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品领域的过度市场化是造成当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改革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提供机制化公共服务来降低社会基本需求成本，使最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进而通过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阶层流动的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收入均等化。
[关键词]基本需求品；市场化；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6-0036-02
一、过度市场化与收入分配难题
当前，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以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为例，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47，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已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推动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由此也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传统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了收入差别；也有市场化不足的原因，针对传统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国采取了“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应当说，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培育和再造减少了阻力和波动，使整个国家共同享受到了社会稳定和平稳转型带来的巨大效益，但它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化不足、市场规则的不完善以及机会主义所滋生的腐败、行政垄断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
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过度市场化。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一般产品方面，而且迅速席卷那些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品领域。在市场化本身容易带来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情况下，基本需求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失去了向上自由流动的根本途径，这种发展机会不均等引起起点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分化并固化，进而形成收入差距的恶性累积循环。诸如，商品化住房价格的不断攀升使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需求受阻，从而固化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阶层自由流动和长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为可靠的政策，但教育成本的攀升和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受阻；医疗支出过高也导致了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化，使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发达市场国家政府职能转型与福利社会重构
这种因过度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结构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并不只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似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回顾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自工业革命之后，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西方国家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但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突出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初次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由此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进而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应当说，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直接表现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对抗，这是同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本质不同的。但是，单纯从经济社会矛盾的显象——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群体性社会矛盾多发等来看，却有相似之处。
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矛盾视为不可调和。但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所预言的劳资矛盾不断升级的“冲突论”并未出现，反而得到不断缓和。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走出来，确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之处。对此，有必要回溯到西方福利制度的变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高度不和谐，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摒弃了早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干预。这种干预的形式就是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制度，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关于福利国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主要方面在于政府保证所有公民都能普遍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就业机会，即在市场初次分配导致社会分化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和政府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将所有个人的基本需求都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福利国家的本质就是政府应当承担起保障基本公民权的职责，为此必须有强力的政府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这种基本需求不仅是利用补救模式来消除绝对贫困，而且是在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将福利功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用以保证广大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
福利制度作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一个完整庞大的调节机器，使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得以缓和。从根本上来说，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职能回归的过程，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回归的过程。
三、重塑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推动公平的经济发展
回到中国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已经进入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型与发展的特定时期，社会公共需求以超常的速度增长，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和不均等直接造成了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为此，求解当前收入分配难题的关键不仅在于通过收入补救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修修补补”，而且在于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提供机制化公共服务来降低社会基本需求成本，使最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进而通过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阶层流动的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收入均等化。
具体而言，必须强调基本需求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市场属性。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足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等方面。政府不应对日益高涨的住房市场听之任之，如果说现行商品化的住房价格高涨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照香港和新加坡实行大规模的政府住房计划则势在必行。在教育方面，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这是社会低收入群体获取公平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由流动机会的首要途径。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具有诸多丰富的内涵，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需要为最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实经济要求有一个强势政府，但这种强势政府的职能并不在于其经济职能，而在于其社会福利的供给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职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和基本需求，这是真正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Duesen，berry J．S．，“Income-Consumption Rel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in Lloyd Metzler et al．，Income，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48．
4．Friedman，M．，“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5．Modigliani，F．and R．Brumbergh，“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in K．Kurihara (ed．)，Post Keynesian Economic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5．
6．Blanchflower，D．G．andA．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NBER Working Paper No．7487，January 2000．
7．Rostow W． 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8．KuznetsS．，Modern Economic Growth”，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9．Nurkse D．，“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10．Harold L．，“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11．Richard Titmuss，“Commitment to Welfare”，GeorgeAllan&Unwin Ltd．，1968．
责任编辑侯琦
[关键词]基本需求品；市场化；收入分配；社会阶层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7)06-0036-02
一、过度市场化与收入分配难题
当前，相关研究表明，包括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以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为例，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0．47，大大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已受到学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造成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推动市场化改革本身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由此也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传统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了收入差别；也有市场化不足的原因，针对传统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国采取了“双轨制”的改革路径。应当说，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培育和再造减少了阻力和波动，使整个国家共同享受到了社会稳定和平稳转型带来的巨大效益，但它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市场化不足、市场规则的不完善以及机会主义所滋生的腐败、行政垄断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
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过度市场化。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不仅体现在一般产品方面，而且迅速席卷那些与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需求品领域。在市场化本身容易带来收入分配“马太效应”的情况下，基本需求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失去了向上自由流动的根本途径，这种发展机会不均等引起起点的不公平，直接导致了社会阶层等级结构分化并固化，进而形成收入差距的恶性累积循环。诸如，商品化住房价格的不断攀升使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需求受阻，从而固化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是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阶层自由流动和长期收入分配均等化最为可靠的政策，但教育成本的攀升和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分配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受阻；医疗支出过高也导致了低收入群体的相对贫困化，使社会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发达市场国家政府职能转型与福利社会重构
这种因过度市场化而形成的收入结构恶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矛盾并不只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似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回顾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史，自工业革命之后，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驱动下，西方国家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但这种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缺陷，突出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在财富初次分配方面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并由此导致的社会购买力总量相对偏低，进而引发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应当说，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社会矛盾直接表现为两大阶级的对立对抗，这是同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问题具有本质不同的。但是，单纯从经济社会矛盾的显象——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收入差距扩大、群体性社会矛盾多发等来看，却有相似之处。
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马克思曾精辟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这种矛盾视为不可调和。但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所预言的劳资矛盾不断升级的“冲突论”并未出现，反而得到不断缓和。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走出来，确有值得我们反思和借鉴之处。对此，有必要回溯到西方福利制度的变迁。
早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面对工业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高度不和谐，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摒弃了早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了政府干预。这种干预的形式就是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不同模式的福利制度，走上了“福利国家”的道路。关于福利国家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主要方面在于政府保证所有公民都能普遍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和就业机会，即在市场初次分配导致社会分化的情况下，通过国家和政府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将所有个人的基本需求都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福利国家的本质就是政府应当承担起保障基本公民权的职责，为此必须有强力的政府公共服务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基本需求，这种基本需求不仅是利用补救模式来消除绝对贫困，而且是在现代经济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将福利功能延伸到营养、住房、健康和教育等诸多方面，用以保证广大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基本需求。
福利制度作为现代西方工业社会中的一个完整庞大的调节机器，使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得以缓和。从根本上来说，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自由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职能回归的过程，更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回归的过程。
三、重塑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推动公平的经济发展
回到中国现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加速转型，已经进入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转型与发展的特定时期，社会公共需求以超常的速度增长，然而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严重不足和不均等直接造成了社会群体的经济收入差距和社会阶层分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为此，求解当前收入分配难题的关键不仅在于通过收入补救来对低收入群体进行“修修补补”，而且在于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市场国家的经验，通过政府提供机制化公共服务来降低社会基本需求成本，使最广大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有基本需求，进而通过公平享有平等的社会参与和自由阶层流动的机会来间接实现社会收入均等化。
具体而言，必须强调基本需求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市场属性。当前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不足最为突出地表现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等方面。政府不应对日益高涨的住房市场听之任之，如果说现行商品化的住房价格高涨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仿照香港和新加坡实行大规模的政府住房计划则势在必行。在教育方面，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化，这是社会低收入群体获取公平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自由流动机会的首要途径。
当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具有诸多丰富的内涵，但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重塑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政府需要为最广大社会群体的基本需求提供机制化的公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实经济要求有一个强势政府，但这种强势政府的职能并不在于其经济职能，而在于其社会福利的供给职能和公共服务的保障职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步保障最广大社会成员的生存需求和基本需求，这是真正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3．Duesen，berry J．S．，“Income-Consumption Relations and Their Implications，”in Lloyd Metzler et al．，Income，Employment and Public Policy，New York：W．W．Norton&Company，Inc．，1948．
4．Friedman，M．，“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6．
5．Modigliani，F．and R．Brumbergh，“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in K．Kurihara (ed．)，Post Keynesian Economics，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55．
6．Blanchflower，D．G．andA．Oswald，“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NBER Working Paper No．7487，January 2000．
7．Rostow W． W．， “The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8．KuznetsS．，Modern Economic Growth”，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9．Nurkse D．，“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3．
10．Harold L．，“The Welfare State and Equality： 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Roots of Public Expenditur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
11．Richard Titmuss，“Commitment to Welfare”，GeorgeAllan&Unwin Ltd．，1968．
责任编辑侯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