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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起群众性的节省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主要经验是：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依靠和发动群众；从实际出发，订出节省计划；把节省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结合起来；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裁减工作人员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中央苏区节省运动的作法和经验，对于今天建设节约型社会，仍有重要現实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土地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2－0179－03
对财政支出实行节省方针，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是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对打破敌人封锁、克服苏区困难，保证战争经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
中央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取之于民”(即农工商业的税收及发行公债等)、“取之于敌”(即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和“取之于己”(即公营经济的收入)三大部分组成，财政支出主要是保证战争经费、政府开支、经济建设拨款及文教卫生社会救济等支出。而最主要的支出是军费，这是苏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苏区的各项财政方针、政策、制度，都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指导思想下制订和执行的。
由于中央苏区的财政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和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使有限的经费保证前方的需要，在财政上贯彻节省方针，一直是党和苏维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江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各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均暂不发零用钱，只发伙食费。办公费尽量减少，至多不得超过以前的一半。闽西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规定：“各级政府办公的费用，在现在财政困难情形之下，须尽量节省，工作人员须规定额数，不得随便安插闲员，所有群众团体，除少先队儿童团以外，一概不得在政府预算内开支。”同时降低红军赤卫团及各机关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但那时所讲的节省，还只是财政工作本身要求贯彻的方针，还未形成群众性的节省运动。群众性的节省运动，是“一苏大”以后才逐步开展的。
“一苏大”以后，苏区的财政支出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项目增加，如建立国营工商企业、开办列宁小学等各类学校、建立各种医院、各级政府机构及群众团体的增加等等，而且各项支出规模也扩大。尤其是，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急于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从而一方面使军费开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使红军筹款减少，这就使本来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专门研究了节省财政支出的问题。2月17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要求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立即开展节省运动，所有的经费开支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一张纸、一支笔、一滴油都不要浪费。3月9日，《红色中华》又发表了《人民委员会通令(第四号)》，要求各级政府的办公费“至少照原有预算减少四分之一”。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努力精打细算，节省开支，节省粮食，一个群众性的节省运动逐渐形成。
节省运动发动起来后，为了指导它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色中华》报根据各个阶段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或号召。于1932年2月17日在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节省运动的第三号通令的同时，《红色中华》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号召努力发展生产，开展节俭运动，反对贪污浪费。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根据群众性节省运动的进展情况，号召在苏区立即开展节省一个铜板、退还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12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了为节省经费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训令，号召各级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为每月节省20万元至30万元经费而斗争。同时《红色中华》配发了《节省经费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社论。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又在《一切节省给予战争》的社论中，号召节省每一粒米、每一个铜板去支持战争，并提出从4月到7月这4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以充裕红军给养的要求。4月19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号召在群众中开展每月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运动，并号召政府机关开辟苏维埃菜园，多种蔬菜杂粮和养猪养鸡等。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指出从4月到7月这4个月节省80万元的要求已远远超过，今后仍需继续节省再节省。正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红色中华》报及时发出的这些指示和号召，指导着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深入持久不间断地开展了下去，一直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都没停止过。
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指示和号召的引导下，节省运动的项目由少到多，内容逐渐增加，成绩日渐显著。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战争扩大和战费激增，财经形势更趋紧张。节省运动又新增了不少节省项目。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红军部队实行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有的还改每天三餐为二餐，节省被服和日用品，如不要公家发热天衣服，技术人员和国营企业职工主动要求不要加班费，甚至要求免发全部工资等。机关单位自辟苏维埃菜园种菜自给、养猪养鸡等。家在苏区的区乡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办公。精简工作人员、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也在这个阶段切实执行了。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还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了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的革命竞赛。总之，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节省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真正做到了“不仅要注意大处，同时要注意小处”。
二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之所以能深入持久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除了为苏区日益激烈的革命战争和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这一客观形势所迫外，从主观上说，主要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措施得力，这里有以下几方面经验和作法，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探讨和借鉴。
第一，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在根据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都是很低的。县区以上政府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一般都低于红军部队，而且在节省运动中又再降低。节省伙食费、退公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等，一般都是先从政府工作人员开始。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就是从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首先开始实行的。1933年7月，兴国县首先倡议：家在苏区的干部自带伙食办公。公略、万太、赣县、瑞金等县继起响应，很快扩展到全苏区，“自带饭包”蔚然成风，这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当时中央苏区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颂扬，从白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同志也带头响应节省号召。《红色中华》发出四个月 节省经费80万元的号召后，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等23位从白区来的领导同志，很快写信给报社说：为着革命战争胜利，我们愿意：“1．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2．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們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干部带头节省的模范举动，对群众是最有力的号召。
第二，依靠和发动群众，是节省运动取得成效的基本保证。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在节省运动中十分重视对群众的发动。在节省运动刚发动时，《红色中华》就指出：要将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深入宣传，以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使广大群众都积极地实行节俭。发动群众主要注意了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各级党和政府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使广大群众明白节省对于革命战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自愿忍受暂时的困难，努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其次，在向群众落实节省任务时，强调思想工作，反对简单草率，反对强迫命令及平均摊派等错误作法，尽可能将政府的要求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最后是组织群众性的革命竞赛，表扬先进激励后进。
第三，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广泛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节省，但也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随着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根据地兴办了各类医院，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和各种兵工厂，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为了鼓励技术人才为革命战争贡献聪明才智，尽管处于节省运动中，政府对技术人员仍采取优待政策，按技术程度给予相当的津贴，以鼓励钻研技术，提高业务。尽管当时要求普遍精简工作人员，但对技术人员仍强调要加紧培训、扩大队伍。精简工作人员也不是机械地平均主义地减，而是按实际需要及各人能力来决定裁减与否。因此，有的部门减得多些，有的不但不减反而增加。如中央机关的总务厅和土地部就属于前者，教育部和工农检察部则属于后者。
第四，把节省与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结合起来。节省号召刚发出，《红色中华》就指出，在节省运动中，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就非用纪律制裁不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规定：凡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分别情况处以警告、撤职以至一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对贪污的制裁规定更严：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两年监禁。为了造成声势，《红色中华》在其开辟的“节省战线”专栏中，经常报道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消息，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规定凡苏维埃公民都有权向控告局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事件。为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各级都建立审计委员会，监督检查财政收支执行情况。由于声势大、制度严、措施当，反贪污反浪费取得了显著成绩。揭露出了一批不法分子并处以严刑。
第五，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结合起来。“一苏大”之前，根据地小而分散，财政来源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所以一般是随筹随用、自收自支、分散管理。这易导致苦乐不均。收入少的入不敷出，收人多的随意开支、滥用浪费。为了加强财政管理，避免收支混乱和滥用浪费，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实施统一财政工作，并于1932年2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的一切收入必须随时解交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支配、扣用、抵消或迟缴；收钱、管钱、审批和用钱的单位必须分开，分别把关；经费开支必须根据批准之预算支付；财政决算要将决算表连同单据报送上级审查等等。这些制度，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杜绝浪费，保证节省运动顺利开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六，把节省运动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中央苏区在抓节约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生产。临时中央政府在发出节省号召时就同时指出：“我们要准备充分的经济，就要努力发展苏区的一切生产，大大的提高农产的生产量。”“要使每个工农同志都了解发展生产与节俭运动的意义，大家热烈的努力耕种，增加生产。”并在1932年春和1933年春两次发出节省运动指示时，都同样发出了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或号召。要求组织春耕突击队，举行春耕竞赛。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苏区农民成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积肥选种、抢收抢种。许多青壮男子上前线，妇女便学习全套耕种农活。政府还采取宣传科学种田、贷款支援、组织竞赛等措施，来努力发展苏区农业生产。工厂企业也注意把节省与增产结合起来。如中央兵工厂一方面实行节省和募捐，一方面增加生产。工人每天自愿做一小时义务工、星期日照样做工。
第七，重视从小处着手，集腋成裘，聚少成多。这次节省运动中中央苏区十分注意从小处着手，坚决反对大手大脚。如江西省苏维埃规定：“办公费尽量减少(如睡觉熄灯，以毛边纸代替信筒，写标语多划壁)，至多不得超过以前一半。”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强调：“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由于节约蔚然成风，许多人自觉做到“为着战争不肯浪费一张纸，一根火柴”。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在战争激烈而又财政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从经济上大力支持了革命战争，在当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节省运动中摸索总结的财政工作的领导经验和“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以及“一张纸、一支笔、一滴油都不要浪费”的光荣传统，对我们今天开展全民节约运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何 参
关键词：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土地革命时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2－0179－03
对财政支出实行节省方针，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是中央苏区财政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这对打破敌人封锁、克服苏区困难，保证战争经费，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
中央苏区的财政收入，主要由“取之于民”(即农工商业的税收及发行公债等)、“取之于敌”(即向一切剥削者筹款)和“取之于己”(即公营经济的收入)三大部分组成，财政支出主要是保证战争经费、政府开支、经济建设拨款及文教卫生社会救济等支出。而最主要的支出是军费，这是苏区财政工作的首要任务。中央苏区的各项财政方针、政策、制度，都是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指导思想下制订和执行的。
由于中央苏区的财政是在激烈的战争环境里和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使有限的经费保证前方的需要，在财政上贯彻节省方针，一直是党和苏维政府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江西苏维埃政府于1930年11月发出通告，号召节省伙食费和办公费，支援革命战争。各机关工作人员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均暂不发零用钱，只发伙食费。办公费尽量减少，至多不得超过以前的一半。闽西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规定：“各级政府办公的费用，在现在财政困难情形之下，须尽量节省，工作人员须规定额数，不得随便安插闲员，所有群众团体，除少先队儿童团以外，一概不得在政府预算内开支。”同时降低红军赤卫团及各机关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但那时所讲的节省，还只是财政工作本身要求贯彻的方针，还未形成群众性的节省运动。群众性的节省运动，是“一苏大”以后才逐步开展的。
“一苏大”以后，苏区的财政支出发生了较大变化，不仅项目增加，如建立国营工商企业、开办列宁小学等各类学校、建立各种医院、各级政府机构及群众团体的增加等等，而且各项支出规模也扩大。尤其是，在“左”倾军事路线影响下，急于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从而一方面使军费开支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又使红军筹款减少，这就使本来困难的苏区财政更加困难。在这种情况下，1932年2月10日，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专门研究了节省财政支出的问题。2月17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发表了《人民委员会通令》(第三号)，要求各级政府和群众团体立即开展节省运动，所有的经费开支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一律裁减，一张纸、一支笔、一滴油都不要浪费。3月9日，《红色中华》又发表了《人民委员会通令(第四号)》，要求各级政府的办公费“至少照原有预算减少四分之一”。各级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努力精打细算，节省开支，节省粮食，一个群众性的节省运动逐渐形成。
节省运动发动起来后，为了指导它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红色中华》报根据各个阶段运动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出指示或号召。于1932年2月17日在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节省运动的第三号通令的同时，《红色中华》连续发表讨论文章号召努力发展生产，开展节俭运动，反对贪污浪费。1933年3月6日，《红色中华》根据群众性节省运动的进展情况，号召在苏区立即开展节省一个铜板、退还公债、减少伙食费的运动。12月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了为节省经费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训令，号召各级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为每月节省20万元至30万元经费而斗争。同时《红色中华》配发了《节省经费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社论。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又在《一切节省给予战争》的社论中，号召节省每一粒米、每一个铜板去支持战争，并提出从4月到7月这4个月节省经费80万元以充裕红军给养的要求。4月19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为节省运动的指示信》，号召在群众中开展每月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运动，并号召政府机关开辟苏维埃菜园，多种蔬菜杂粮和养猪养鸡等。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作了《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的总结》，指出从4月到7月这4个月节省80万元的要求已远远超过，今后仍需继续节省再节省。正是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及《红色中华》报及时发出的这些指示和号召，指导着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深入持久不间断地开展了下去，一直到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退出中央根据地都没停止过。
在党和政府一系列指示和号召的引导下，节省运动的项目由少到多，内容逐渐增加，成绩日渐显著。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随着战争扩大和战费激增，财经形势更趋紧张。节省运动又新增了不少节省项目。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红军部队实行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有的还改每天三餐为二餐，节省被服和日用品，如不要公家发热天衣服，技术人员和国营企业职工主动要求不要加班费，甚至要求免发全部工资等。机关单位自辟苏维埃菜园种菜自给、养猪养鸡等。家在苏区的区乡工作人员自带伙食办公。精简工作人员、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也在这个阶段切实执行了。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还在广大群众中开展了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支援红军的革命竞赛。总之，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节省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真正做到了“不仅要注意大处，同时要注意小处”。
二
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之所以能深入持久开展，并取得显著成效，除了为苏区日益激烈的革命战争和日益紧张的财政状况这一客观形势所迫外，从主观上说，主要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响应与积极支持，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措施得力，这里有以下几方面经验和作法，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探讨和借鉴。
第一，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带头节省。在根据地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供给标准都是很低的。县区以上政府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一般都低于红军部队，而且在节省运动中又再降低。节省伙食费、退公债、每天节省一个铜板等，一般都是先从政府工作人员开始。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米就是从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首先开始实行的。1933年7月，兴国县首先倡议：家在苏区的干部自带伙食办公。公略、万太、赣县、瑞金等县继起响应，很快扩展到全苏区，“自带饭包”蔚然成风，这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当时中央苏区到处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饭包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充分体现了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颂扬，从白区到中央苏区工作的同志也带头响应节省号召。《红色中华》发出四个月 节省经费80万元的号召后，时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的陈云和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等23位从白区来的领导同志，很快写信给报社说：为着革命战争胜利，我们愿意：“1．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2．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們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干部带头节省的模范举动，对群众是最有力的号召。
第二，依靠和发动群众，是节省运动取得成效的基本保证。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在节省运动中十分重视对群众的发动。在节省运动刚发动时，《红色中华》就指出：要将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深入宣传，以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使广大群众都积极地实行节俭。发动群众主要注意了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各级党和政府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使广大群众明白节省对于革命战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而自愿忍受暂时的困难，努力节省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其次，在向群众落实节省任务时，强调思想工作，反对简单草率，反对强迫命令及平均摊派等错误作法，尽可能将政府的要求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最后是组织群众性的革命竞赛，表扬先进激励后进。
第三，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广泛发动群众从各个方面节省，但也并不是一刀切，而是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随着战争的发展，红军的扩大，根据地兴办了各类医院，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和各种兵工厂，需要大量技术人才。为了鼓励技术人才为革命战争贡献聪明才智，尽管处于节省运动中，政府对技术人员仍采取优待政策，按技术程度给予相当的津贴，以鼓励钻研技术，提高业务。尽管当时要求普遍精简工作人员，但对技术人员仍强调要加紧培训、扩大队伍。精简工作人员也不是机械地平均主义地减，而是按实际需要及各人能力来决定裁减与否。因此，有的部门减得多些，有的不但不减反而增加。如中央机关的总务厅和土地部就属于前者，教育部和工农检察部则属于后者。
第四，把节省与反贪污反浪费斗争结合起来。节省号召刚发出，《红色中华》就指出，在节省运动中，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就非用纪律制裁不可。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33年12月15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明确规定：凡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分别情况处以警告、撤职以至一月以上三年以下监禁。对贪污的制裁规定更严：贪污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两年监禁。为了造成声势，《红色中华》在其开辟的“节省战线”专栏中，经常报道反贪污反浪费斗争消息，工农检察部设立控告局，悬挂控告箱。规定凡苏维埃公民都有权向控告局检举揭发贪污浪费及官僚主义事件。为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各级都建立审计委员会，监督检查财政收支执行情况。由于声势大、制度严、措施当，反贪污反浪费取得了显著成绩。揭露出了一批不法分子并处以严刑。
第五，把节省运动与统一财政结合起来。“一苏大”之前，根据地小而分散，财政来源主要靠打土豪筹款。所以一般是随筹随用、自收自支、分散管理。这易导致苦乐不均。收入少的入不敷出，收人多的随意开支、滥用浪费。为了加强财政管理，避免收支混乱和滥用浪费，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实施统一财政工作，并于1932年2月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机关的一切收入必须随时解交中央财政部，不得自行支配、扣用、抵消或迟缴；收钱、管钱、审批和用钱的单位必须分开，分别把关；经费开支必须根据批准之预算支付；财政决算要将决算表连同单据报送上级审查等等。这些制度，对于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杜绝浪费，保证节省运动顺利开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第六，把节省运动与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中央苏区在抓节约的同时，也注意发展生产。临时中央政府在发出节省号召时就同时指出：“我们要准备充分的经济，就要努力发展苏区的一切生产，大大的提高农产的生产量。”“要使每个工农同志都了解发展生产与节俭运动的意义，大家热烈的努力耕种，增加生产。”并在1932年春和1933年春两次发出节省运动指示时，都同样发出了关于春耕问题的训令或号召。要求组织春耕突击队，举行春耕竞赛。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苏区农民成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他们开垦荒地、兴修水利、积肥选种、抢收抢种。许多青壮男子上前线，妇女便学习全套耕种农活。政府还采取宣传科学种田、贷款支援、组织竞赛等措施，来努力发展苏区农业生产。工厂企业也注意把节省与增产结合起来。如中央兵工厂一方面实行节省和募捐，一方面增加生产。工人每天自愿做一小时义务工、星期日照样做工。
第七，重视从小处着手，集腋成裘，聚少成多。这次节省运动中中央苏区十分注意从小处着手，坚决反对大手大脚。如江西省苏维埃规定：“办公费尽量减少(如睡觉熄灯，以毛边纸代替信筒，写标语多划壁)，至多不得超过以前一半。”苏维埃中央政府也强调：“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由于节约蔚然成风，许多人自觉做到“为着战争不肯浪费一张纸，一根火柴”。
综上所述，中央苏区在战争激烈而又财政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开展群众性的节省运动，从经济上大力支持了革命战争，在当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节省运动中摸索总结的财政工作的领导经验和“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以及“一张纸、一支笔、一滴油都不要浪费”的光荣传统，对我们今天开展全民节约运动、建设节约型社会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何 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