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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说写作中的“疾病隐喻”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很容易溢出文学讨论范畴和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叙事视角与疾病隐喻，这两者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關系？为什么说视角是一种“政治学”？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愿意选择“疾病隐喻”这种“越界”视角，来进入自己的文本叙述？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疾病隐喻”是否构成了一种视角政治？所谓“疾病隐喻”视角，究竟是一种文体性质的修辞，还是从情感、心理视域里逃逸出来的另一种真实？它是写作主体个性化的选择，还是存在世界不可或缺、无法忽视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正是因为叙述中具体的文本表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具有形式美学或符号学倾向的价值，所以，我们讨论小说“疾病隐喻”的意义，无形中就增加了主题学和写作学方面的意义。
叙述，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叙述方法和策略，包括叙事视角，决定着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的形态和品质。这些，主要体现为写作主体的一种叙事姿态，它也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整体框架结构。作者的叙事伦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层面诉求，都能够由此显现出来。事实上，就文本的本体而言，没有叙事视角的叙述是不存在的，视角是作家切入生活和进入叙述的出发地和回返地，甚至说，它是作家写作的某种宿命或选择。选择一种叙述视角，就意味着选择某种审美价值和写作姿态，也意味着作家已经确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阐释世界、重新结构生活的角度，也就决定了这个作家呈现世界、表现存在的具体方式，这是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相互区别的美学定位。一句话，小说的叙事视角，就是小说写作的文体政治学。
因此，视角的选择，也就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叙事学和小说文体学，还是一个作家在对存在世界作出审美判断之后所选择的结构诗学，其中，当叙述视角所选择事物或者载体具有了隐喻的功能时，也就是，作家试图通过一种经验来阐释另一种经验时，视角的越界所带来的修辞功能，必然使文本的内涵得到极大的主体延伸。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始终在通往现代化的途中逶迤前行，中国现代、当代小说逐渐由叙述走向隐喻，实现了由情节模式走向性格心理模式的巨大转变，小说的现代性得到更加开放性的理解和拓展。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经为我们描述出一个清晰、深入的脉络和轮廓。在这里，我们就是试图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和层面，考量叙事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探析小说中的“疾病隐喻视角”，也许这样，更能够进一步地深入阐释中国小说在当代的特质和状况。
我觉得，在这里需要细致探讨的是，叙事视角，绝不仅仅是人称和角度的单向度的选择，而是一种关系到文本结构和精神维度的叙事立场和方法。而“疾病”构成一种叙事视角，这其中又潜隐着多少未被察觉的“新质”？在这里，疾病，到底是一种叙事元素，还是一种精神、心理滥觞？选择“疾病”这种身体、生理和精神层面的现象和存在作为“视角”，不仅会直接影响着叙事的复杂程度，而且，其中还必然蕴藉着丰富、复杂的象征和隐喻。那么，在这里，疾病作为一种视角，或者它成为一种被表述的内容本身，甚或作为一种双重功能和存在，作家创建的这种叙事越界功能，必然给叙事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和张力，也会陡增叙事文本的神秘化和解构化成分。
如果从作家自身方面看，写作的独特性，往往源于作家自身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无论作家审视世界的目光是否深刻和丰沛，但这个目光应该一定是个人的，个人性，构成了作家写作的个性风格，同时也才有可能构成写作的个性化价值存在。也许，作家的这个眼光，天生就是有一定缺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够健全的，但是，从小说叙事的层面看，既不能说这个“缺陷”就是不好的，也不能说这个“缺陷”就是美的，但它一定是真实的、独特的、别致的。我们都熟知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追忆逝水年华》整部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疾病叙事视角”，这个视角不是经验和智慧的淬炼而成，而可能是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精神颓败线的颤动，更可能，这个文本，就是写作主体普鲁斯特自身的一部“疾病志”。普鲁斯特奇特的的经历和复杂的生命状态，令人惊异和慨叹。据说，他每天都依赖一种具有麻醉性质的药物，来缓解其严重的哮喘病，以维系和支撑身体。就是说，普鲁斯特是一个病人，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惯性的叙事逻辑。那么，普鲁斯特审视世界的视角，其实是一个病人的病态之中的视角。而他终其一生所完成的洋洋洒洒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其实就是一个病人每天倚着厚厚的天鹅绒的窗帘，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长久凝视和自我打量。而且，这个打量，漫长而固执，忧郁而情有独钟。一个病人的行为，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作家的行为，作家处于身体、生理病态中的反应，已然转化成一种叙述的行为，成为一个作家难以摆脱而独到的选择。显然，写作主体的疾病，成为命运偶然的惊奇甚至诡异，造就了一部杰出文本的问世。
无独有偶，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由于自身的疾病原因，在写作中高度显现出生命状态与文本互动关系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张爱玲则是典型的一个案例。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教授曾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了张爱玲赴美后的大量书信，包括大量的张爱玲对于自身病情的记录，其中涉及感冒、牙痛、皮肤病等多种疾病。其中，张爱玲书信文本中对皮肤病及与之相关的蚤患的细致描写，成为她上世纪80年代书信的主要内容。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张爱玲书信中，她对于蚤患时的心理症状及其行为的描述，包括恐惧、憎恶、无奈等心理时刻及清理、喷药、频繁地更换汽车旅馆等异常行为的叙述，以及张爱玲将皮肤病归因于跳蚤疾患，而所有病痛书写都强烈地反映出张爱玲的种种偏执心理和异常行为，都很明显地超出了生理层面，成为考察其心理与文本关系的一个可行途径。无疑，张爱玲使用灯光自行治疗皮肤病而死于治疗过程的事实，更使得我们对其晚期文本、晚年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构。①林幸谦教授的这项研究，提示我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深入考量疾病与文本之间无法割裂的隐秘联系，研究和辨析作家的写作悖论，勾勒、构筑出作家的讲述迷思，梳理出作家写作精神向度与身体的辩证学。这一点，正可以从写作主体的身体、心理变形中，从他们不自然或超自然的行为中，寻觅到写作发生学在文本内部隐秘的时间、空间的位移，虚构中的百味杂陈，包括促动作家写作的某些基本力量。 一般地说，作家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实质上是进入一个多种可能性、将对象人格化的过程：企图利用“讲述者”获得表现存在的自由，获得在最大程度上将存在对象自我化、心灵化的自由，产生叙述者能指的功用，使存在时空衍化为阅读时空、文化时空。但是，只要作家选择了一种视角，就等于放弃了其它无数的可能性视角，叙述就成为带着极大限制的有“镣铐”意味的叙述，也就是说，叙述排斥了或拒绝了对存在其他可能性的选择。而“引生”则不同，他不受任何视点的支配，不仅给叙述建立了强大的自信，承载起作家所有语言经验和非语言经验，他是生活热情的参与者，也是角色之外冷漠的叙述者。他在文本现实中与作家若即若离，时连时断，貌合神离，甚至进入一种物化状态。另外，小说中“引生”的存在，除文体的功能外，他还有强大的文化、隐喻、符号功能。他使叙述、呈现避免了简单、不加选择地进行纯粹客观叙述而消解人文理想、从而丧失现实存在的内在张力的问题。如果说，贾平凹对于存在的“实在性”还有怀疑或期待的话，那他就一定是通过“引生”来完成的。当然，小说结构的艺术处理取决于作家的写作姿态，包括审美情感的取向，虽说小说结构并不就意味着生活的内在结构或秩序本身，但贾平凹在这里选择“引生”作为叙事本体，却是意味着尽量保持一个“公正”“本真”的姿态观照，呈示生活，而非付诸于文本以自己的情感和道德判断，去破译生活，阐释现象背后可能的意蕴。小说叙述西部秦岭的村落清风街，一年的点点滴滴的人事风华，聚沙成塔般地构成一部世俗生活的变迁史。这其中势必牵引出国家的、乡土的、家族的种种命题，那么，作家为何执意地选择“引生”这一超越集体、个人，甚至常规叙述人的独特视角？无疑，作家是想超越简单的、俗世的、道德的二元善恶之分，超越国家、家族、个人的现世伦理，而要在作品中诉诸一种人类性的悲悯与爱、忧怀与感伤。在清风街上，每个人都是贫穷、愁苦、悲哀与苍凉的，但同时也是富足、欢爱、幸福与自然的。无论作为小说人物的引生眼中的夏天义、白雪、夏风、夏君亭等，与作为叙述人的“引生”“看”到的夏天义们，还是对其经验的想像性扩充，即人物的内心自我体验与“讲述者”或“隐含作家”的语言陈述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落差，都进一步造成小说艺术强大的审美张力。也就是说，通过“引生”，作家不仅为我们呈示了其审美注意力探查过的、经过想像性扩充而在作家内心重新聚合的形象谱系，还呈现了基本上未经过选择和删削的生活现象。这就是说，贾平凹在张扬生活、存在“内蕴”的叙述过程中，没有完全剔除所谓“芜杂”的内容，在作家的或紧张或舒缓从容的艺术联想中，依然照顾生活自然而然地纷至沓来的人生场景。在《秦腔》中，既有对在清风街叱咤风云的夏天义、夏天智家族成员，也有对像丁霸槽、武林、陈亮、三踅等“弱小”人物的细腻描绘；既有对决定清风街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的叙述，更有对生、老、病、死、婚嫁不厌其烦的记叙，就连生活中的洪流和溪水都尽收眼底。正是这种未经作家过细整理、销蚀炼铸的生活，充分地体现出贾平凹观照、呈现生活和时代的角度、能力、审美姿态、人情练达的人生经验和哲学水准——这也恰恰是作家作为真正叙述者最重要的因素。很难想像，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引生”这个“病态”的隐喻视角完成的。也就是说，引生的“疾病”，无疑是贾平凹“预设”的，引生的“阉割”，也必然带有作家强烈的意识形态自觉的介入。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却自然地呈现出来，无疑，在此我们看到了常规的“叙事者”所无法提供给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胶合着故事、人物应有的历史纵深，也在散点、聚焦的交叉地带，铺排出存在世界的波澜万状。
三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贾平凹小说写作的话语方式、结构、视角缘之于从生活原点出发的写作姿态。提到所谓“原点”，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韦勒克在阐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时的观点：“尽管它主张直接地深入洞察生活和真实，在艺术实践中，现实主义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惯例、技巧和排它性”；“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③虽然，贾平凹在《秦腔》里为我们提供的是被无数“他者”话语笼罩的存在世界，但这种视角的“结构”，已衍生为他小说写作中最大的“政治”。在这里，引生，绝不仅仅是担当了一个叙事者，他已经成为整部小说叙述的灵魂，是小说结构之魂。尤其是他“病态”的目光和视域，为我们收罗到所谓“正常人”无法洞悉和理喻的存在视景。从这个角度讲，引生，将我们引导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它不是“现实的”，而是一个更为“自然的”境遇里。
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贾平凹倾力表现的是生活本身的原生态结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不仅是贾平凹《秦腔》中的文体风格问题，还有贾平凹贯彻小说整体话语、结构、视角的坚定性，这就使得他有把握在把他的小说人物及其故事进行独立性的、立体的、极其自然的处理的同时，又赋予了许多罕见的、新鲜的、丰富、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这就很自然、自觉地造成他叙述文体形态和语言实体的更大提升。所以，解决文体、语言与整体叙述结构的和谐，就成为这部绝少乌托邦气质的“写实主义”小说的关键问题，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引生近乎“通神”的病态“阉割”视角。
与贾平凹不同的是，閻连科却以一种“乌托邦”式的叙述方式，再现生活，并且想像和推断存在世界的内在隐秘。他在结构小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以一种强烈的解构意识，去重构生活的原生状态，形式感的自律，使得阎连科格外重视结构的锻造和人性的探测。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文本，都是关于生命、死亡和恐惧及其抗争的叙述。而其中最重要的题旨，就是疾病恐惧。疾病充斥着所有的文本叙述空间，在他的文字里，阎连科就像是一个“荒原狼”，在人性的、精神的荒原上“狼奔豕突”。他似乎要唤醒和呼号那些生活和存在世界的沉睡状态，激活那些可怕的麻木和僵硬。因此，这里的每一个文本、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打造成有密度、有强度、有深度，富有冲击力、创造力的结构元素。
小说写作中的“疾病隐喻”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很容易溢出文学讨论范畴和边界的问题。尤其是，叙事视角与疾病隐喻，这两者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關系？为什么说视角是一种“政治学”？为什么那么多的作家，愿意选择“疾病隐喻”这种“越界”视角，来进入自己的文本叙述？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疾病隐喻”是否构成了一种视角政治？所谓“疾病隐喻”视角，究竟是一种文体性质的修辞，还是从情感、心理视域里逃逸出来的另一种真实？它是写作主体个性化的选择，还是存在世界不可或缺、无法忽视的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要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正是因为叙述中具体的文本表现内容，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为具有形式美学或符号学倾向的价值，所以，我们讨论小说“疾病隐喻”的意义，无形中就增加了主题学和写作学方面的意义。
叙述，无疑是小说写作中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叙述方法和策略，包括叙事视角，决定着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的形态和品质。这些，主要体现为写作主体的一种叙事姿态，它也直接决定着一部作品的整体框架结构。作者的叙事伦理、价值取向和精神层面诉求，都能够由此显现出来。事实上，就文本的本体而言，没有叙事视角的叙述是不存在的，视角是作家切入生活和进入叙述的出发地和回返地，甚至说，它是作家写作的某种宿命或选择。选择一种叙述视角，就意味着选择某种审美价值和写作姿态，也意味着作家已经确立了一种属于自己的阐释世界、重新结构生活的角度，也就决定了这个作家呈现世界、表现存在的具体方式，这是一位作家与另一位作家相互区别的美学定位。一句话，小说的叙事视角，就是小说写作的文体政治学。
因此，视角的选择，也就成为作家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叙事学和小说文体学，还是一个作家在对存在世界作出审美判断之后所选择的结构诗学，其中，当叙述视角所选择事物或者载体具有了隐喻的功能时，也就是，作家试图通过一种经验来阐释另一种经验时，视角的越界所带来的修辞功能，必然使文本的内涵得到极大的主体延伸。特别是，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始终在通往现代化的途中逶迤前行，中国现代、当代小说逐渐由叙述走向隐喻，实现了由情节模式走向性格心理模式的巨大转变，小说的现代性得到更加开放性的理解和拓展。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经为我们描述出一个清晰、深入的脉络和轮廓。在这里，我们就是试图从一个微观的视角和层面，考量叙事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探析小说中的“疾病隐喻视角”，也许这样，更能够进一步地深入阐释中国小说在当代的特质和状况。
我觉得，在这里需要细致探讨的是，叙事视角，绝不仅仅是人称和角度的单向度的选择，而是一种关系到文本结构和精神维度的叙事立场和方法。而“疾病”构成一种叙事视角，这其中又潜隐着多少未被察觉的“新质”？在这里，疾病，到底是一种叙事元素，还是一种精神、心理滥觞？选择“疾病”这种身体、生理和精神层面的现象和存在作为“视角”，不仅会直接影响着叙事的复杂程度，而且，其中还必然蕴藉着丰富、复杂的象征和隐喻。那么，在这里，疾病作为一种视角，或者它成为一种被表述的内容本身，甚或作为一种双重功能和存在，作家创建的这种叙事越界功能，必然给叙事带来更大的可能性和张力，也会陡增叙事文本的神秘化和解构化成分。
如果从作家自身方面看，写作的独特性，往往源于作家自身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无论作家审视世界的目光是否深刻和丰沛，但这个目光应该一定是个人的，个人性，构成了作家写作的个性风格，同时也才有可能构成写作的个性化价值存在。也许，作家的这个眼光，天生就是有一定缺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够健全的，但是，从小说叙事的层面看，既不能说这个“缺陷”就是不好的，也不能说这个“缺陷”就是美的，但它一定是真实的、独特的、别致的。我们都熟知普鲁斯特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追忆逝水年华》整部作品，就是一个典型的“疾病叙事视角”，这个视角不是经验和智慧的淬炼而成，而可能是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的精神颓败线的颤动，更可能，这个文本，就是写作主体普鲁斯特自身的一部“疾病志”。普鲁斯特奇特的的经历和复杂的生命状态，令人惊异和慨叹。据说，他每天都依赖一种具有麻醉性质的药物，来缓解其严重的哮喘病，以维系和支撑身体。就是说，普鲁斯特是一个病人，药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改变惯性的叙事逻辑。那么，普鲁斯特审视世界的视角，其实是一个病人的病态之中的视角。而他终其一生所完成的洋洋洒洒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其实就是一个病人每天倚着厚厚的天鹅绒的窗帘，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长久凝视和自我打量。而且，这个打量，漫长而固执，忧郁而情有独钟。一个病人的行为，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作家的行为，作家处于身体、生理病态中的反应，已然转化成一种叙述的行为，成为一个作家难以摆脱而独到的选择。显然，写作主体的疾病，成为命运偶然的惊奇甚至诡异，造就了一部杰出文本的问世。
无独有偶，作家作为写作主体，由于自身的疾病原因，在写作中高度显现出生命状态与文本互动关系的，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张爱玲则是典型的一个案例。对此，香港浸会大学林幸谦教授曾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他研究了张爱玲赴美后的大量书信，包括大量的张爱玲对于自身病情的记录，其中涉及感冒、牙痛、皮肤病等多种疾病。其中，张爱玲书信文本中对皮肤病及与之相关的蚤患的细致描写，成为她上世纪80年代书信的主要内容。在目前已经出版的张爱玲书信中，她对于蚤患时的心理症状及其行为的描述，包括恐惧、憎恶、无奈等心理时刻及清理、喷药、频繁地更换汽车旅馆等异常行为的叙述，以及张爱玲将皮肤病归因于跳蚤疾患，而所有病痛书写都强烈地反映出张爱玲的种种偏执心理和异常行为，都很明显地超出了生理层面，成为考察其心理与文本关系的一个可行途径。无疑，张爱玲使用灯光自行治疗皮肤病而死于治疗过程的事实，更使得我们对其晚期文本、晚年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需要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构。①林幸谦教授的这项研究，提示我们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深入考量疾病与文本之间无法割裂的隐秘联系，研究和辨析作家的写作悖论，勾勒、构筑出作家的讲述迷思，梳理出作家写作精神向度与身体的辩证学。这一点，正可以从写作主体的身体、心理变形中，从他们不自然或超自然的行为中，寻觅到写作发生学在文本内部隐秘的时间、空间的位移，虚构中的百味杂陈，包括促动作家写作的某些基本力量。 一般地说，作家在进入写作状态的时候，实质上是进入一个多种可能性、将对象人格化的过程：企图利用“讲述者”获得表现存在的自由，获得在最大程度上将存在对象自我化、心灵化的自由，产生叙述者能指的功用，使存在时空衍化为阅读时空、文化时空。但是，只要作家选择了一种视角，就等于放弃了其它无数的可能性视角，叙述就成为带着极大限制的有“镣铐”意味的叙述，也就是说，叙述排斥了或拒绝了对存在其他可能性的选择。而“引生”则不同，他不受任何视点的支配，不仅给叙述建立了强大的自信，承载起作家所有语言经验和非语言经验，他是生活热情的参与者，也是角色之外冷漠的叙述者。他在文本现实中与作家若即若离，时连时断，貌合神离，甚至进入一种物化状态。另外，小说中“引生”的存在，除文体的功能外，他还有强大的文化、隐喻、符号功能。他使叙述、呈现避免了简单、不加选择地进行纯粹客观叙述而消解人文理想、从而丧失现实存在的内在张力的问题。如果说，贾平凹对于存在的“实在性”还有怀疑或期待的话，那他就一定是通过“引生”来完成的。当然，小说结构的艺术处理取决于作家的写作姿态，包括审美情感的取向，虽说小说结构并不就意味着生活的内在结构或秩序本身，但贾平凹在这里选择“引生”作为叙事本体，却是意味着尽量保持一个“公正”“本真”的姿态观照，呈示生活，而非付诸于文本以自己的情感和道德判断，去破译生活，阐释现象背后可能的意蕴。小说叙述西部秦岭的村落清风街，一年的点点滴滴的人事风华，聚沙成塔般地构成一部世俗生活的变迁史。这其中势必牵引出国家的、乡土的、家族的种种命题，那么，作家为何执意地选择“引生”这一超越集体、个人，甚至常规叙述人的独特视角？无疑，作家是想超越简单的、俗世的、道德的二元善恶之分，超越国家、家族、个人的现世伦理，而要在作品中诉诸一种人类性的悲悯与爱、忧怀与感伤。在清风街上，每个人都是贫穷、愁苦、悲哀与苍凉的，但同时也是富足、欢爱、幸福与自然的。无论作为小说人物的引生眼中的夏天义、白雪、夏风、夏君亭等，与作为叙述人的“引生”“看”到的夏天义们，还是对其经验的想像性扩充，即人物的内心自我体验与“讲述者”或“隐含作家”的语言陈述之间的差距，所产生的落差，都进一步造成小说艺术强大的审美张力。也就是说，通过“引生”，作家不仅为我们呈示了其审美注意力探查过的、经过想像性扩充而在作家内心重新聚合的形象谱系，还呈现了基本上未经过选择和删削的生活现象。这就是说，贾平凹在张扬生活、存在“内蕴”的叙述过程中，没有完全剔除所谓“芜杂”的内容，在作家的或紧张或舒缓从容的艺术联想中，依然照顾生活自然而然地纷至沓来的人生场景。在《秦腔》中，既有对在清风街叱咤风云的夏天义、夏天智家族成员，也有对像丁霸槽、武林、陈亮、三踅等“弱小”人物的细腻描绘；既有对决定清风街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的叙述，更有对生、老、病、死、婚嫁不厌其烦的记叙，就连生活中的洪流和溪水都尽收眼底。正是这种未经作家过细整理、销蚀炼铸的生活，充分地体现出贾平凹观照、呈现生活和时代的角度、能力、审美姿态、人情练达的人生经验和哲学水准——这也恰恰是作家作为真正叙述者最重要的因素。很难想像，这些，基本上都是通过“引生”这个“病态”的隐喻视角完成的。也就是说，引生的“疾病”，无疑是贾平凹“预设”的，引生的“阉割”，也必然带有作家强烈的意识形态自觉的介入。但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却自然地呈现出来，无疑，在此我们看到了常规的“叙事者”所无法提供给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胶合着故事、人物应有的历史纵深，也在散点、聚焦的交叉地带，铺排出存在世界的波澜万状。
三
前面，我们已经强调过，贾平凹小说写作的话语方式、结构、视角缘之于从生活原点出发的写作姿态。提到所谓“原点”，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韦勒克在阐释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时的观点：“尽管它主张直接地深入洞察生活和真实，在艺术实践中，现实主义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惯例、技巧和排它性”；“即使看起来是最现实主义的一部小说，甚至就是自然主义人生的片段，都不过是根据某些艺术成规而虚构成的”。③虽然，贾平凹在《秦腔》里为我们提供的是被无数“他者”话语笼罩的存在世界，但这种视角的“结构”，已衍生为他小说写作中最大的“政治”。在这里，引生，绝不仅仅是担当了一个叙事者，他已经成为整部小说叙述的灵魂，是小说结构之魂。尤其是他“病态”的目光和视域，为我们收罗到所谓“正常人”无法洞悉和理喻的存在视景。从这个角度讲，引生，将我们引导到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它不是“现实的”，而是一个更为“自然的”境遇里。
我们已清楚地看到，贾平凹倾力表现的是生活本身的原生态结构。那么，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不仅是贾平凹《秦腔》中的文体风格问题，还有贾平凹贯彻小说整体话语、结构、视角的坚定性，这就使得他有把握在把他的小说人物及其故事进行独立性的、立体的、极其自然的处理的同时，又赋予了许多罕见的、新鲜的、丰富、生动、具体的生活细节，这就很自然、自觉地造成他叙述文体形态和语言实体的更大提升。所以，解决文体、语言与整体叙述结构的和谐，就成为这部绝少乌托邦气质的“写实主义”小说的关键问题，而最为关键的，还是引生近乎“通神”的病态“阉割”视角。
与贾平凹不同的是，閻连科却以一种“乌托邦”式的叙述方式，再现生活，并且想像和推断存在世界的内在隐秘。他在结构小说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以一种强烈的解构意识，去重构生活的原生状态，形式感的自律，使得阎连科格外重视结构的锻造和人性的探测。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以及大量的中短篇小说文本，都是关于生命、死亡和恐惧及其抗争的叙述。而其中最重要的题旨，就是疾病恐惧。疾病充斥着所有的文本叙述空间，在他的文字里，阎连科就像是一个“荒原狼”，在人性的、精神的荒原上“狼奔豕突”。他似乎要唤醒和呼号那些生活和存在世界的沉睡状态，激活那些可怕的麻木和僵硬。因此，这里的每一个文本、每一个故事和人物，都在很大程度上被打造成有密度、有强度、有深度，富有冲击力、创造力的结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