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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个世界只允许留下一首诗歌，我将毫无悬念地推荐苏轼的《定风波》。苏东坡是否果真如他人评述的那样有趣，我无从考证。这首《定风波》中的情趣，却永远是常读常新。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字面意义，词前小序中已经言明，似乎再无探究的必要。唯一值得斟酌的，是“狼狈”一词。在“雨具先行”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共同沐浴了风雨的洗礼，为何“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呢？答案只有一个：同行之人定然是在风雨中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结果反而是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苏轼却气定神闲地迎接风雨的到来，这便有了一种独特的气度，也就不觉得狼狈。
词作的隐语意义，却似乎无穷无尽。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豁达情怀的一首词作，《定风波》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的身份将不再只是苏轼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人生感触，而是亿万人的灵魂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近千年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价值观甚至敌对阵营中你死我活的双方，都能够从这首《定风波》中，解读出只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情怀。这样的情怀，或许跟苏轼的原初意义早已大相径庭，却依旧能够给逆境中的人们以情感的疗救和行为上的支持。
一
《定风波》的诞生，有偶然，更有必然。
说它偶然，首先是因为恰好有那么一天，苏轼遭遇了这场春雨。更重要的是，这雨又不像其他年月中的春雨那样“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而是如夏日的暴雨，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既让东坡居士体察到了春雨的寒凉，又让他观赏到了雨后山头斜照的美景，这才催生出这首不朽的作品。
说它偶然，还因为特定的人生体验。苏轼一生中被淋成落汤鸡的机会绝不会只此一次，但只有黄州的这场雨才能滋养出《定风波》。而且，就算是身处黄州，如果这场雨和这次行走提前了两年，或者推迟了两年，也无法诞生这样的杰作。它必须是苏轼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后的生命顿悟。刚到黄州时，他只能创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那样的作品。离开黄州后，已然大彻大悟的他也不会再创作这样的作品用来充当自我救赎的良药。
但它又是必然的。融儒佛道等多家思想为一体的苏轼，即使在遭遇了灭顶之灾后，也不会舍弃了生命中的那份豁达与纯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乐观洒脱的文人，他以超凡脱俗的才华和一以贯之的率真多情勇敢地迎接了上苍赐予的一切，并想方设法使其转换为生命的正能量。从他以戴罪之身踏上黄州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努力寻找让心情真正安宁的药方。他开始钻研佛理，与庙中和尚同食同宿;亦开始探胜寻幽，借大好河山消解心中块垒。死里逃生的人生经历、秀美的山川风光、淳朴的乡野人情、博大精深的宗教教义，为他提供了抵抗恐惧、化解怨愤的疗伤圣药。有了这些，《定风波》便早已飘荡在黄州的山山水水间，只等机缘巧合，立刻借助苏轼的大脑降临多灾多难的人间。
二
《定风波》诞生的前两年，苏轼创作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作，诞生于苏轼刚被贬到黄州时。其时，陪伴着苏轼的，除了恐惧，便是孤独。恐惧，来自命运的不可知;孤独，来自“谁知我心”的认同感缺失。
这首词作中，苏轼塑造了“幽人”与“孤鸿”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加上苏轼，构成三者合一的整体。“独往来”的幽人，缥缈的孤鸿，遭贬谪的苏轼，在这“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寒夜，组合成了一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特立独行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三者都长夜难眠呢？答案在下片中很快揭晓：拣尽寒枝不肯栖。孤鸿不肯栖于寒枝，宁愿选择寒冷寂寞的“沙洲”;幽人不肯苟且于流俗，便只能行吟于月下;苏轼不肯舍弃了自我，也就只能独守了一份操守，孤独地凝视人生。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两句中，“惊起”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现实，而非一种心情。高洁的孤鸿，因不愿栖身寒枝而自动选择了沙洲，却无端被人惊起。这样的“惊起”，便有了被侵犯和被骚扰的色彩。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行为“惊起”这只身栖于沙洲的“孤鸿”呢？这便让熟悉“乌台诗案”背景的读者立刻联想到了李定、舒亶等宵小之徒。
这样的“惊起”，显然超乎孤鸿的想象力，故而，孤鸿的心中，便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涌起。这样的遗憾，不是仇恨，不是绝望，不是无助，只是“无人省”的孤独。孤鸿因为无人省察自身的高远追求而“恨”，更会因为自身的高洁情怀蒙受污泥浊水的羞辱而“恨”。
然而，这样的“恨”，并不构成孤鸿、幽人以及苏轼内心中仇恨，甚至不构成人生的挫败感。面对屡屡让自己处于“惊起”状态的宵小之徒，苏轼并不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手段，而是选择“寂寞沙洲”。这样的选择，或许多多少少有点儿“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更多的，却只会是不屑。俗话说，被狗咬了一口，难道还趴下来咬狗一口不成？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生命境界。
当生命进入这样的境界时，割肉饲鹰，舍身喂虎等行为，便都能够出現。只是，凡俗中挣扎着的芸芸众生，哪里能读懂这些行为背后的生命大境界呢。
三
黄州两年的时光，淡化了苏轼心中的恐惧与孤独。此时的苏轼，已经和黄州融为一体。他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常和农民朋友一起喝酒，大醉时或是出门闲逛，任由他人当作酒鬼而推推搡搡;或是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再摇摇晃晃地返回家中。
自由自在的生活，引发了苏轼精神世界的变化，表现在他的诗文上，便是“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的文风的形成。这时的苏轼，就如同参透了人生百味的忠厚长者，每日里只是安详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这份宁静与平和。似乎外面世界中的一切，都随了他的定居黄州而消逝得无影无踪。 于是，《定风波》適时降生，如神来之笔，一下子便点亮了世界。
《定风波》的这份神奇，首先来自它所确立的三个意象：林、叶、声。这里的“林”与“叶”，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诉求。我们总是说，人生就是一次旅行，那么，这个旅程中的所有景物，便都可以归结到“林”与“叶”这两个既属于客观存在、又属于主观感受的意象之上。理想、事业、前途、爱情、友情……一切都不过是生命林子中的一种存在。不同之处只在于，有些内容以“林”的方式存在，有些则以“叶”的方式存在。
“声”又会是什么呢？这里的“声”，显然既来自外界的各种敲打，又来自内心的情感触动。人生只要行走，就无法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摔打锤炼，这些摔打锤炼，有些出自善意，有些出自恶意，有些则无所谓善恶，只是生命中的偶然。当诸多的敲打零散地、或者共同地作用于生命时，我们的内心便会回应出各种声响。这些声响，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哀婉缠绵，有的荡气回肠。无论是哪一种，却又都不必当做进行曲，用来为生命伴奏。
所以，人生永远应该“莫听穿林打叶声”。能够并且应该拥有的，只能是“何妨吟啸且徐行”。唯有“吟啸”，方能尽吐胸中块垒，方能不断唤醒生命的潜能和力量;唯有“徐行”，才能真正品味生命的境界，才能在酸甜苦辣的背后，感悟到一种生命的本真。
很多人认为，“竹杖芒鞋轻胜马”写出了对名利的淡泊。我却以为，这里的比较，并无轻重主次的区别，而是一种各有优劣。此句的特定语境，是风狂雨骤之时。如果将这里的风雨，再引申为人生的风雨，那么，苏轼显然是暗示读者，当人生遭遇风雨时，选择竹杖芒鞋，是一种明智。然而，当艳阳高照，或者雨后天晴时，马又会有它的价值。苏轼的高明，就在于不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到某一种价值观之上，而是顺应外界的变化，时刻让自身处于能够和外界相融合的状态之中。这样的人生，便即超越了儒家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家的避世哲学，进入了庄子所主张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逍遥游”的大境界。
上片的尾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和下片的“也无风雨也无晴”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一种宏阔的人生观。此种人生观，建立在“何妨吟啸且徐行”的生命境界之上，彰显的是一种难得的豁达。这样的人生，看破了一切，将生命里里外外的一切，全然看做生命的必然点缀，于是，自然也就无所谓得失荣辱，无所谓风雨阴晴。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字面意义，词前小序中已经言明，似乎再无探究的必要。唯一值得斟酌的，是“狼狈”一词。在“雨具先行”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共同沐浴了风雨的洗礼，为何“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呢？答案只有一个：同行之人定然是在风雨中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结果反而是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苏轼却气定神闲地迎接风雨的到来，这便有了一种独特的气度，也就不觉得狼狈。
词作的隐语意义，却似乎无穷无尽。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具豁达情怀的一首词作，《定风波》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的身份将不再只是苏轼的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下的人生感触，而是亿万人的灵魂栖居地和精神避难所。近千年来，不同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价值观甚至敌对阵营中你死我活的双方，都能够从这首《定风波》中，解读出只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情怀。这样的情怀，或许跟苏轼的原初意义早已大相径庭，却依旧能够给逆境中的人们以情感的疗救和行为上的支持。
一
《定风波》的诞生，有偶然，更有必然。
说它偶然，首先是因为恰好有那么一天，苏轼遭遇了这场春雨。更重要的是，这雨又不像其他年月中的春雨那样“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的斜织着”，而是如夏日的暴雨，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既让东坡居士体察到了春雨的寒凉，又让他观赏到了雨后山头斜照的美景，这才催生出这首不朽的作品。
说它偶然，还因为特定的人生体验。苏轼一生中被淋成落汤鸡的机会绝不会只此一次，但只有黄州的这场雨才能滋养出《定风波》。而且，就算是身处黄州，如果这场雨和这次行走提前了两年，或者推迟了两年，也无法诞生这样的杰作。它必须是苏轼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后的生命顿悟。刚到黄州时，他只能创作《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那样的作品。离开黄州后，已然大彻大悟的他也不会再创作这样的作品用来充当自我救赎的良药。
但它又是必然的。融儒佛道等多家思想为一体的苏轼，即使在遭遇了灭顶之灾后，也不会舍弃了生命中的那份豁达与纯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乐观洒脱的文人，他以超凡脱俗的才华和一以贯之的率真多情勇敢地迎接了上苍赐予的一切，并想方设法使其转换为生命的正能量。从他以戴罪之身踏上黄州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全方位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努力寻找让心情真正安宁的药方。他开始钻研佛理，与庙中和尚同食同宿;亦开始探胜寻幽，借大好河山消解心中块垒。死里逃生的人生经历、秀美的山川风光、淳朴的乡野人情、博大精深的宗教教义，为他提供了抵抗恐惧、化解怨愤的疗伤圣药。有了这些，《定风波》便早已飘荡在黄州的山山水水间，只等机缘巧合，立刻借助苏轼的大脑降临多灾多难的人间。
二
《定风波》诞生的前两年，苏轼创作了《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作，诞生于苏轼刚被贬到黄州时。其时，陪伴着苏轼的，除了恐惧，便是孤独。恐惧，来自命运的不可知;孤独，来自“谁知我心”的认同感缺失。
这首词作中，苏轼塑造了“幽人”与“孤鸿”两个形象。这两个形象加上苏轼，构成三者合一的整体。“独往来”的幽人，缥缈的孤鸿，遭贬谪的苏轼，在这“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的寒夜，组合成了一幅“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特立独行图。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三者都长夜难眠呢？答案在下片中很快揭晓：拣尽寒枝不肯栖。孤鸿不肯栖于寒枝，宁愿选择寒冷寂寞的“沙洲”;幽人不肯苟且于流俗，便只能行吟于月下;苏轼不肯舍弃了自我，也就只能独守了一份操守，孤独地凝视人生。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两句中，“惊起”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现实，而非一种心情。高洁的孤鸿，因不愿栖身寒枝而自动选择了沙洲，却无端被人惊起。这样的“惊起”，便有了被侵犯和被骚扰的色彩。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行为“惊起”这只身栖于沙洲的“孤鸿”呢？这便让熟悉“乌台诗案”背景的读者立刻联想到了李定、舒亶等宵小之徒。
这样的“惊起”，显然超乎孤鸿的想象力，故而，孤鸿的心中，便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涌起。这样的遗憾，不是仇恨，不是绝望，不是无助，只是“无人省”的孤独。孤鸿因为无人省察自身的高远追求而“恨”，更会因为自身的高洁情怀蒙受污泥浊水的羞辱而“恨”。
然而，这样的“恨”，并不构成孤鸿、幽人以及苏轼内心中仇恨，甚至不构成人生的挫败感。面对屡屡让自己处于“惊起”状态的宵小之徒，苏轼并不选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手段，而是选择“寂寞沙洲”。这样的选择，或许多多少少有点儿“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更多的，却只会是不屑。俗话说，被狗咬了一口，难道还趴下来咬狗一口不成？说的应该就是这样的生命境界。
当生命进入这样的境界时，割肉饲鹰，舍身喂虎等行为，便都能够出現。只是，凡俗中挣扎着的芸芸众生，哪里能读懂这些行为背后的生命大境界呢。
三
黄州两年的时光，淡化了苏轼心中的恐惧与孤独。此时的苏轼，已经和黄州融为一体。他脱去了文人的长袍，摘去了文人的方巾，改穿农人的短褂子，常和农民朋友一起喝酒，大醉时或是出门闲逛，任由他人当作酒鬼而推推搡搡;或是在草地上躺下便睡，直到暮色沉沉时好心肠的农人把他叫醒再摇摇晃晃地返回家中。
自由自在的生活，引发了苏轼精神世界的变化，表现在他的诗文上，便是“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的文风的形成。这时的苏轼，就如同参透了人生百味的忠厚长者，每日里只是安详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这份宁静与平和。似乎外面世界中的一切，都随了他的定居黄州而消逝得无影无踪。 于是，《定风波》適时降生，如神来之笔，一下子便点亮了世界。
《定风波》的这份神奇，首先来自它所确立的三个意象：林、叶、声。这里的“林”与“叶”，几乎可以涵盖人类社会的一切价值诉求。我们总是说，人生就是一次旅行，那么，这个旅程中的所有景物，便都可以归结到“林”与“叶”这两个既属于客观存在、又属于主观感受的意象之上。理想、事业、前途、爱情、友情……一切都不过是生命林子中的一种存在。不同之处只在于，有些内容以“林”的方式存在，有些则以“叶”的方式存在。
“声”又会是什么呢？这里的“声”，显然既来自外界的各种敲打，又来自内心的情感触动。人生只要行走，就无法摆脱自然和社会的摔打锤炼，这些摔打锤炼，有些出自善意，有些出自恶意，有些则无所谓善恶，只是生命中的偶然。当诸多的敲打零散地、或者共同地作用于生命时，我们的内心便会回应出各种声响。这些声响，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哀婉缠绵，有的荡气回肠。无论是哪一种，却又都不必当做进行曲，用来为生命伴奏。
所以，人生永远应该“莫听穿林打叶声”。能够并且应该拥有的，只能是“何妨吟啸且徐行”。唯有“吟啸”，方能尽吐胸中块垒，方能不断唤醒生命的潜能和力量;唯有“徐行”，才能真正品味生命的境界，才能在酸甜苦辣的背后，感悟到一种生命的本真。
很多人认为，“竹杖芒鞋轻胜马”写出了对名利的淡泊。我却以为，这里的比较，并无轻重主次的区别，而是一种各有优劣。此句的特定语境，是风狂雨骤之时。如果将这里的风雨，再引申为人生的风雨，那么，苏轼显然是暗示读者，当人生遭遇风雨时，选择竹杖芒鞋，是一种明智。然而，当艳阳高照，或者雨后天晴时，马又会有它的价值。苏轼的高明，就在于不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到某一种价值观之上，而是顺应外界的变化，时刻让自身处于能够和外界相融合的状态之中。这样的人生，便即超越了儒家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又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道家的避世哲学，进入了庄子所主张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逍遥游”的大境界。
上片的尾句“一蓑烟雨任平生”，和下片的“也无风雨也无晴”遥相呼应，共同构建起一种宏阔的人生观。此种人生观，建立在“何妨吟啸且徐行”的生命境界之上，彰显的是一种难得的豁达。这样的人生，看破了一切，将生命里里外外的一切，全然看做生命的必然点缀，于是，自然也就无所谓得失荣辱，无所谓风雨阴晴。
[作者通联：江苏仪征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