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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对抗H7N9的战役中，从信息透明度、病例上报速度再到隔离治疗，目前看来基本上都做的有条不紊。唯一令人有所质疑的，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在3月4日即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却延迟十多天才将标本报送国家疾控中心。在“非典”仅仅过去10年的今天，这个速度被人质疑“迟报”。
另外，上海的H7N9感染者李培洲3月4日死亡后的20多天，上海才公布其被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致死的情况，因此上海方面饱受指责，很多人认为上海方面刻意拖延了疫情公布的时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谭文杰表示，目前我国流感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疾控中心对流感病毒有一系列检测手段，就是有效样本送到有关研究机构，其在4-6个小时就能够完成检测，1天之内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流感病毒，而2-3天的时间就可以确定是新流感病毒还是旧流感病毒。
但是我国这次人感染H7N9，为何拖了这么久才对外公布疫情呢？
上海病例有没有“迟报”？
这次H7N9疫情的一线工作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教授表示，“对已知病毒，我们具备检测方法，获得标本后数天时间即可得到结果，但对未知病毒的确认非常复杂。”卢洪洲说，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相关病例时，马上开展了实验室筛查，相继排除了感染季节性H1N1和H3N2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和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等已知病毒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我国没有及时公布H7N9禽流感病毒和我国新病毒的确认程序具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我国有关方面对外通报检测出一种新病毒，要经过国家疾控中心复核后确认，也就是说国家疾控中心要把病例标本拿过去，重新做一遍检测，跟先前的结果是一样的，也是个新的病毒，才能够报出来。
在进一步检测中，科研人员于3月20日初步认为患者可能感染新型流感病毒。3月21日即报告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3月22日按国家生物安全有关规定，由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可以看出，这是一张紧凑的时间表。
“直到3月20日，科研人员才初步判断为新型流感病毒，所以不可能在3月4日即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卢洪洲说。
非典之后的监测网络
实际上，除了对于上海病例“迟报”的质疑，目前人们对阻截H7N9的一系列做法还是较为满意的。
在曾经工作在非典一线的人民医院原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评价与评估部主任王吉善看来，这确实是得益于非典之后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的建设。
对于一个传染病来说，掌握各地的发病情况，全盘汇总监控，对控制疫情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年非典时，为了弄清北京一地的患病人数，一位卫生部的副部长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逐一进行了核查，才掌握北京地区收治的病例。
而在这次H7N9疫情中，全国的患病人数几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更新。这些上报的病例情况，得益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4月4日紧急启动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个案病例信息网络在线报告”工作，H7N9出现后，疾控中心在疾病监测管理系统中增加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项，使最新的病情能第一时间统计汇总。
“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监测网络，这个监测网络有400多个实验室，相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既可以密切监视病毒的情况，也可以监测到新情况，会有利于对这个疾病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表示。
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指出，今天的防控与10年前的非典时期有很大不同。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指南甚至是操作流程，不同城市在同一标准下工作。目前不足之处如部门间合作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基层发现、诊断和治疗病人的能力要增强。
毒株研究开放
对于H7N9毒株的研究，卫生系统也显得更为开放。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毒株共享机制，快速打开绿色通道，实现毒株在第一时间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实验室共享。
4月8日下午，这批毒株已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实验室运往世界卫生组织其他4个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同时运往1个动物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以及香港大学和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同时，按照卫生计生委要求，中国疾控中心也向我国农业部禽流感参比实验室、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所和病原所提供了病毒毒株。
而这和10年前，有着天壤之别。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甄二真教授清楚记得，当年非典爆发时，作为一家民间机构的华大基因非常想拿到毒株进行研究。为此，他们坐飞机去了广东，没想到却被人家“赶了出来”。又到北京某家医院，想碰碰运气，不想却遭到了更严厉的拒绝。一位医生说，“我们在这拼死拼活，你们拿去做试验发表文章，扔了也不给你们。”最后，还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亲自拍板，华大基因才拿到宝贵的毒株样本。拿到样本后4天，华大基因就完成了有针对性的SARS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蛋白质分析、检测试剂盒研制及抗SARS药物筛选等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工作。
H7N9虽然没有达到当年非典的程度，但也来势汹汹。甄二真和华大基因，也不用再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地索要毒株。“现在只要是正规的研究机构，拿着证明，就能得到研究资格。”目前，华大基因已经参与对病毒的研究，开发检测试剂盒。
“官方和民间共同做的话，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在重大疫情的情况下，越多研究单位参与越好。像美国，他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是政府主导，然后官方和民间力量一起来研究。”甄二真说，参与的实验室越多对于疫情的研究就越充分。
但未来，如何防护相关病毒的毒株从实验室扩散伤人，将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有专家表示，拥有毒株的实验室越多，其扩散的风险性就越大。这些年，在国内外也发生过一些相应的事故。例如2004年，SARS就曾经逃出了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差点让SARS在国内卷土重来，这些都是血的教训。■
另外，上海的H7N9感染者李培洲3月4日死亡后的20多天，上海才公布其被H7N9禽流感病毒感染致死的情况，因此上海方面饱受指责，很多人认为上海方面刻意拖延了疫情公布的时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谭文杰表示，目前我国流感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疾控中心对流感病毒有一系列检测手段，就是有效样本送到有关研究机构，其在4-6个小时就能够完成检测，1天之内就能够判断出是不是流感病毒，而2-3天的时间就可以确定是新流感病毒还是旧流感病毒。
但是我国这次人感染H7N9，为何拖了这么久才对外公布疫情呢？
上海病例有没有“迟报”？
这次H7N9疫情的一线工作者、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专家卢洪洲教授表示，“对已知病毒，我们具备检测方法，获得标本后数天时间即可得到结果，但对未知病毒的确认非常复杂。”卢洪洲说，医疗卫生机构发现相关病例时，马上开展了实验室筛查，相继排除了感染季节性H1N1和H3N2流感、甲型H1N1流感、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和非典、新型冠状病毒等已知病毒的可能。
记者了解到，我国没有及时公布H7N9禽流感病毒和我国新病毒的确认程序具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我国有关方面对外通报检测出一种新病毒，要经过国家疾控中心复核后确认，也就是说国家疾控中心要把病例标本拿过去，重新做一遍检测，跟先前的结果是一样的，也是个新的病毒，才能够报出来。
在进一步检测中，科研人员于3月20日初步认为患者可能感染新型流感病毒。3月21日即报告上海市卫生行政部门。3月22日按国家生物安全有关规定，由上海市疾控中心将标本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29日下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送检的病例标本中分离到H7N9禽流感病毒。3月3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专家，根据病例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诊断患者为人感染H7N9禽流感确诊病例。可以看出，这是一张紧凑的时间表。
“直到3月20日，科研人员才初步判断为新型流感病毒，所以不可能在3月4日即检出H7N9禽流感病毒。”卢洪洲说。
非典之后的监测网络
实际上，除了对于上海病例“迟报”的质疑，目前人们对阻截H7N9的一系列做法还是较为满意的。
在曾经工作在非典一线的人民医院原副院长、中国医院协会评价与评估部主任王吉善看来，这确实是得益于非典之后整个传染病防控系统的建设。
对于一个传染病来说，掌握各地的发病情况，全盘汇总监控，对控制疫情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当年非典时，为了弄清北京一地的患病人数，一位卫生部的副部长用了一周的时间，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逐一进行了核查，才掌握北京地区收治的病例。
而在这次H7N9疫情中，全国的患病人数几乎每天都会在媒体上更新。这些上报的病例情况，得益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4月4日紧急启动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个案病例信息网络在线报告”工作，H7N9出现后，疾控中心在疾病监测管理系统中增加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项，使最新的病情能第一时间统计汇总。
“经过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监测网络，这个监测网络有400多个实验室，相信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既可以密切监视病毒的情况，也可以监测到新情况，会有利于对这个疾病做出更为科学的判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表示。
国家卫计委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梁万年指出，今天的防控与10年前的非典时期有很大不同。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对不同类型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别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指南甚至是操作流程，不同城市在同一标准下工作。目前不足之处如部门间合作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基层发现、诊断和治疗病人的能力要增强。
毒株研究开放
对于H7N9毒株的研究，卫生系统也显得更为开放。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启动了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毒株共享机制，快速打开绿色通道，实现毒株在第一时间和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实验室共享。
4月8日下午，这批毒株已由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实验室运往世界卫生组织其他4个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同时运往1个动物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以及香港大学和英国国家生物制品检定所。同时，按照卫生计生委要求，中国疾控中心也向我国农业部禽流感参比实验室、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所和病原所提供了病毒毒株。
而这和10年前，有着天壤之别。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甄二真教授清楚记得，当年非典爆发时，作为一家民间机构的华大基因非常想拿到毒株进行研究。为此，他们坐飞机去了广东，没想到却被人家“赶了出来”。又到北京某家医院，想碰碰运气，不想却遭到了更严厉的拒绝。一位医生说，“我们在这拼死拼活，你们拿去做试验发表文章，扔了也不给你们。”最后，还是军事医学科学院的院长亲自拍板，华大基因才拿到宝贵的毒株样本。拿到样本后4天，华大基因就完成了有针对性的SARS病毒全基因组测序分析、蛋白质分析、检测试剂盒研制及抗SARS药物筛选等多方面的系统研究工作。
H7N9虽然没有达到当年非典的程度，但也来势汹汹。甄二真和华大基因，也不用再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地索要毒株。“现在只要是正规的研究机构，拿着证明，就能得到研究资格。”目前，华大基因已经参与对病毒的研究，开发检测试剂盒。
“官方和民间共同做的话，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因为在重大疫情的情况下，越多研究单位参与越好。像美国，他们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是政府主导，然后官方和民间力量一起来研究。”甄二真说，参与的实验室越多对于疫情的研究就越充分。
但未来，如何防护相关病毒的毒株从实验室扩散伤人，将成为一个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有专家表示，拥有毒株的实验室越多，其扩散的风险性就越大。这些年，在国内外也发生过一些相应的事故。例如2004年，SARS就曾经逃出了中国疾控中心的实验室，差点让SARS在国内卷土重来，这些都是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