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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来是我国最大的猪肉生产基地，生猪出栏量曾经占世界的1/20、全国的1/9、省际间调拨的1/3，有“川猪安天下”的盛誉。
从历史上看，四川农民从事生猪养殖业曾经是农业劳动变现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肉价高涨的今年，农民从事家庭养猪的却越来越少了，而减少的直接原因就是农业劳动成本相对大幅提高。
养猪不合算
笔者在四川等地专门对农村养殖业进行了调查，重点调查了绵阳关帝乡、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养猪情况。
今年以来农户养猪的存栏数大幅度下降，数字十分惊人。对四川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四个村子的随机调查（突然进村）发现，几乎没有人家养猪。
据村民介绍，目前的存栏量相比去年下降80％左右，比如去年一个村子仔猪存栏量还有200头，今年连20头都没有。村中少有的几个养猪户则表示，他们饲养的仔猪根本不卖，就是为了过年时自己吃，剩下的一部分也只供给自家亲戚办的农家乐饭店——作为吸引城里人的最大题材（纯天然农产品）。
为什么不养猪了？最大的原因居然是不合算、赔本。笔者与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几家农户算账，他们现在购买小猪的费用大约需要1000元，而目前常年留守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相对比较穷苦的家庭，很多人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000元，根本拿不出买猪仔的钱。
有钱的农户虽然不在乎这1000元，但他们大都有人在外打工，年收入几万元，怎么在乎仔猪能够卖多少钱——穷人养不起猪，稍微有一点钱的，又看不上又脏又臭的家庭养猪。
农村劳动力成本显性化
更重要的是，现在农户不养猪了，关键在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显性化。何谓农业劳动力成本显性化？即农业劳动成本是以农民工收入为参照物的。目前非常多的家庭的纯农业劳动都依靠雇工完成，尤其是插秧和收割都雇工，雇工报酬需要比照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左右计算，即每个工按80元算，还要管吃（必须顿顿有肉）。
养猪劳动，尤其是家庭养殖属于繁杂劳动，猪要吃草，粪要上到田里，这些劳动虽然强度不是很大，但又脏又臭，还污染家庭环境。雇人雇不起，自己干，体力又不支，因此很多人家放弃养猪。
农民不养猪，还与农村目前的人口状况相关。笔者进入村庄之后，最大的感觉是见不到人，到处看到空房子，建设得也不错，但里面空空如也。
据纳溪区区长介绍：农村人口可以用613899来形容，即主要由少年儿童、妇女、老年人构成。而笔者在四川农村入户调查中发现，青年妇女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50岁以下妇女也难看到，都出去找营生了。村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60岁以下算壮劳力，80岁还在耪地。这样的劳动力现状很难从事繁杂的养殖业劳动，尤其是养猪。
直接成本上升快
制约农户养猪的另一个原因是养殖业直接成本上升太快，今年以来，饲料成本同比上涨9％，运费、水电费成本同比上涨10％。而秋粮收购价又提高了15％左右，基本与肉价提高幅度相符。
虽然肉价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农户不愿意防疫，嫌麻烦，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并扩散，而今年肉价提高恰恰与疫病大面积发生相关。现在虽然肉价提高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刺激农户回乡养猪的拐点，绝大多数农户对肉价提高不敏感，仍然缺乏增加存栏量的兴趣。这种趋势恐怕将延续至明年。
笔者在调查中证明，今年以来，专业养殖户的存栏量是增加的，大约增加30％左右，尤其是在肉价提高之后。但进一步增加困难不小，原因也是赔本。
专业养殖目前已经是高级劳动，需要养殖城镇居民喜欢的优质品种，不能再养“三月肥”，同时必须具有极高的防疫水平和控制成本能力，做到延迟存栏时间，增强猪肉品质，但不能生病，不能增加太多成本。在笔者调查的很多养殖大户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赢利。
养猪的集约化经营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成本未必能够下降。相反，由于日常管理都需要计酬，整体劳动力价值都会体现在生猪的成本中，这使得肉价不得不上升。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农户自养猪是不计劳动报酬的，因此可以赢利。但农民自养散养很难抵御疫病蔓延，尤其是现在的饲料猪，抗病能力极低。
调查发现，吃饲料长大的猪，连站立都困难，不得不增加很多添加剂（包括有害添加剂），而不完全吃饲料，成本将极大提高——比如割猪草，现在很少有农户愿意从事此类劳动。笔者调查的几个养殖大户，其饲养的猪所吃的猪草是通过购买解决，肯定会增加成本。同时，优质的猪肉必须吃精饲料（粮食占比达到60％），这样的猪成本当然更高。
专业养殖目前的雇工比例大约在30头猪一个人，越大相对雇人越少，但报酬年年提高，今年更甚，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非常紧张。泸州纳溪区目前有三个万头猪场，严格实行成本控制，雇工只有30人，但平均工资达到2500元，相比家庭养殖也有几十倍之多。这恰恰是养殖集约化的最大瓶颈，因为它们很难与家庭养殖户竞争。不多养，成本下不来，养的多了，风险太大。
政府应帮助控制风险
目前集约化养猪最大的风险或曰难题有六个：
一是价格波动风险，很多养殖专业户表示，近几年肉价波动率堪比股价波动率，例如前年最低时每公斤8元，现在是22元－23元。而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肉价下跌，而是暴涨，因为暴涨后散户大量恢复养猪，低成本猪太多，专业养殖必然赔钱。发展集约化养殖需要价格稳定，而影响肉价稳定的因素又太多；
二是高附加值猪难以维护品牌，优质猪成本高，但模仿的成本却很低；
三是远距离运输成本极高，而超级大户往往必须依赖远距离运输；
四是防疫，为了减少疫病，必须控制养殖户发展，这与短期内提升存栏量是矛盾的；
五是污染，农户养猪有污染，大户养殖污染更大，更集中，完全靠养殖户自身解决，成本太高；
六是农村金融欠发达，大户养殖最需要农村金融扶持，但目前能够贷到款的养殖户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养猪没有保险——付不起保险费。
养殖户普遍认为，以上几大风险，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控制价格波动可以靠冷库调节，维护品牌政府更应该介入，防疫本来就有政府的责任，污染则必须靠政府财政帮助解决——比如纳溪区就靠政府投入大建沼气处理池。
但发展养猪业的关键并非规模，而是优质。农户自家养殖的“纯天然”猪肉，味道极佳，远远高于专业养殖户生产的产品，更高于市面上普通的猪肉。
国内养殖大户为了控制成本，往往添加一些催肥的饲料，包括瘦肉精，例如市面上曾经流行所谓的“三月肥”。这种猪存栏时间很短，能够在短时间提高产量，似乎能够抑制猪肉价格，但长期吃这种猪肉，对身体危害极大。怎么办？控制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固然重要，但莫如鼓励农民散养，恢复传统养猪模式。
这就需要理顺价格，优质优价，吸引农民回归。而各级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农民建立和维护优质猪的品牌，帮助他们解决防疫难题。
当然，城里人在吃到高价优质猪肉的同时必须明白这是由纯天然的生产成本决定的，生产优质猪的成本至少是目前饲料猪的2倍，甚至3倍。因此说，随着城里人对畜产品安全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猪肉的价格只能提高，未来猪肉价格的拐点不是向下，而是向上。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
从历史上看，四川农民从事生猪养殖业曾经是农业劳动变现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在肉价高涨的今年，农民从事家庭养猪的却越来越少了，而减少的直接原因就是农业劳动成本相对大幅提高。
养猪不合算
笔者在四川等地专门对农村养殖业进行了调查，重点调查了绵阳关帝乡、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养猪情况。
今年以来农户养猪的存栏数大幅度下降，数字十分惊人。对四川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四个村子的随机调查（突然进村）发现，几乎没有人家养猪。
据村民介绍，目前的存栏量相比去年下降80％左右，比如去年一个村子仔猪存栏量还有200头，今年连20头都没有。村中少有的几个养猪户则表示，他们饲养的仔猪根本不卖，就是为了过年时自己吃，剩下的一部分也只供给自家亲戚办的农家乐饭店——作为吸引城里人的最大题材（纯天然农产品）。
为什么不养猪了？最大的原因居然是不合算、赔本。笔者与泸州纳溪区和富顺县的几家农户算账，他们现在购买小猪的费用大约需要1000元，而目前常年留守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相对比较穷苦的家庭，很多人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1000元，根本拿不出买猪仔的钱。
有钱的农户虽然不在乎这1000元，但他们大都有人在外打工，年收入几万元，怎么在乎仔猪能够卖多少钱——穷人养不起猪，稍微有一点钱的，又看不上又脏又臭的家庭养猪。
农村劳动力成本显性化
更重要的是，现在农户不养猪了，关键在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显性化。何谓农业劳动力成本显性化？即农业劳动成本是以农民工收入为参照物的。目前非常多的家庭的纯农业劳动都依靠雇工完成，尤其是插秧和收割都雇工，雇工报酬需要比照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左右计算，即每个工按80元算，还要管吃（必须顿顿有肉）。
养猪劳动，尤其是家庭养殖属于繁杂劳动，猪要吃草，粪要上到田里，这些劳动虽然强度不是很大，但又脏又臭，还污染家庭环境。雇人雇不起，自己干，体力又不支，因此很多人家放弃养猪。
农民不养猪，还与农村目前的人口状况相关。笔者进入村庄之后，最大的感觉是见不到人，到处看到空房子，建设得也不错，但里面空空如也。
据纳溪区区长介绍：农村人口可以用613899来形容，即主要由少年儿童、妇女、老年人构成。而笔者在四川农村入户调查中发现，青年妇女几乎一个也看不到了，甚至50岁以下妇女也难看到，都出去找营生了。村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60岁以下算壮劳力，80岁还在耪地。这样的劳动力现状很难从事繁杂的养殖业劳动，尤其是养猪。
直接成本上升快
制约农户养猪的另一个原因是养殖业直接成本上升太快，今年以来，饲料成本同比上涨9％，运费、水电费成本同比上涨10％。而秋粮收购价又提高了15％左右，基本与肉价提高幅度相符。
虽然肉价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农户不愿意防疫，嫌麻烦，导致疫情大面积爆发并扩散，而今年肉价提高恰恰与疫病大面积发生相关。现在虽然肉价提高很多，但还没有达到刺激农户回乡养猪的拐点，绝大多数农户对肉价提高不敏感，仍然缺乏增加存栏量的兴趣。这种趋势恐怕将延续至明年。
笔者在调查中证明，今年以来，专业养殖户的存栏量是增加的，大约增加30％左右，尤其是在肉价提高之后。但进一步增加困难不小，原因也是赔本。
专业养殖目前已经是高级劳动，需要养殖城镇居民喜欢的优质品种，不能再养“三月肥”，同时必须具有极高的防疫水平和控制成本能力，做到延迟存栏时间，增强猪肉品质，但不能生病，不能增加太多成本。在笔者调查的很多养殖大户中，大约只有三分之一赢利。
养猪的集约化经营是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成本未必能够下降。相反，由于日常管理都需要计酬，整体劳动力价值都会体现在生猪的成本中，这使得肉价不得不上升。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农户自养猪是不计劳动报酬的，因此可以赢利。但农民自养散养很难抵御疫病蔓延，尤其是现在的饲料猪，抗病能力极低。
调查发现，吃饲料长大的猪，连站立都困难，不得不增加很多添加剂（包括有害添加剂），而不完全吃饲料，成本将极大提高——比如割猪草，现在很少有农户愿意从事此类劳动。笔者调查的几个养殖大户，其饲养的猪所吃的猪草是通过购买解决，肯定会增加成本。同时，优质的猪肉必须吃精饲料（粮食占比达到60％），这样的猪成本当然更高。
专业养殖目前的雇工比例大约在30头猪一个人，越大相对雇人越少，但报酬年年提高，今年更甚，原因就是农村劳动力非常紧张。泸州纳溪区目前有三个万头猪场，严格实行成本控制，雇工只有30人，但平均工资达到2500元，相比家庭养殖也有几十倍之多。这恰恰是养殖集约化的最大瓶颈，因为它们很难与家庭养殖户竞争。不多养，成本下不来，养的多了，风险太大。
政府应帮助控制风险
目前集约化养猪最大的风险或曰难题有六个：
一是价格波动风险，很多养殖专业户表示，近几年肉价波动率堪比股价波动率，例如前年最低时每公斤8元，现在是22元－23元。而他们最担心的不是肉价下跌，而是暴涨，因为暴涨后散户大量恢复养猪，低成本猪太多，专业养殖必然赔钱。发展集约化养殖需要价格稳定，而影响肉价稳定的因素又太多；
二是高附加值猪难以维护品牌，优质猪成本高，但模仿的成本却很低；
三是远距离运输成本极高，而超级大户往往必须依赖远距离运输；
四是防疫，为了减少疫病，必须控制养殖户发展，这与短期内提升存栏量是矛盾的；
五是污染，农户养猪有污染，大户养殖污染更大，更集中，完全靠养殖户自身解决，成本太高；
六是农村金融欠发达，大户养殖最需要农村金融扶持，但目前能够贷到款的养殖户不到三分之一，而且养猪没有保险——付不起保险费。
养殖户普遍认为，以上几大风险，政府都可以帮助解决，控制价格波动可以靠冷库调节，维护品牌政府更应该介入，防疫本来就有政府的责任，污染则必须靠政府财政帮助解决——比如纳溪区就靠政府投入大建沼气处理池。
但发展养猪业的关键并非规模，而是优质。农户自家养殖的“纯天然”猪肉，味道极佳，远远高于专业养殖户生产的产品，更高于市面上普通的猪肉。
国内养殖大户为了控制成本，往往添加一些催肥的饲料，包括瘦肉精，例如市面上曾经流行所谓的“三月肥”。这种猪存栏时间很短，能够在短时间提高产量，似乎能够抑制猪肉价格，但长期吃这种猪肉，对身体危害极大。怎么办？控制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固然重要，但莫如鼓励农民散养，恢复传统养猪模式。
这就需要理顺价格，优质优价，吸引农民回归。而各级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农民建立和维护优质猪的品牌，帮助他们解决防疫难题。
当然，城里人在吃到高价优质猪肉的同时必须明白这是由纯天然的生产成本决定的，生产优质猪的成本至少是目前饲料猪的2倍，甚至3倍。因此说，随着城里人对畜产品安全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猪肉的价格只能提高，未来猪肉价格的拐点不是向下，而是向上。
作者为中国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