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它打破了艺术史、文化史、媒介史、科学史等学科之间的边界，别出心裁地从“脸”的角度，将各种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图像纳入一个新的框架來理解。
汉斯·贝尔廷的《脸的历史》，是继他2001年的《图像人类学》之后，沿着人类学或文化史的方向在德语学界所说的“图像科学”这一领域向前推进的又一力作。它打破了艺术史、文化史、媒介史、科学史等学科之间的边界，别出心裁地从“脸”的角度，将各种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图像纳入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脸的历史》德文版出版于2013年，2017年中译本几乎与英译本同步推出，对我们了解贝尔廷的整体学术建树和西方图像理论的最新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为什么要研究“脸”呢？虽然贝尔廷在本书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它实际上跟图像理论的基本问题有关。图像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图像？对于这两个问题，贝尔廷的回答是：图像是为了模仿和代替必死的身体而发明出来的人工制品，其目的是为了弥补生命的缺席。就此而言，脸的图像最集中地体现了图像与生命之间的矛盾。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虽然脸的图像（面具、肖像等）是为了保存和延续生命而产生的，但它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捕获生命，永远只是生命的替代品。所以脸涉及到一切图像的核心问题。用本书中的话来说，脸“是所有图像的消失点，一切图像都会随时间而消亡，它们无法与有生命的脸相抗衡，也因脸的不可再现性而归于失败”。
贝尔廷对丢勒、卡拉瓦乔、伦勃朗、辛迪-舍曼、杉本博司等一大批艺术家作品的分析都很贴切而充满洞见，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分析体现出他作为艺术史家的深厚功底。
贝尔廷明确表示，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撰写这本《脸的历史》的。就文化史的写作而言，跟之前的布克哈特、瓦尔堡相比，贝尔廷显然更看重媒介的作用。本书的核心议题是通过脸表现出来的生命图像，但由于生命本身不可再现，因此它实际上成为一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史。媒介视角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正是基于这一视角，贝尔廷把欧洲肖像画也看作一种面具，从而为理解这种类型的图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框架。不仅如此，通过将面具、肖像与大众媒体上的头像联系起来考察，一部完整连贯的图像史也得以成形。贝尔廷的这部图像史承认媒介之间的差异，但不同于其他媒介理论家的是，由于坚持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它不认为数码媒体的发展会造成图像史的断裂。
由于此书对媒介的理解主要还是着眼于或者说受制于图像与生命的关系，因此对媒介本身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更多的讨论。这种做法有其便利之处，例如可以把伦勃朗和白南准、杉本博司放到同一个层面来讨论，而不必顾及传统肖像画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在文化史这个较大的框架下也会引出一些问题。例如，在讨论脸的图像在大众媒介中的变化时，贝尔廷说，“如果我们要面向媒体社会，且不将它理解为与脸部图像史全然割裂，就必须以‘名人脸一直存在’这个论点作为前提”。但书中并没有对这个前提进行充分论证。问题是，如果把基督教圣像和著名人物的肖像都看作“名人脸”，那又如何理解作为传统媒介的油画和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之间的区别？由此可见，在维持媒介的包容性这个前提之下，如何适当地处理媒介之间的差异，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当然，将媒介问题引入文化史是一个开拓性的事件，就此而言，即便对媒介的关注有些不那么周全，也不影响本书的价值。相信本书中的深刻洞见和丰富的图像案例在开拓一个新的文化史方向的同时，也将为关于图像和媒介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难以估量的启示。
汉斯·贝尔廷的《脸的历史》，是继他2001年的《图像人类学》之后，沿着人类学或文化史的方向在德语学界所说的“图像科学”这一领域向前推进的又一力作。它打破了艺术史、文化史、媒介史、科学史等学科之间的边界，别出心裁地从“脸”的角度，将各种以人为表现对象的图像纳入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脸的历史》德文版出版于2013年，2017年中译本几乎与英译本同步推出，对我们了解贝尔廷的整体学术建树和西方图像理论的最新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为什么要研究“脸”呢？虽然贝尔廷在本书中没有讨论这个问题，但它实际上跟图像理论的基本问题有关。图像是什么？人类为什么需要图像？对于这两个问题，贝尔廷的回答是：图像是为了模仿和代替必死的身体而发明出来的人工制品，其目的是为了弥补生命的缺席。就此而言，脸的图像最集中地体现了图像与生命之间的矛盾。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虽然脸的图像（面具、肖像等）是为了保存和延续生命而产生的，但它们实际上不能真正捕获生命，永远只是生命的替代品。所以脸涉及到一切图像的核心问题。用本书中的话来说，脸“是所有图像的消失点，一切图像都会随时间而消亡，它们无法与有生命的脸相抗衡，也因脸的不可再现性而归于失败”。
贝尔廷对丢勒、卡拉瓦乔、伦勃朗、辛迪-舍曼、杉本博司等一大批艺术家作品的分析都很贴切而充满洞见，给人以深刻印象。这些分析体现出他作为艺术史家的深厚功底。
贝尔廷明确表示，他是从文化史的角度来撰写这本《脸的历史》的。就文化史的写作而言，跟之前的布克哈特、瓦尔堡相比，贝尔廷显然更看重媒介的作用。本书的核心议题是通过脸表现出来的生命图像，但由于生命本身不可再现，因此它实际上成为一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史。媒介视角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特色。正是基于这一视角，贝尔廷把欧洲肖像画也看作一种面具，从而为理解这种类型的图像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认识框架。不仅如此，通过将面具、肖像与大众媒体上的头像联系起来考察，一部完整连贯的图像史也得以成形。贝尔廷的这部图像史承认媒介之间的差异，但不同于其他媒介理论家的是，由于坚持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媒介，它不认为数码媒体的发展会造成图像史的断裂。
由于此书对媒介的理解主要还是着眼于或者说受制于图像与生命的关系，因此对媒介本身的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就没有更多的讨论。这种做法有其便利之处，例如可以把伦勃朗和白南准、杉本博司放到同一个层面来讨论，而不必顾及传统肖像画和当代艺术之间的巨大差异。然而在文化史这个较大的框架下也会引出一些问题。例如，在讨论脸的图像在大众媒介中的变化时，贝尔廷说，“如果我们要面向媒体社会，且不将它理解为与脸部图像史全然割裂，就必须以‘名人脸一直存在’这个论点作为前提”。但书中并没有对这个前提进行充分论证。问题是，如果把基督教圣像和著名人物的肖像都看作“名人脸”，那又如何理解作为传统媒介的油画和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之间的区别？由此可见，在维持媒介的包容性这个前提之下，如何适当地处理媒介之间的差异，是一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当然，将媒介问题引入文化史是一个开拓性的事件，就此而言，即便对媒介的关注有些不那么周全，也不影响本书的价值。相信本书中的深刻洞见和丰富的图像案例在开拓一个新的文化史方向的同时，也将为关于图像和媒介的进一步讨论提供坚实的基础和难以估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