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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的奋斗人生，是香港人和香港社会所推崇的典范。在香港，人们津津乐道并从中吸取励志动力的，就是梁振英这样出身草根甚至更贫寒家庭的奋斗者——香港人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勇敢、智慧、踏实地坚持。
小时做过“童工”
梁振英在自传中说，他小时候，当警员的父亲每月薪水只有区区300多港元，这笔钱在当时的香港要养活一家5口人，可以想象生活的艰难。由于住在中央警区宿舍，这意味着退休后父亲必须带着全家搬出这里，不能再住公屋。
梁振英在自己家里当过“童工”，很多草根阶层出生的香港人对此很熟悉——穷人家的孩子必须放弃玩耍的时间，力所能及地帮着大人做工，只是为了家庭的生活能好一些。梁振英9岁时就跟着家人一起帮附近的工厂加工胶花和玩具物料。姐姐和妹妹也都参与这一项劳动。就这样，9岁的梁振英下午放学回家后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干活，或者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来往于工厂和家之间。这样辛苦的工作，可以每月给家里挣300多港元。
“就这样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梁振英写到。
等到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梁振英已开始在英皇书院读初中了。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家教，对梁振英影响深刻。“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这次送花的袋子放进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作纪念。”从童年开始，梁振英实际上就在自食其力，为了省钱，他步行一个小时上学；没钱吃学校的食堂，就坚持走回家吃饭。
在梁振英赴英国留学的1974年到1977年间，他的学习生活费用全都是靠课余打工赚来的。几乎每周他都要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同样，为了省钱，他几乎每天上学放学都步行十多公里。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这种客观的成长境遇，使梁振英对香港下层社会的认识全面而深刻，也塑造了他的人格、价值观和政治情怀。作为香港的知名人士，梁振英的草根奋斗史在香港几乎广为人知，这也是他赢得普通市民阶层好感以及上流社会敬佩的重要原因。
天水围是香港西北部最著名的贫民区，自2006年，梁振英就集中关注这里的问题。2007年，以梁振英为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决定，安排天水围社区的200名中五学生于暑假前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两周，由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车马费和餐费。
在呼吁香港政府和社会关注95万贫困人口的同时，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同时他率先在他的戴德梁行，提高员工工资，最基层的员工工资也在8000港元以上。
一手推动内地的房地产发展
梁振英曾经有机会留在英国，但他坚持选择回到香港。早在1977年，梁振英就成为香港一家英资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6年后，梁振英成立了自己的测量师行。梁振英测量师行2006年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他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
很多香港人认为，梁振英的成功，是对香港草根阶层青年的一种激励。
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梁振英与内地房地业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大陆开启了房地产经济的序幕，他可以称为大陆房地产界的“义工”。
早在1977年，回港不久的梁振英首次来到内地。那时候的深圳，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而当时的梁振英也仅有23岁。一年以后，梁振英从深圳到上海，从南到北地到处向内地相关人员讲解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城市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那时的内地，就连土地商品化开发的概念，也刚刚触及。梁振英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以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参与探索中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积极为内地普及房地产基本知识，培养房地产管理人才。
这种无偿服务的经历令他自豪，也使他亲历了内地整个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试行及推广发展各个阶段，并目睹了内地土地制度及房地产市场逐步的成长和发展。
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年，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梁振英参加了标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在上海开始的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而深圳首次土地拍卖标书的中英文本，也由梁振英撰写。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启动，这对香港社会影响很大，人们纷纷猜测香港的未来会怎样，甚至因此而掀起了移民潮。梁振英对此密切关注，他很清楚，香港要持续繁荣稳定，社会稳定和专业人才都是必须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梁振英开始参与香港政治。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梁振英便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时，梁振英才34岁。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就是收集大量港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是起草香港基本法所必须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1993年7月2日成立，梁振英担任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在预委会上，他率先提出研究关于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预委会政务小组为香港回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42岁的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
把港人视同家人
2007年，梁振英出版了《家是香港》，表达了对香港社会建设的构想：“建设长期安稳的香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修桥整路的硬件建设，我们更需要凝聚香港人的‘民气’……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早在2011年10月，香港《明报》就注意到，梁振英的民众支持度由5月份的5.7%和8月的14.4%，急跃至40.8%，所以预计若他参选，则在特首选举中会占据优势。而随着投票日子越来越接近，香港特首选情也逐渐明朗化，媒体率先判断未来的五年极可能将会是“梁振英时代”。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23日报道说，手握60张选委票的工联会一致投票给梁振英。工联会会长郑耀棠解释是，梁振英的政纲在劳工问题上，接纳及反映了不少工联会的意见，在民望方面也较另外两名候选人高，所以工联会支持他。除了工联会，教联、新论坛及会计界等团体当天也纷纷表态，倾向支持梁振英，加上早前提名梁振英的305张选委票，梁振英很快取得400多票支持。其后一天，拥有150名选委的香港最大政党民建联，也公布支持梁振英。梁振英当选已经没什么悬念。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获得689票当选为第四任香港特首，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要做一个亲民特首。
小时做过“童工”
梁振英在自传中说，他小时候，当警员的父亲每月薪水只有区区300多港元，这笔钱在当时的香港要养活一家5口人，可以想象生活的艰难。由于住在中央警区宿舍，这意味着退休后父亲必须带着全家搬出这里，不能再住公屋。
梁振英在自己家里当过“童工”，很多草根阶层出生的香港人对此很熟悉——穷人家的孩子必须放弃玩耍的时间，力所能及地帮着大人做工，只是为了家庭的生活能好一些。梁振英9岁时就跟着家人一起帮附近的工厂加工胶花和玩具物料。姐姐和妹妹也都参与这一项劳动。就这样，9岁的梁振英下午放学回家后的时间，几乎全部用来干活，或者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来往于工厂和家之间。这样辛苦的工作，可以每月给家里挣300多港元。
“就这样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梁振英写到。
等到家庭经济情况有所改善的时候，梁振英已开始在英皇书院读初中了。这样的家庭背景和家教，对梁振英影响深刻。“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这次送花的袋子放进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作纪念。”从童年开始，梁振英实际上就在自食其力，为了省钱，他步行一个小时上学；没钱吃学校的食堂，就坚持走回家吃饭。
在梁振英赴英国留学的1974年到1977年间，他的学习生活费用全都是靠课余打工赚来的。几乎每周他都要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凌晨才能回宿舍。同样，为了省钱，他几乎每天上学放学都步行十多公里。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这种客观的成长境遇，使梁振英对香港下层社会的认识全面而深刻，也塑造了他的人格、价值观和政治情怀。作为香港的知名人士，梁振英的草根奋斗史在香港几乎广为人知，这也是他赢得普通市民阶层好感以及上流社会敬佩的重要原因。
天水围是香港西北部最著名的贫民区，自2006年，梁振英就集中关注这里的问题。2007年，以梁振英为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决定，安排天水围社区的200名中五学生于暑假前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两周，由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车马费和餐费。
在呼吁香港政府和社会关注95万贫困人口的同时，呼吁“老板们多为基层工友想想。”同时他率先在他的戴德梁行，提高员工工资，最基层的员工工资也在8000港元以上。
一手推动内地的房地产发展
梁振英曾经有机会留在英国，但他坚持选择回到香港。早在1977年，梁振英就成为香港一家英资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6年后，梁振英成立了自己的测量师行。梁振英测量师行2006年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他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
很多香港人认为，梁振英的成功，是对香港草根阶层青年的一种激励。
许多人可能不太清楚梁振英与内地房地业发展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在他的帮助下，大陆开启了房地产经济的序幕，他可以称为大陆房地产界的“义工”。
早在1977年，回港不久的梁振英首次来到内地。那时候的深圳，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而当时的梁振英也仅有23岁。一年以后，梁振英从深圳到上海，从南到北地到处向内地相关人员讲解土地经济、土地管理制度，介绍城市规划以及房地产开发。那时的内地，就连土地商品化开发的概念，也刚刚触及。梁振英先后受邀出任上海及深圳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顾问、上海浦东开发领导小组顾问，以大量的业余时间和精力参与探索中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积极为内地普及房地产基本知识，培养房地产管理人才。
这种无偿服务的经历令他自豪，也使他亲历了内地整个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试行及推广发展各个阶段，并目睹了内地土地制度及房地产市场逐步的成长和发展。
1988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第十条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一年，上海第一次公开招标卖地，梁振英参加了标书中文版和英文版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在上海开始的大规模的住房制度改革。而深圳首次土地拍卖标书的中英文本，也由梁振英撰写。
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启动，这对香港社会影响很大，人们纷纷猜测香港的未来会怎样，甚至因此而掀起了移民潮。梁振英对此密切关注，他很清楚，香港要持续繁荣稳定，社会稳定和专业人才都是必须的。
从这一认识出发，梁振英开始参与香港政治。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工作开始后，梁振英便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时，梁振英才34岁。咨委会委员和秘书长的日常工作，就是收集大量港人的意见和建议，这是起草香港基本法所必须的。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1993年7月2日成立，梁振英担任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在预委会上，他率先提出研究关于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的建议，提交大会讨论。预委会政务小组为香港回归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方面工作卓有成效。1996年，香港特别行政别行政区筹委会成立，42岁的梁振英出任筹委会副主任。
把港人视同家人
2007年，梁振英出版了《家是香港》，表达了对香港社会建设的构想：“建设长期安稳的香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修桥整路的硬件建设，我们更需要凝聚香港人的‘民气’……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早在2011年10月，香港《明报》就注意到，梁振英的民众支持度由5月份的5.7%和8月的14.4%，急跃至40.8%，所以预计若他参选，则在特首选举中会占据优势。而随着投票日子越来越接近，香港特首选情也逐渐明朗化，媒体率先判断未来的五年极可能将会是“梁振英时代”。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3月23日报道说，手握60张选委票的工联会一致投票给梁振英。工联会会长郑耀棠解释是，梁振英的政纲在劳工问题上，接纳及反映了不少工联会的意见，在民望方面也较另外两名候选人高，所以工联会支持他。除了工联会，教联、新论坛及会计界等团体当天也纷纷表态，倾向支持梁振英，加上早前提名梁振英的305张选委票，梁振英很快取得400多票支持。其后一天，拥有150名选委的香港最大政党民建联，也公布支持梁振英。梁振英当选已经没什么悬念。
2012年3月25日，梁振英获得689票当选为第四任香港特首，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承诺：要做一个亲民特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