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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核心数据显示,中国宏观经济正走出底部区间,逐渐走向复苏。但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并不牢固,需谨防经济复苏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抓住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宏观经济触底回升,但复苏基础不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上海发布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时说,在政策的强力刺激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终止了2008年第3季度以来加速下滑的态势,并开始步入“止跌触底→结构分化→底部震荡→前期复苏”的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27日在上海表示,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下,经济止跌回暖的趋势逐渐明朗化,在经济“从低到高”的转折过程中,今年二季度是个关键。王一鸣表示,一季度是这轮周期性下滑的底部,三四季度会呈现继续回升的态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如何把握和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可以这么认为,持续下滑的趋势已经得到遏制。姚景源说,从需求上看,城镇投资消费5个月增幅32.9%,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好,增幅58.2%,其中铁路超过100%。新开工项目大幅增加,增幅达到90%以上,这表明增长的后劲。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月份增长率15.2%,说明我们的信心在提增。这三大需求都在上升,而从生产上看,夏粮连续6年丰收,粮食稳则国民经济稳。而从工业角度讲,最坏就是4个月,也已经过去了。
姚景源特别强调,看经济是否回暖,不能眼睛总盯着同比,我们现在更应该看月度环比,这个才真正关乎经济走势。外部形势还在恶化,但我们的形势已经在转好。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滕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但是由于不是自然触底,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从中期来看比较乐观,但是由于经济自己复苏的力量还很弱,因为对长期的发展比较悲观,保八最多保两年。
滕泰在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启动这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他给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是自然触底。他认为,如果没有巨量的放贷,可能经济增长只有4-6%。经济自己复苏的力量还很弱。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毛振华也认为,“止跌”依靠的是政策刺激,市场化层面还非常不好。
经济复苏中面临九大风险
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积极面逐渐增多,但是反弹的基础并不牢固。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呈现出“两面性”,即“政策性反弹”与“市场性下滑”两种力量并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呈现“底部振荡”的特点。刘元春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分化”、“指标冲突”以及“底部振荡”,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向“全面市场启动”阶段过渡的基础依然薄弱,其间蕴含着九大经济风险。
这九大经济风险是:潜在供给扩大与产能过剩带来了宏观经济过渡波动和再度探底的风险;外需持续恶化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强化“下行压力”的风险;货币冲击与输入型价格上涨双重冲击下通货紧缩突然逆转的风险;房地产存货的调整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市场面临“小阳春”之后振荡的风险;“政府性投资的悬空”与“市场性投资的挤出”并存的风险;总量可持续掩盖下财政结构性恶化的风险;周期性失业的持续攀升与“无就业经济复苏”双重冲击下的社会风险;过度救助带来的更大的市场扭曲的风险;过度乐观情绪蔓延与决策失误带来的信心逆转的风险。
九大经济风险的存在和变化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止跌触底-结构分化-底部振荡-前期复苏”的进程。
王一鸣说,由于外需持续下滑,内需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需的拉动主要依靠了政府投资的拉动,民间投资还没有及时跟进。虽然市场预期也在回升,并且会在经济刺激下逐季回升,但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的挑战和风险值得关注,实现保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出口方面,大幅下滑不可逆转。王一鸣说,2009年1-5月份出口下滑20%,即使下半年降幅收窄,全年降幅也将在10%以上。而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出口动力消失,经济自然滑落。中国的GDP增速在两三年内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投资的积极性尚未完全调动起来,尤其是很多领域对民间资本有所限制,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而且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未得到保障,一个是由于就业压力增大,一个是由于农民收入和务工收入没有保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居民消费极不稳定。而包括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在内的刺激政策由于效应递减的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也会越来越弱。
工业方面受生产低迷和去库存化影响,回升依然低迷。从中期来看,潜在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由于信贷规模、货币发放都到达历史高点,会带来通胀压力。
抓住止跌回稳的关键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当下中国经济的“止跌、触底”主要依赖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这是个关键的时期。王一鸣表示,希望中国经济能形成一种内生经济增长机制,要靠自身力量维持GDP7-8%的增速水平,这涉及政策和结构调整。
王一鸣说,中期来看,很难回到10%以上的水平,这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决定的。他说,全球过度投资、过度消费的模式调整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个前提下,他给中国宏观经济提出了六大建议。
首先,要保持现有政策的稳定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没有形成内生机制前,只能做些微调,不能过早退出。
第二,他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是下一步政策的重点。王一鸣说,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经济政策着力点,比如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才会产生新的空间。
第三,王一鸣支持要加大民间投资的力度,包括在一些垄断性行业适当放宽条件,准许民间资本进入。
第四,建议从供给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王一鸣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低,我们只管生产,而在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品牌等等环节的链条参与度都很低,大部分都被国际垄断巨头控制,未来我们要在这些产业链的点上进行突破,形成新的增长点。此外,我们要在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扩大市场份额。
第五,要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如成品油、天然气、电价、污水、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
第六,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如宏观经济层面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民营化程度,人民币区域化,利率市场化以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
人大报告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针对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分析说,报告认为,不宜过度频繁地改变现有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避免出现后来刺激方案的出台导致前一种刺激方案实施落空、无法发挥效益的局面,避免发生经济主体对政策预期不稳定的现象。因此,一方面不宜启动另外的投资刺激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大幅度减少原有投资计划的规模。
对于目前出台的各种刺激消费的计划,刘元春指出,中国目前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当是简单地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或通过补贴提高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而应当通过全局性的、规划性的社会改革来改变居民的消费信心,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在短期大力刺激消费的同时,还应出台5-10年的一揽子社会改革计划,“改革促进消费”应是消费政策的核心。
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在“止跌-复苏”进程中的政策核心。结构改革不仅应当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更重要的是落实到新产业的促进上。同时,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应当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
财政支出方面,人大经济研究所的建议是,财政支出在总量上依然存在扩张的空间,但投资性的财政支出不宜增加,而消费性和转移性的财政支出应当提高。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必须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在短期应当稳定预期,在中期应当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工具应当从信贷放松向减息转变,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说,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必须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在短期应当稳定预期,在中期应当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
“总之,目前正处在一个止跌回稳的关键时期,要利用好当前的机会,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王一鸣最后表示。■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宏观经济触底回升,但复苏基础不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上海发布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报告时说,在政策的强力刺激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终止了2008年第3季度以来加速下滑的态势,并开始步入“止跌触底→结构分化→底部震荡→前期复苏”的进程。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27日在上海表示,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刺激下,经济止跌回暖的趋势逐渐明朗化,在经济“从低到高”的转折过程中,今年二季度是个关键。王一鸣表示,一季度是这轮周期性下滑的底部,三四季度会呈现继续回升的态势。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说,如何把握和判断中国经济形势,可以这么认为,持续下滑的趋势已经得到遏制。姚景源说,从需求上看,城镇投资消费5个月增幅32.9%,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好,增幅58.2%,其中铁路超过100%。新开工项目大幅增加,增幅达到90%以上,这表明增长的后劲。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月份增长率15.2%,说明我们的信心在提增。这三大需求都在上升,而从生产上看,夏粮连续6年丰收,粮食稳则国民经济稳。而从工业角度讲,最坏就是4个月,也已经过去了。
姚景源特别强调,看经济是否回暖,不能眼睛总盯着同比,我们现在更应该看月度环比,这个才真正关乎经济走势。外部形势还在恶化,但我们的形势已经在转好。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滕泰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但是由于不是自然触底,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从中期来看比较乐观,但是由于经济自己复苏的力量还很弱,因为对长期的发展比较悲观,保八最多保两年。
滕泰在演讲中提出一个问题:启动这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他给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是自然触底。他认为,如果没有巨量的放贷,可能经济增长只有4-6%。经济自己复苏的力量还很弱。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毛振华也认为,“止跌”依靠的是政策刺激,市场化层面还非常不好。
经济复苏中面临九大风险
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积极面逐渐增多,但是反弹的基础并不牢固。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呈现出“两面性”,即“政策性反弹”与“市场性下滑”两种力量并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呈现“底部振荡”的特点。刘元春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分化”、“指标冲突”以及“底部振荡”,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向“全面市场启动”阶段过渡的基础依然薄弱,其间蕴含着九大经济风险。
这九大经济风险是:潜在供给扩大与产能过剩带来了宏观经济过渡波动和再度探底的风险;外需持续恶化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强化“下行压力”的风险;货币冲击与输入型价格上涨双重冲击下通货紧缩突然逆转的风险;房地产存货的调整以及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房地产市场面临“小阳春”之后振荡的风险;“政府性投资的悬空”与“市场性投资的挤出”并存的风险;总量可持续掩盖下财政结构性恶化的风险;周期性失业的持续攀升与“无就业经济复苏”双重冲击下的社会风险;过度救助带来的更大的市场扭曲的风险;过度乐观情绪蔓延与决策失误带来的信心逆转的风险。
九大经济风险的存在和变化将决定中国宏观经济开始步入“止跌触底-结构分化-底部振荡-前期复苏”的进程。
王一鸣说,由于外需持续下滑,内需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需的拉动主要依靠了政府投资的拉动,民间投资还没有及时跟进。虽然市场预期也在回升,并且会在经济刺激下逐季回升,但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的挑战和风险值得关注,实现保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出口方面,大幅下滑不可逆转。王一鸣说,2009年1-5月份出口下滑20%,即使下半年降幅收窄,全年降幅也将在10%以上。而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出口动力消失,经济自然滑落。中国的GDP增速在两三年内很难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同时,投资的积极性尚未完全调动起来,尤其是很多领域对民间资本有所限制,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不高。而且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尚未完全解决。
居民消费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也未得到保障,一个是由于就业压力增大,一个是由于农民收入和务工收入没有保障,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导致居民消费极不稳定。而包括汽车下乡、以旧换新在内的刺激政策由于效应递减的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刺激也会越来越弱。
工业方面受生产低迷和去库存化影响,回升依然低迷。从中期来看,潜在的通胀压力不断加大。由于信贷规模、货币发放都到达历史高点,会带来通胀压力。
抓住止跌回稳的关键时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当下中国经济的“止跌、触底”主要依赖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这是个关键的时期。王一鸣表示,希望中国经济能形成一种内生经济增长机制,要靠自身力量维持GDP7-8%的增速水平,这涉及政策和结构调整。
王一鸣说,中期来看,很难回到10%以上的水平,这是由于全球经济环境决定的。他说,全球过度投资、过度消费的模式调整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对此要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个前提下,他给中国宏观经济提出了六大建议。
首先,要保持现有政策的稳定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没有形成内生机制前,只能做些微调,不能过早退出。
第二,他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是下一步政策的重点。王一鸣说,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经济政策着力点,比如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才会产生新的空间。
第三,王一鸣支持要加大民间投资的力度,包括在一些垄断性行业适当放宽条件,准许民间资本进入。
第四,建议从供给方面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王一鸣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低,我们只管生产,而在研发、设计、物流、供应、品牌等等环节的链条参与度都很低,大部分都被国际垄断巨头控制,未来我们要在这些产业链的点上进行突破,形成新的增长点。此外,我们要在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纳米技术等高科技领域扩大市场份额。
第五,要利用当前有利的时机,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如成品油、天然气、电价、污水、排污权价格形成机制。
第六,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如宏观经济层面的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民营化程度,人民币区域化,利率市场化以及地方事权和财权的关系。
人大报告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针对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分析说,报告认为,不宜过度频繁地改变现有的经济刺激方案,以避免出现后来刺激方案的出台导致前一种刺激方案实施落空、无法发挥效益的局面,避免发生经济主体对政策预期不稳定的现象。因此,一方面不宜启动另外的投资刺激方案,另一方面也不能大幅度减少原有投资计划的规模。
对于目前出台的各种刺激消费的计划,刘元春指出,中国目前消费政策的重点不应当是简单地进行一次性转移支付或通过补贴提高居民的“半强制性消费”,而应当通过全局性的、规划性的社会改革来改变居民的消费信心,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在短期大力刺激消费的同时,还应出台5-10年的一揽子社会改革计划,“改革促进消费”应是消费政策的核心。
经济结构改革是中国在“止跌-复苏”进程中的政策核心。结构改革不仅应当关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更重要的是落实到新产业的促进上。同时,对于产能过剩的治理应当是目前结构调整的一个重点。
财政支出方面,人大经济研究所的建议是,财政支出在总量上依然存在扩张的空间,但投资性的财政支出不宜增加,而消费性和转移性的财政支出应当提高。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必须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货币政策在短期应当稳定预期,在中期应当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因此,未来货币政策工具应当从信贷放松向减息转变,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相对稳定。
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刘元春说,货币政策不能进行方向性的调整,但必须对实施工具和措施进行调整,在短期应当稳定预期,在中期应当防止通货紧缩向高速结构性价格上涨突然逆转。
“总之,目前正处在一个止跌回稳的关键时期,要利用好当前的机会,鼓励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王一鸣最后表示。■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