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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梦”的精神分析法 石 渝
(2008年第24期《新面孔能否打捞美国精神》)
精神分析法是上世纪热门理论工具，它的最初创立是源自于对有癔病的患者的临床研究，常用手段就是精神宣泄疗法。随着奥巴马成功当选首任美国黑人总统，现在全球都刮起“奥巴马热”。由于特殊的“病态”时代背景，我们有必要重拾精神分析法来剖析作为美国黑人和美国本土人、欧洲人及其他地方的人对“美国梦”在不同主体中构筑出的镜像，才有可能让“奥巴马炎症”回到理性的常态。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所居的社会是个被高度扭曲了的病态社会。东方物欲横流，食品信用危机频发，权贵阶层一妻多“妾”(情妇)现象引发民众对“性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空前焦虑，社会公平危机已经形成。在欧洲，嫉恨心态和极端利己主义作风正在埋葬欧洲的复兴，居于欧盟之外的冰岛的破产代表欧洲衰落时代的开始。而在美国，极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摧毁帝国的精神根基，一种阴险的国民心态正在唆使政府不遗余力地把灾难转嫁于他国和别国民众。
奥巴马的成功被视为“美国梦”的完美演绎，这折戏正好上演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病态社会背景下，它不应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遮羞布，也不应成为这个病态社会得以存续的法外理由。回溯一年前竞选开打之时“奥巴马宝贝”扭着腰身大秀网络之时，“奥巴马”就已经被某类人定义为心理渴求的满足品，它或是“求变”，它或是“求新”，它或是“求酷”，它或是“求雷”，信息社会所能给人类的所有优缺点全被人类悉数接收。从这个层面上，它符合精神分析法中的第一大理论“潜意识理论”中的无意识行为。奥巴马在欧洲大受欢迎，在德国广场演讲听众人山人海，欧洲人把奥巴马构想成与布什或之前美国领袖不同层次的新“世界总统”，这也符合精神分析法中“人格结构理论”的“超我”学说，而东方的“奥巴马热”则符合精神分析法中最具有创意的“性欲学说”，这只是弗洛伊德式自我解梦行为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奥巴马当选成功”与“奥巴马总统成功”和“美国梦”分开，这才是正常的“美国精神”学说的起点。
“国家至上”与开放社会 程 国
(2008年第24期《俄国政治的历史性回摆》)
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历史，是一部“国家至上”的历史。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合流，造就了政教合一的俄罗斯国家专制；苏联时期，计划下的全面管制形成了新的“国家至上”；而后的自由化改革，也是借着“强国”后“许民众一个美好未来”的由头；普京的“强力政治”更是“国家至上”的现实范本。
“国家至上”下，是国家的全知全能。国家利益神圣而不可冒犯，个人的一切幸福都源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全知全能的国家是国家政治、法律、人民的统一体。人民被塑造为与国家一体，而国内的异议与外部世界都是“异己”的。被其所塑造的人民，对国家荣誉的关注是偏执的，思维逻辑是非二元对立的，是不成熟、不独立的个体；其社会，历史是可以“设计”与“修改”的，社会声音单调而丧失了多样性，社会组织不独立，社会的创新空间被扼杀。由此塑造而成的政治体制，僵化而没有活力，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阻滞了社会局部改进的可能性。国家的全知全能，已被历史证明是人类的乌托邦。然“国家至上”的倾向，仍存于一些国家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它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强力政治杂糅在一起。
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国家至上”下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往往走向反面。只有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之间实现权利分享，明晰各自职责，实现公共治理，在遇到治理危机时，风险才能在三者之间合理共担，真正结成命运的共同体。
俄罗斯新一轮的政治回摆，是其强国政治的福音还是风险，时间会验证。但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共和国，总归要强过一个强力的“国家至上”的“刀剑共和国”。
不吃“土地饭”，吃什么? 周晓翔
(2008年第24期《徐汇弃吃“地产饭”》)
实际上，现行财税体制的框架之下，各地热衷于“土地财政”是“不得已而为之”。以上海为例，开发商卖掉一栋房子，至少有38％的国民财富流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口袋。这样的诱惑，在分税制之下，税收收入大部分集中到中央财政的情况下，谁能够抵制?不仅上海如此，全国大抵相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客观地说，许多地方干部都知道，“土地饭”是寅吃卯粮。可是，不吃又能怎样?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转身现代服务业的，一些地方转身之后往往茫然而无路可走。所以，当下最要紧的是要解决不吃“土地饭”吃什么的问题。显然，严峻的现实是，中央财政不可能全部包干，各地通过“挖潜改造”、提高服务所得的地方性税收收入，按照目前的分税比例，无法平衡地方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收支。
要确保地方合理、常态、稳定的收入，笔者以为，各地通过精兵简政“节流”的同时，中央应当将某些税种下放，比如开征不动产税，收入全额纳入地方财政，税率多少由各地自行确定。地方政府则可以运用级差地租对不同地段的不动产征收不同的税率，既可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又能扩大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然，短时期，还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运用政府信用缓解暂时性收支困难。当然，不管转身之后走什么路，压缩开支、提高服务，是各地政府过正常日子的“真经”所在。
(2008年第24期《新面孔能否打捞美国精神》)
精神分析法是上世纪热门理论工具，它的最初创立是源自于对有癔病的患者的临床研究，常用手段就是精神宣泄疗法。随着奥巴马成功当选首任美国黑人总统，现在全球都刮起“奥巴马热”。由于特殊的“病态”时代背景，我们有必要重拾精神分析法来剖析作为美国黑人和美国本土人、欧洲人及其他地方的人对“美国梦”在不同主体中构筑出的镜像，才有可能让“奥巴马炎症”回到理性的常态。
首先我们得承认我们现在所居的社会是个被高度扭曲了的病态社会。东方物欲横流，食品信用危机频发，权贵阶层一妻多“妾”(情妇)现象引发民众对“性资源”分配与再分配的空前焦虑，社会公平危机已经形成。在欧洲，嫉恨心态和极端利己主义作风正在埋葬欧洲的复兴，居于欧盟之外的冰岛的破产代表欧洲衰落时代的开始。而在美国，极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摧毁帝国的精神根基，一种阴险的国民心态正在唆使政府不遗余力地把灾难转嫁于他国和别国民众。
奥巴马的成功被视为“美国梦”的完美演绎，这折戏正好上演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病态社会背景下，它不应成为这个病态社会的遮羞布，也不应成为这个病态社会得以存续的法外理由。回溯一年前竞选开打之时“奥巴马宝贝”扭着腰身大秀网络之时，“奥巴马”就已经被某类人定义为心理渴求的满足品，它或是“求变”，它或是“求新”，它或是“求酷”，它或是“求雷”，信息社会所能给人类的所有优缺点全被人类悉数接收。从这个层面上，它符合精神分析法中的第一大理论“潜意识理论”中的无意识行为。奥巴马在欧洲大受欢迎，在德国广场演讲听众人山人海，欧洲人把奥巴马构想成与布什或之前美国领袖不同层次的新“世界总统”，这也符合精神分析法中“人格结构理论”的“超我”学说，而东方的“奥巴马热”则符合精神分析法中最具有创意的“性欲学说”，这只是弗洛伊德式自我解梦行为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奥巴马当选成功”与“奥巴马总统成功”和“美国梦”分开，这才是正常的“美国精神”学说的起点。
“国家至上”与开放社会 程 国
(2008年第24期《俄国政治的历史性回摆》)
俄罗斯政治传统的历史，是一部“国家至上”的历史。教权与世俗政权的合流，造就了政教合一的俄罗斯国家专制；苏联时期，计划下的全面管制形成了新的“国家至上”；而后的自由化改革，也是借着“强国”后“许民众一个美好未来”的由头；普京的“强力政治”更是“国家至上”的现实范本。
“国家至上”下，是国家的全知全能。国家利益神圣而不可冒犯，个人的一切幸福都源于国家利益的实现。全知全能的国家是国家政治、法律、人民的统一体。人民被塑造为与国家一体，而国内的异议与外部世界都是“异己”的。被其所塑造的人民，对国家荣誉的关注是偏执的，思维逻辑是非二元对立的，是不成熟、不独立的个体；其社会，历史是可以“设计”与“修改”的，社会声音单调而丧失了多样性，社会组织不独立，社会的创新空间被扼杀。由此塑造而成的政治体制，僵化而没有活力，它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阻滞了社会局部改进的可能性。国家的全知全能，已被历史证明是人类的乌托邦。然“国家至上”的倾向，仍存于一些国家现实的政治运作中，它与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强力政治杂糅在一起。
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国家至上”下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往往走向反面。只有国家、社会、公民三者之间实现权利分享，明晰各自职责，实现公共治理，在遇到治理危机时，风险才能在三者之间合理共担，真正结成命运的共同体。
俄罗斯新一轮的政治回摆，是其强国政治的福音还是风险，时间会验证。但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共和国，总归要强过一个强力的“国家至上”的“刀剑共和国”。
不吃“土地饭”，吃什么? 周晓翔
(2008年第24期《徐汇弃吃“地产饭”》)
实际上，现行财税体制的框架之下，各地热衷于“土地财政”是“不得已而为之”。以上海为例，开发商卖掉一栋房子，至少有38％的国民财富流进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口袋。这样的诱惑，在分税制之下，税收收入大部分集中到中央财政的情况下，谁能够抵制?不仅上海如此，全国大抵相同。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在一些地方，土地直接税收及城市扩张带来的间接税收占地方预算内收入的40％，而土地出让金净收入占政府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
客观地说，许多地方干部都知道，“土地饭”是寅吃卯粮。可是，不吃又能怎样?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转身现代服务业的，一些地方转身之后往往茫然而无路可走。所以，当下最要紧的是要解决不吃“土地饭”吃什么的问题。显然，严峻的现实是，中央财政不可能全部包干，各地通过“挖潜改造”、提高服务所得的地方性税收收入，按照目前的分税比例，无法平衡地方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收支。
要确保地方合理、常态、稳定的收入，笔者以为，各地通过精兵简政“节流”的同时，中央应当将某些税种下放，比如开征不动产税，收入全额纳入地方财政，税率多少由各地自行确定。地方政府则可以运用级差地租对不同地段的不动产征收不同的税率，既可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又能扩大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当然，短时期，还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运用政府信用缓解暂时性收支困难。当然，不管转身之后走什么路，压缩开支、提高服务，是各地政府过正常日子的“真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