课。
刚到城固时，汪堃仁先生一个人带了好几门课，其中包括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课和家政系的生理课。他上实验课总是从实验的准备、课堂演示到带学生做实验一人承担，但他毫无怨言。当时纸张紧张并且质量粗糙，只能用毛笔备课，但也一样将课备得整整齐齐；没有人体解剖课用的骨头，他冒着世俗的误解，到乱坟岗去挖掘捡拾。就是那套从重庆带来的简陋仪器加上他想方设法的设计，将西北师范学院的生理课开展得有声有色。七年的西北执教生涯，他培养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生理学事业播下了无数优异的种子。到现在为止，只要是做过他的学生的，没有一个不被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而感动的。
汪堃仁先生在城固执教时，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都有生物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校的合作不够。汪堃仁先生到城固后由于出色的工作而被破格提为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为了联合两校的生物系师资力量，更好地互相弥补师资的不足，他主动要求到西北大学兼课，并积极促成两校的合作，在他的努力下，两校共同努力将当时的生物课搞得很有起色。这一段汪先生为“媒”的故事，一直在以后的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被传为佳话。
冒险的“滑竿”
20世纪30年代末，方永蒸先生是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后来的西北师院）教育系的教授兼附中校长。当时师范学院教育系设在城固，而附中设在古路坝。方永蒸校长每星期在教育系要上6小时的课程，同时又要处理附中的校务，因此，他总是两头奔波。那时没有其他先进的交通工具，加上西南地区多是山路，所以他来回的唯一交通工具便是滑竿。但脚夫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走，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在冬季，日短、山高、夕阳依山而下时，暮色苍茫，转瞬即黑，山中蛇多，脚夫往往被神出鬼没的蛇吓得发颤，方永蒸校长好几次险些跌下山去。
古路坝位于群山之中，周围除岩石、山峰、丛林之外，错杂着少许村庄，环境十分宁静，是同学们念书的好地方。方永蒸校长每次到古路坝，若逢鲤鱼上市，一定要买条十斤以上的大鲤鱼，然后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享，以示慰劳。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星期日上山，星期一早上参加周会，午后开校务会议，星期三下午办完事后，又乘坐滑竿返回城固。每周四到周六，他又在西北师院教育系上课，每天两小时，从无间断和耽搁。
遇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方永蒸校长喜欢坐着滑竿，悠闲地欣赏名山秀水，但有时碰到下雨天，滑竿没有遮篷，必须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继续赶路。走走停停，到了古路坝，往往已是深夜。有一次方永蒸校长刚到古路坝，适逢倾盆大雨，无法前进，只好寄宿饭馆。第二天，他自古路坝赶回城固，黄昏时渡汉江，由于是最后一班渡轮，乘客众多，十分拥挤，又逢汉江涨水，谁是汹涌湍急，幸而摆渡者都是熟手，尤其是掌舵的那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最有经验，他们尽量先将船往上游摆，然后再放船急渡过江，到城固靠岸时，老人高声叫道：“今天实在太危险了，幸而托大家的福，船差一点被浪冲跑了！”那时候，方永蒸校长为了办好附中，实在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甚至时时冒着生命的危险。
“乙字第一号奖状”和“李蒸路”
李蒸自1932年初掌北平师大起，直至1945年离开西北师范学院为止，在校时间达14年之久。若加上他1930年代理师大校长的10个月，就是15年。是解放前北平师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据北京师范大学1982年出版的校史中的数字，从1933年到1945年，师大共毕业同学2573人，加上在兰州毕业的同学，以及各种先修班、师资班、研究所的同学在内，他接触过的学生达3000余人。当年历届毕业同学均成为我国教育界的栋梁。他们都曾受过李蒸的精神感召，把脚踏实地、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精心育人的精神发扬光大。1945年11月，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李蒸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连续服务15年以上的“乙字第一号奖状”。
1946年12月17日，西北师范学院举行了校庆四十四周年大会，李瑞征先生代表当时兰州市政府等有关方面在大会上宣布，将十里店的一段公路命名为“李蒸路”，以纪念他对西北地区师范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他在会上说：“西北师范学院担负着研究高深学术的使命，担负着培养西北师资的使命，又担负着恢复北平师大的使命……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担当起这种重大责任，完全是李蒸先生之努力。李云亭先生确实为西北立下了很多功劳。他进城不吃饭馆，归途过金城关，走至无人处，坐在胶轮马车上啃大饼，其生活之困苦可知。所以这次我们三个机关发起，把从城里到十里店的一段公路，改名为‘李蒸路’。今日正式宣布，以报答李云亭先生，这种菲薄的礼物，不足以报答李先生的功德，但李先生尚不接受，这更可见李云亭先生的伟大了。”
为复校痛斥教育部长
北京师范大学是沿着崎岖又艰险的道路走过来的，在每次危难降临之际，李建勋先生总会挺身而出，进行不懈的抗争。
1932年，教育部令北平师范大学停止招生。为了维护北京师大和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全体教授为停止招生事致教育部快邮代电》对教育部停止招生的理由，诸如“院系重复”，“内容组织与普通大学并无大异，颇患名实不符之病”，“师大原有学生已经不少，在社会上师大毕业生供过于求”，“近年来学潮迭起，内容复杂，每令办学者深感困难”等，李建勋先生主笔一一予以驳斥，最终教育部被迫收回成命。
抗战开始，北平师大几经周折，迁至陕西城固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又西迁至兰州，原北平师大的教职员工都随之迁往兰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迁各高校纷纷复原，可国民党当局不准北平师范大学复校，这引起了北平师大广大校友及西北师院全体师生的强烈反对，共同发起北平师大复校复员运动，组成“师大复校委员会”，推选李建勋、易价为代表赴重庆请愿。1945年9月11日，两位先生持“北平师大校友总会为北平师大复校事上蒋主席书”，由兰州赴重庆，历经两个月无具体结果。在见教育部长朱家骅时，朱一再狡辩，李先生怒不可遏，痛斥朱家骅。后来全国各地的北平师大校友一致呼吁复校，西北师院多次罢课，并准备赴京请愿。至1946年3月，经过多次谈判斗争，终于复校名为北平师范学院，西北师院师生可无条件转入。1946年7月，北平师院正式成立，复校计划也得以实现。
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强国梦
1947年，董守义先生入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董守义先生胸怀爱国热情和对新中国的一片希望之情留在大陆，成为留在大陆的唯一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先后10多次出国，访问过60多个国家，为中国最终成为奥委会的成员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2年，五星红旗终于首次飘扬在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会场上。
早在1926年，先生协助天津市教育局成立了体育音乐传习所，专门培养中小学体育、音乐教师，董先生承担了全部体育课的教学。在长期体育生涯中，董先生走到哪里，就把现代体育的火种带到哪里，把现代体育的观念传播到哪里。他先后在哈尔滨、北京、重庆、西安、兰州等地举办了大量的体育讲习所、体育传习所，大力宣传体育思想，教授体育训练和健身方法。在兵燹遍地、社会动荡的年代里，董先生之个人安危于不顾，四处奔波、历经艰险，推动全国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展开。抗战爆发前夕，董守义先生率领的中国男子篮球队战胜日本篮球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与勇气。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董守义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西安组成了西安体育协进会，并与协进会的志士仁人一起举办篮球、垒球、武术等多种体育比赛，开展了“文化劳军”、“黄河赈灾篮球义赛”等宣传抗日、鼓舞军民斗志的活动，并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活动，一时之间西北地区体育比赛风气之盛，驰名全国。
新中国的成立为董先生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先生更是积极投身于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在垂暮之年，还主持举办了多项大型运动会和体育比赛活动，并且深入工厂、矿山、部队，协助举办各种体育培训班，亲自任教，示范演习，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师资。表现出崇高的敬业精神，受到广泛的赞誉和尊敬，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整理自刘基、丁虎生主编《西北师大逸事》一书。）
黎锦熙先生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并且主要从事师范教育。清朝末年，他在15岁时考中秀才，不久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22岁毕业。1913～1914年任湖南省立第四、第一师范历史教员，杨昌济、徐特立是黎锦熙的同事，毛泽东、蔡和森等则是他的学生。
黎锦熙和毛泽东不仅是师生，还是朋友。
黎锦熙一生没有参加过多少实际的革命斗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也比较晚。但综观其人，他却在许多大事上立场鲜明，在关键时刻主张正义。辛亥革命以后。他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就在这短期办报的过程中，也结识了一些有进步思想的青年，黎锦熙请他们抄写稿件，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这些青年在抄写的过程中对他写的文章也提出意见。后来，黎先生欣慰地并用带点幽默的口吻说：“我在湖南办报时有三个青年帮我抄写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抄。”黎先生还说，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就是毛泽东同志。第一位默默无闻，他没有说出名字来。
但在思想上黎先生却不由自主地受毛泽东这位学生的影响。我们只要看过黎锦熙多年珍藏的毛泽东同志写给黎先生的几封信，就知道当年毛泽东同黎先生绝不是一般的师生和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交情。在这些信中，毛泽东对黎先生不仅仅是崇敬，更多的是亲切之情与关心之情。
黎锦熙先生与毛泽东同志之间的友谊不仅仅体现在严肃的学识上，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黎先生“晚睡晚起”的起床嗜好更是了如指掌。1953年的一个早晨，毛泽东主席去黎先生家看望他，但去了之后，黎先生正在睡觉，贵客来访，家人惊诧不知所措，急着想叫醒黎先生，但却被毛主席制止了。毛主席一直耐心等待，直到黎先生睡意殆尽，起床发现他为止。这就是友谊，没有丝毫的渲染，更没有丝毫的涂抹。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黎锦熙拒绝国民党政府派专机接他南下的请求，坚决留在北平，迎接全国解放，他们彼此高兴、感激、信任。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到京不久，就亲临北京师大尚志学会宿舍去看望黎锦熙，并且准备了饭菜宴请他们，经战争洗礼后的那份友谊更加让人觉得意味深长。不久，毛泽东就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筹组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研究并开展文字改革工作，于是在解放后的晴空中，他们又找到了友谊飞翔的新支点。
难忘的“奋发图强”
1939年10月，国立西北师院刚从西北联大独立出来，院长是原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由于当时我国正处在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所以教育经费很困难，记得开始的一年全校的经费仅有2万元，根本不够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1940年才争取到5万元。1941年10月李蒸院长在开学的讲话中说：“关于经费本院异常艰难……教育部欠发各种经费计22万元，其中包括学生膳食补助费，而膳食补助费一天也不能中断……因此学校负债139000元。”另一方面，师院多数学生来自沦陷区，靠生活贷金维持生活，也有些学生来自面临被日寇侵占的地区，所以生活也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如果有一件像样的衬衣或者制服就算十分富有的了，多数同学穿得都比较破旧，星期天或者假期就需自己缝补衣服或者拆洗被褥。在运动场上，看得更清楚，不少运动员都是上身什么都不穿，真正是“赤膊上阵”的。师院的篮球历来都赫赫有名，每逢比赛，围观的人很多，运动员个个都生龙活虎，动作技巧都可以说是一流的水平，但穿得却够寒碜的了，浑身上下仅有一条蓝裤衩。不过，那时大家的条件都不好，谁也不去挑剔这个，同学们的物质条件虽然很差，但精神面貌却是“奋发图强”的，多数同学都坚持刻苦学习，那时的图书馆不大，位置不多，所以从来都是人满为患。
解放前，西北师院用的理科教材都是国外原版英文教材，教师用英语讲课，甚至用英语写板书，学生用英文记笔记、做作业。1952年前后，才引进苏联教材。那时的课堂教学，同学们没有书本和讲义，在课堂上主要靠记笔记，记笔记虽然很辛苦，但他们从不叫苦。课外的时间，特别在早晨，有的同学把时间抓得很紧，多数人是朗读外语，有的同学甚至去城外的田野里，一方面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一方面又能安静下来思索，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晚自习时间，每个同学都能自觉地点上学校每周发给的三支土蜡烛，认真学习。总之，那时的学生学习是刻苦的，他们知道学习不光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
良好的体育风尚
在城固西北师院时期，有一个值得提起的良好风尚是师生在教与学之外都非常热爱体育活动，例如早晨的跑步运动，学校领导人带头参加，逐渐影响了多数学生也主动参加。其距离大约有一千米左右，久而久之形成一种习惯。在星期日的早上，你可以看见很多人在长跑锻炼，并且除长跑以外的单杠、双杠和吊环的旁边也有不少人在锻炼。
除晨跑的锻炼以外，有时体育老师们自动组织起来作垒球的表演比赛，常常能吸引很多同学参观。他们有时通过参观比赛，学点技能，也有的是出于好奇的心情，想看看老师是怎样处理他们的生活的。记得有一次，国家级篮球运动员王玉增（也是师院的校友）因事来到城固，并且要做一次篮球表演赛。除他以外还有牟作云也是国家级的运动员，比赛那天参观的人很多，真有点人山人海的样子，在表演比赛中，王玉增不愧是一名猛将，他的球技实在令人叹服！当一个球传到他手中时，他的身旁还有两名对方队员，只见他迅速挥动双手，同时把身体稳定下来，这时观众也没有看清他把球传到什么地方去了，看守他的两名队员也以为他已把球传出去了，其实球还在他背后的手中，他就利用对方疑虑的瞬息从容地把球传给己方的投球手，从而轻易地取得了两分。对于观众来说，看一场那样的高水平比赛真不啻是看一幕精彩的艺术表演。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幸福。学校还经常组织校外比赛，有时也利用假日或纪念日进行体育活动吸引多数同学参加，这不仅起到了很好的健身作用，还大大地提高了师生的素质。 贫穷的教授和生动的课堂
在陕西城固，北平师大已经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生活十分困难。尤其是生理课，设备的严重缺乏造成实验课开展起来十分困难。后来，学校迁往兰州，由于通货膨胀，生活更是窘迫不堪。根据当时的同事和同学回忆，汪堃仁先生由于体质较弱，又常常生病，生活老陷入特别困难的境地。有一次，他病得很重，而妻子又恰好怀有身孕，加上两个女儿年龄很小，竟然没有钱来买药治病。但他在教学中却怀着一种深深的责任，废寝忘食，孜孜不倦，从来不拖一节课。
刚到城固时，汪堃仁先生一个人带了好几门课，其中包括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学、组织学，体育系的人体解剖课和家政系的生理课。他上实验课总是从实验的准备、课堂演示到带学生做实验一人承担，但他毫无怨言。当时纸张紧张并且质量粗糙，只能用毛笔备课，但也一样将课备得整整齐齐；没有人体解剖课用的骨头，他冒着世俗的误解，到乱坟岗去挖掘捡拾。就是那套从重庆带来的简陋仪器加上他想方设法的设计，将西北师范学院的生理课开展得有声有色。七年的西北执教生涯，他培养出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生理学事业播下了无数优异的种子。到现在为止，只要是做过他的学生的，没有一个不被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人格而感动的。
汪堃仁先生在城固执教时，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都有生物系，但由于种种原因两校的合作不够。汪堃仁先生到城固后由于出色的工作而被破格提为西北师范学院生物系教授。为了联合两校的生物系师资力量，更好地互相弥补师资的不足，他主动要求到西北大学兼课，并积极促成两校的合作，在他的努力下，两校共同努力将当时的生物课搞得很有起色。这一段汪先生为“媒”的故事，一直在以后的西北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被传为佳话。
冒险的“滑竿”
20世纪30年代末，方永蒸先生是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后来的西北师院）教育系的教授兼附中校长。当时师范学院教育系设在城固，而附中设在古路坝。方永蒸校长每星期在教育系要上6小时的课程，同时又要处理附中的校务，因此，他总是两头奔波。那时没有其他先进的交通工具，加上西南地区多是山路，所以他来回的唯一交通工具便是滑竿。但脚夫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行走，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在冬季，日短、山高、夕阳依山而下时，暮色苍茫，转瞬即黑，山中蛇多，脚夫往往被神出鬼没的蛇吓得发颤，方永蒸校长好几次险些跌下山去。
古路坝位于群山之中，周围除岩石、山峰、丛林之外，错杂着少许村庄，环境十分宁静，是同学们念书的好地方。方永蒸校长每次到古路坝，若逢鲤鱼上市，一定要买条十斤以上的大鲤鱼，然后和教职员工一起分享，以示慰劳。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星期日上山，星期一早上参加周会，午后开校务会议，星期三下午办完事后，又乘坐滑竿返回城固。每周四到周六，他又在西北师院教育系上课，每天两小时，从无间断和耽搁。
遇上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日子，方永蒸校长喜欢坐着滑竿，悠闲地欣赏名山秀水，但有时碰到下雨天，滑竿没有遮篷，必须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继续赶路。走走停停，到了古路坝，往往已是深夜。有一次方永蒸校长刚到古路坝，适逢倾盆大雨，无法前进，只好寄宿饭馆。第二天，他自古路坝赶回城固，黄昏时渡汉江，由于是最后一班渡轮，乘客众多，十分拥挤，又逢汉江涨水，谁是汹涌湍急，幸而摆渡者都是熟手，尤其是掌舵的那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最有经验，他们尽量先将船往上游摆，然后再放船急渡过江，到城固靠岸时，老人高声叫道：“今天实在太危险了，幸而托大家的福，船差一点被浪冲跑了！”那时候，方永蒸校长为了办好附中，实在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甚至时时冒着生命的危险。
“乙字第一号奖状”和“李蒸路”
李蒸自1932年初掌北平师大起，直至1945年离开西北师范学院为止，在校时间达14年之久。若加上他1930年代理师大校长的10个月，就是15年。是解放前北平师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据北京师范大学1982年出版的校史中的数字，从1933年到1945年，师大共毕业同学2573人，加上在兰州毕业的同学，以及各种先修班、师资班、研究所的同学在内，他接触过的学生达3000余人。当年历届毕业同学均成为我国教育界的栋梁。他们都曾受过李蒸的精神感召，把脚踏实地、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精心育人的精神发扬光大。1945年11月，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李蒸在北平师大、西北师院连续服务15年以上的“乙字第一号奖状”。
1946年12月17日，西北师范学院举行了校庆四十四周年大会，李瑞征先生代表当时兰州市政府等有关方面在大会上宣布，将十里店的一段公路命名为“李蒸路”，以纪念他对西北地区师范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他在会上说：“西北师范学院担负着研究高深学术的使命，担负着培养西北师资的使命，又担负着恢复北平师大的使命……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担当起这种重大责任，完全是李蒸先生之努力。李云亭先生确实为西北立下了很多功劳。他进城不吃饭馆，归途过金城关，走至无人处，坐在胶轮马车上啃大饼，其生活之困苦可知。所以这次我们三个机关发起，把从城里到十里店的一段公路，改名为‘李蒸路’。今日正式宣布，以报答李云亭先生，这种菲薄的礼物，不足以报答李先生的功德，但李先生尚不接受，这更可见李云亭先生的伟大了。”
为复校痛斥教育部长
北京师范大学是沿着崎岖又艰险的道路走过来的，在每次危难降临之际，李建勋先生总会挺身而出，进行不懈的抗争。
1932年，教育部令北平师范大学停止招生。为了维护北京师大和高等师范教育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全体教授为停止招生事致教育部快邮代电》对教育部停止招生的理由，诸如“院系重复”，“内容组织与普通大学并无大异，颇患名实不符之病”，“师大原有学生已经不少，在社会上师大毕业生供过于求”，“近年来学潮迭起，内容复杂，每令办学者深感困难”等，李建勋先生主笔一一予以驳斥，最终教育部被迫收回成命。
抗战开始，北平师大几经周折，迁至陕西城固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又西迁至兰州，原北平师大的教职员工都随之迁往兰州。1945年抗战胜利后，内迁各高校纷纷复原，可国民党当局不准北平师范大学复校，这引起了北平师大广大校友及西北师院全体师生的强烈反对，共同发起北平师大复校复员运动，组成“师大复校委员会”，推选李建勋、易价为代表赴重庆请愿。1945年9月11日，两位先生持“北平师大校友总会为北平师大复校事上蒋主席书”，由兰州赴重庆，历经两个月无具体结果。在见教育部长朱家骅时，朱一再狡辩，李先生怒不可遏，痛斥朱家骅。后来全国各地的北平师大校友一致呼吁复校，西北师院多次罢课，并准备赴京请愿。至1946年3月，经过多次谈判斗争，终于复校名为北平师范学院，西北师院师生可无条件转入。1946年7月，北平师院正式成立，复校计划也得以实现。
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强国梦
1947年，董守义先生入选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1949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董守义先生胸怀爱国热情和对新中国的一片希望之情留在大陆，成为留在大陆的唯一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新中国建立后，先生先后10多次出国，访问过60多个国家，为中国最终成为奥委会的成员国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52年，五星红旗终于首次飘扬在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的会场上。
早在1926年，先生协助天津市教育局成立了体育音乐传习所，专门培养中小学体育、音乐教师，董先生承担了全部体育课的教学。在长期体育生涯中，董先生走到哪里，就把现代体育的火种带到哪里，把现代体育的观念传播到哪里。他先后在哈尔滨、北京、重庆、西安、兰州等地举办了大量的体育讲习所、体育传习所，大力宣传体育思想，教授体育训练和健身方法。在兵燹遍地、社会动荡的年代里，董先生之个人安危于不顾，四处奔波、历经艰险，推动全国体育协进会工作的展开。抗战爆发前夕，董守义先生率领的中国男子篮球队战胜日本篮球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增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信心与勇气。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董守义以挽救国家危亡为己任，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西安组成了西安体育协进会，并与协进会的志士仁人一起举办篮球、垒球、武术等多种体育比赛，开展了“文化劳军”、“黄河赈灾篮球义赛”等宣传抗日、鼓舞军民斗志的活动，并举办了形式多样的体育比赛活动，一时之间西北地区体育比赛风气之盛，驰名全国。
新中国的成立为董先生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先生更是积极投身于群众性体育活动中，不遗余力地推进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在垂暮之年，还主持举办了多项大型运动会和体育比赛活动，并且深入工厂、矿山、部队，协助举办各种体育培训班，亲自任教，示范演习，为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师资。表现出崇高的敬业精神，受到广泛的赞誉和尊敬，成为名副其实的体育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本文由本刊编辑部整理自刘基、丁虎生主编《西北师大逸事》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