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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口述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研究方法学科，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并以其在挖掘史料、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与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全世界得到了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口述史专家和专业研究团体。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为了充分挖掘文史馆馆员群体中蕴含的丰厚人文历史资源，抢救“鲜活的历史”，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传承历史记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者、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编撰项目。丛书中的口述者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为主要对象，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口述范围大体为受访者的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五个方面中最具有史料价值或能够为时代写照的内容。
目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批十三本馆员自述编撰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其中《杨小佛口述历史》《沈寂口述历史》《陈绛口述历史》《丰一吟口述历史》《汪观清口述历史》《刘耋龄口述历史》《童祥苓口述历史》《林丙义口述历史》《邓伟志口述历史》《姜义华口述历史》《曹圣洁口述历史》初稿已完成，2015年起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分辑出版。本期特选登由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口述，徐有威特聘研究员撰稿的《邓伟志口述历史》一书中讲述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体特异功能”证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及其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而遭遇的一系列风波。
“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
关于“耳朵认字”，我出版过一本《伪科学批判记》。今天说一些书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吧！
大体过程是这样：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则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大足县12岁的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省委负责人接见了唐雨。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立即涌现出一批耳朵以及其他部位认字的男女。可是，我这个好奇的人并未为这“轰动消息”所动。我一笑了之。
1979年8月，我在北京车公庄2号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大百科首卷《天文卷》审稿。上海一位朋友来车公庄看我，说起耳朵认字高手王斌、王强就住在市委党校对门的新华印刷厂职工宿舍。他还说，车公庄的王斌、王强比唐雨厉害。唐雨是把纸片贴在耳朵上的，而王斌、王强是隔着金属茶叶盒认字的。朋友准备去看看，拉我陪同。因为就在附近，我便随他去了。我们把写字的纸片放进茶叶盒，王强接过去，置于被衣服盖住的腋下。王强走来走去，我们忽然听出茶叶盒盖打开的声音，再过一会，她一点不错地认了出来。等我们把茶叶盒打开时，发现本来平整的纸片变皱了。如果不是取出了纸片，不论纸片在盒里如何摇动，也不至于皱到这个样子。我们心里有了点数。
后来北师大的老师把王斌、王强请到学校的实验室，拉我去看。北师大的老师把纸片用浆糊粘牢后，交王斌、王强姊妹俩去认。王斌、王强知道不拆开认不出，拆开了就露马脚，只得承认此时此刻情绪不好，认不出。后来北师大老师又来了一手：信纸上没字，可信封上有字。她姊妹俩认了一会，便说：“没写字。”回答是对的，可是她们是怎么绕过信封而达于信纸的呢？
不过，此时我仍是把耳朵认字当作到处都有的变戏法看待的，不当回事。可是，当耳朵认字充斥电视台、走进科学殿堂时，尤其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办的《自然》杂志把北京的两姊妹王斌、王强称作耳朵、腋下认字的“冠军”时，我觉得他们是在瞎闹腾了，便同几位听信耳朵认字传言的友人说起在车公庄的见闻。哪知我讲的故事被听觉、嗅觉灵敏的记者知道了，叫我写出来。鉴于大肆宣传耳朵认字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熟人，我怕伤了和气，便取了个化名。可是，稿子送到《文汇报》总编马达手里，马达说：“人家说耳朵认字是真的，用真名。邓伟志说是假的，怎么可以用假名？”我对马达一贯很崇敬，便听了他的话。这就是用真名刊载在1980年1月7日《文汇报》上的《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一文。
我在文章结尾写道：“我这么说，可能是在刚刚兴起的‘耳朵热’上滴了一滴冷水。”哪知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引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恐吓信、匿名信、向上告、出简报，骂我什么话的都有。有一次，上海中医药大学要我讲课。有人写信给中医大，并匿名打电话给我，大意是：“如果邓伟志在讲话中批评耳朵认字，我们可以在会场外把邓伟志的讲稿飞出去，把讲台上的邓伟志打昏。”我去讲了，我一开始便把这信的内容告知与会者，并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一米之内接近我。我说：我讲稿是四张纸，在讲话过程中，如果少一张，都是“特异功能的伟大胜利”，如果在一米之外把我打倒，我承受，不报警，不起诉。那天讲了两个小时，会场秩序井然，讲稿安然无恙，我也平安无事。
一位将军说我“不看就不信”是唯心主义
在耳朵认字多次表演失败后，鼓吹者来了两计：一是把“耳朵认字”改为“人体特异功能”。改称“人体特异功能”，看来是退却，实则是进攻。那就是说不仅耳朵能认字，而且人体各个部位都有神奇的特异功能，如隔墙取物、灵魂穿墙、肉眼从重庆看到大庆、肉眼看见死去多年的父亲等等。这时耳朵认字已演化成为彻头彻尾的“活见鬼”的灵学。二是拉大旗，找后台。他们找了位上过大学、文武双全的将军。这位将军在看了特异人张宝胜和严新的表演后，信以为真，坚定不移地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出钱出力，撑腰打气。那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将军的对立面。
将军写信给国家科委领导，说“有个邓伟志，他说他不看特异功能就能肯定没有特异功能。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听说同样内容的信，将军还寄给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
国家科委领导不把将军的信当回事。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我在上海看过很多次，还知道我跟随他们国家科委研究室、中科院研究室，一起看过多次特异人的变戏法。
我在长春一汽看过一个一汽职工的女儿的耳朵认字。她表演时一定要拉着一位声称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一起表演。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可以走来走去，翻来翻去，她近乎明目张胆地偷看过后，再想方设法告诉那位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全然晓得后，假装不知道，故意在远处摆出发功的样子，然后准确地说出另一小朋友早已告诉她的那个字。他们“成功”了。最后，我掏出证件，把封底朝上，问小朋友封面上是什么字。几分钟后，我把证件放进衬衫上的口袋里。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无法翻看我的口袋，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自然也就认不出了。她爸爸聪明，通过另一小朋友，告诉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大声说：“工作证”。我再把证件掏出来，“记者证”三个大字赫然出现。我怕小朋友为难，安慰她说：“对了一个字，‘证’字对了。” 我在河南郑州看过“舌尖认字”。我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先麻痹，后认真。麻痹，是为他们的舞弊创造条件，让她有兴趣测试下去;认真，是我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否则背离测试的目的。舌尖认字的女士先认出，后认不出。待我告辞出来，舌尖认字的女士急忙追上我，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是什么字。我苦笑了笑。
我还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看过廊下一位女士与宇宙人对话。他们声称：宇宙人的话语是发射在这位女士身上的。我们确实听见了“嗡哼”、“嗡哼哼”的声音，但不懂“嗡哼”、“嗡哼哼”的意思。全部由女士翻译出来：“您好”、“吃饭了吗”等等。当时参加观察的有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林自新，记得还有好几位来自香港的科学家。大家一目了然戏法是如何变的，只因她是女性，不便掀开她的衣服看个究竟。
那么，将军怎么会说我不看呢？事出有因：报上说，南京农学院有位教师的孩子能够生殖器认字。有人叫我去看，我说：“不看也能知道是假的。”
结果，不知是别人斩头去尾告诉了将军，还是将军自己断章取义，便把我这话告到了上边。争论最忌情绪化。情绪化是阉割事实和真理的刀子。
得罪了钱学森
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我一直是很崇敬的。钱学森对我个人也是很关心的。
1980年钱学森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建立体系。他需要年轻人为他做些具体工作。他身边有人向他建议，上海有个邓伟志，“文革”前搞社会科学，“文革”中搞自然科学。钱老便在办公室召见了我，谈天说地，兴致勃勃，大有把我留在他身边的意思。
哪知，就在这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为伪科学打气的言论。他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他还说：“特异功能是社会主义的绿叶。”我知道后伤心透了。他是调子最高的一位。我为他惋惜。我对同事讲，特异功能的表演是真正验证了“君子好欺，小人难骗”。我邓伟志是小人物，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我都会不留情地揭露。君子则不同，看表演时正襟危坐，不会“One by one”地盯住表演人不放，不消说君子是难以看出破绽的。这是对钱学森先生值得理解、应当原谅的地方。
兵对兵，将对将。我想起了国内外知名的研究脑生理的大专家张香桐。他过去同我讲过有关单位多次请他鉴定类似特异人的故事。他说，1964年广州有位少女，声称能看到密封信的内容。有人当初不信，后来因为看不出有什么骗人的花样，就信了。层层上报，因为张香桐跟钱学森一样，也是上世纪50年代抛弃在美国的财产，乘到瑞士开会的机会，只身提着小皮箱回到国内的，是国内一号脑科学家。广东发现这般奇人，便要张香桐去看看。他从理论上不信，却发现不了少女有什么舞弊行为，只是感到少女在拿到信封后，总要去一趟卫生间，似乎不合常理。这次少女又去卫生间了，陪同张香桐的研究所党委书记对在场的几位专家说：“我已这把年纪了，早就没那回事了。我到卫生间去看看。”他趴在马桶间的门下向上一看，发现少女根本没有大小便，而是拿着“高级”的工具、药品在拆信封。我想钱学森大概就是因为身边“没有跟特异人上厕所的助手”，才对伪科学信以为真的。
可是，钱老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几个人的“特异功能”捧得这么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实在有“大跃进”时大喊“亩产万斤”的酸味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针对钱老的“绿叶论”说了句：“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后来这句话上了简报。钱老看了，叹了口气，对身边人说：“唉！这个人真是……”
下面的话不用说了，在钱老建立的文理相通的学科体系图表里，没有我一滴汗水。
以科学战胜伪科学
我们决不能让伪科学泛滥。伪科学闹腾到哪里，我们就必须揭露到哪里。当前反邪教，我认为伪科学是为邪教作铺垫的，伪科学是邪教的温床。坚持以科学战胜伪科学，邪教就没有了市场。伪科学是以宣扬其神奇来蛊惑人的。神奇到一定程度，他们必然变成“奇神”。在后期的特异人中最神奇的是张宝胜，他也是最受钱学森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所器重的。他声称“兴安岭大火是他在苏州发功灭掉的”。这本事够大的了。大家想想，二十多年前的兴安岭火灾造成了多大损失！消防人员做出了多大牺牲，才灭掉大火的。张“奇神”吹口气就灭了，多神奇啊！可是“神奇”、“奇神”经不起科学的批评，既经不起自然科学的批评，也经不起社会科学的批评。有一位学人在听了张宝胜的吹嘘后，顶了张宝胜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本领灭火，为什么等损失很大以后才去灭？你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这一问，张宝胜从此再也不讲兴安岭大火是他灭的了。有人故意提起他灭兴安岭大火的事，他自我解嘲地说：“那是开玩笑的。”
科学是邪教的掘墓人。为什么大科学家也会相信并宣传伪科学？道理很简单。术业有专攻。任何大科学家都不是全能的。在自己专业内的，有发言权;出了自己的专业，很难说有多少发言权。对导弹，钱学森最有发言权;对生理，张香桐最有发言权。再，好奇是科学家必备的素质。可是，不管抓到一个什么“奇”就以为是伟大发现，那也是科学家的大忌。科学是老实学。
（口述者邓伟志为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徐有威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篇首图注：邓伟志（二排左二）和中科院专家1976年在云南禄丰龙遗址]
责任编辑 周峥嵘
目前，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批十三本馆员自述编撰工作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其中《杨小佛口述历史》《沈寂口述历史》《陈绛口述历史》《丰一吟口述历史》《汪观清口述历史》《刘耋龄口述历史》《童祥苓口述历史》《林丙义口述历史》《邓伟志口述历史》《姜义华口述历史》《曹圣洁口述历史》初稿已完成，2015年起将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分辑出版。本期特选登由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口述，徐有威特聘研究员撰稿的《邓伟志口述历史》一书中讲述其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人体特异功能”证伪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及其因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而遭遇的一系列风波。
“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
关于“耳朵认字”，我出版过一本《伪科学批判记》。今天说一些书中语焉不详的故事吧！
大体过程是这样：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报道了一则具有轰动效应的消息：大足县12岁的唐雨能用耳朵认字，省委负责人接见了唐雨。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立即涌现出一批耳朵以及其他部位认字的男女。可是，我这个好奇的人并未为这“轰动消息”所动。我一笑了之。
1979年8月，我在北京车公庄2号北京市委党校参加大百科首卷《天文卷》审稿。上海一位朋友来车公庄看我，说起耳朵认字高手王斌、王强就住在市委党校对门的新华印刷厂职工宿舍。他还说，车公庄的王斌、王强比唐雨厉害。唐雨是把纸片贴在耳朵上的，而王斌、王强是隔着金属茶叶盒认字的。朋友准备去看看，拉我陪同。因为就在附近，我便随他去了。我们把写字的纸片放进茶叶盒，王强接过去，置于被衣服盖住的腋下。王强走来走去，我们忽然听出茶叶盒盖打开的声音，再过一会，她一点不错地认了出来。等我们把茶叶盒打开时，发现本来平整的纸片变皱了。如果不是取出了纸片，不论纸片在盒里如何摇动，也不至于皱到这个样子。我们心里有了点数。
后来北师大的老师把王斌、王强请到学校的实验室，拉我去看。北师大的老师把纸片用浆糊粘牢后，交王斌、王强姊妹俩去认。王斌、王强知道不拆开认不出，拆开了就露马脚，只得承认此时此刻情绪不好，认不出。后来北师大老师又来了一手：信纸上没字，可信封上有字。她姊妹俩认了一会，便说：“没写字。”回答是对的，可是她们是怎么绕过信封而达于信纸的呢？
不过，此时我仍是把耳朵认字当作到处都有的变戏法看待的，不当回事。可是，当耳朵认字充斥电视台、走进科学殿堂时，尤其是上海科技出版社办的《自然》杂志把北京的两姊妹王斌、王强称作耳朵、腋下认字的“冠军”时，我觉得他们是在瞎闹腾了，便同几位听信耳朵认字传言的友人说起在车公庄的见闻。哪知我讲的故事被听觉、嗅觉灵敏的记者知道了，叫我写出来。鉴于大肆宣传耳朵认字的人当中有很多是熟人，我怕伤了和气，便取了个化名。可是，稿子送到《文汇报》总编马达手里，马达说：“人家说耳朵认字是真的，用真名。邓伟志说是假的，怎么可以用假名？”我对马达一贯很崇敬，便听了他的话。这就是用真名刊载在1980年1月7日《文汇报》上的《耳朵、腋下“认”字目击记》一文。
我在文章结尾写道：“我这么说，可能是在刚刚兴起的‘耳朵热’上滴了一滴冷水。”哪知事情没那么简单，是“一滴冷水”滴在马蜂窝上，引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恐吓信、匿名信、向上告、出简报，骂我什么话的都有。有一次，上海中医药大学要我讲课。有人写信给中医大，并匿名打电话给我，大意是：“如果邓伟志在讲话中批评耳朵认字，我们可以在会场外把邓伟志的讲稿飞出去，把讲台上的邓伟志打昏。”我去讲了，我一开始便把这信的内容告知与会者，并要求任何人不得在一米之内接近我。我说：我讲稿是四张纸，在讲话过程中，如果少一张，都是“特异功能的伟大胜利”，如果在一米之外把我打倒，我承受，不报警，不起诉。那天讲了两个小时，会场秩序井然，讲稿安然无恙，我也平安无事。
一位将军说我“不看就不信”是唯心主义
在耳朵认字多次表演失败后，鼓吹者来了两计：一是把“耳朵认字”改为“人体特异功能”。改称“人体特异功能”，看来是退却，实则是进攻。那就是说不仅耳朵能认字，而且人体各个部位都有神奇的特异功能，如隔墙取物、灵魂穿墙、肉眼从重庆看到大庆、肉眼看见死去多年的父亲等等。这时耳朵认字已演化成为彻头彻尾的“活见鬼”的灵学。二是拉大旗，找后台。他们找了位上过大学、文武双全的将军。这位将军在看了特异人张宝胜和严新的表演后，信以为真，坚定不移地为所谓人体特异功能出钱出力，撑腰打气。那我自然而然地成了将军的对立面。
将军写信给国家科委领导，说“有个邓伟志，他说他不看特异功能就能肯定没有特异功能。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听说同样内容的信，将军还寄给了时任总书记胡耀邦。
国家科委领导不把将军的信当回事。因为，他们不仅知道我在上海看过很多次，还知道我跟随他们国家科委研究室、中科院研究室，一起看过多次特异人的变戏法。
我在长春一汽看过一个一汽职工的女儿的耳朵认字。她表演时一定要拉着一位声称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一起表演。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可以走来走去，翻来翻去，她近乎明目张胆地偷看过后，再想方设法告诉那位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全然晓得后，假装不知道，故意在远处摆出发功的样子，然后准确地说出另一小朋友早已告诉她的那个字。他们“成功”了。最后，我掏出证件，把封底朝上，问小朋友封面上是什么字。几分钟后，我把证件放进衬衫上的口袋里。没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无法翻看我的口袋，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自然也就认不出了。她爸爸聪明，通过另一小朋友，告诉有特异功能的小朋友，大声说：“工作证”。我再把证件掏出来，“记者证”三个大字赫然出现。我怕小朋友为难，安慰她说：“对了一个字，‘证’字对了。” 我在河南郑州看过“舌尖认字”。我采用的方法仍然是：先麻痹，后认真。麻痹，是为他们的舞弊创造条件，让她有兴趣测试下去;认真，是我要夺取最后的胜利，否则背离测试的目的。舌尖认字的女士先认出，后认不出。待我告辞出来，舌尖认字的女士急忙追上我，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是什么字。我苦笑了笑。
我还在北京南池子欧美同学会，看过廊下一位女士与宇宙人对话。他们声称：宇宙人的话语是发射在这位女士身上的。我们确实听见了“嗡哼”、“嗡哼哼”的声音，但不懂“嗡哼”、“嗡哼哼”的意思。全部由女士翻译出来：“您好”、“吃饭了吗”等等。当时参加观察的有于光远、龚育之、何祚庥、林自新，记得还有好几位来自香港的科学家。大家一目了然戏法是如何变的，只因她是女性，不便掀开她的衣服看个究竟。
那么，将军怎么会说我不看呢？事出有因：报上说，南京农学院有位教师的孩子能够生殖器认字。有人叫我去看，我说：“不看也能知道是假的。”
结果，不知是别人斩头去尾告诉了将军，还是将军自己断章取义，便把我这话告到了上边。争论最忌情绪化。情绪化是阉割事实和真理的刀子。
得罪了钱学森
对大科学家钱学森我一直是很崇敬的。钱学森对我个人也是很关心的。
1980年钱学森正在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融为一体，建立体系。他需要年轻人为他做些具体工作。他身边有人向他建议，上海有个邓伟志，“文革”前搞社会科学，“文革”中搞自然科学。钱老便在办公室召见了我，谈天说地，兴致勃勃，大有把我留在他身边的意思。
哪知，就在这之后他发表了一系列为伪科学打气的言论。他说，特异功能“可能导致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他还说：“特异功能是社会主义的绿叶。”我知道后伤心透了。他是调子最高的一位。我为他惋惜。我对同事讲，特异功能的表演是真正验证了“君子好欺，小人难骗”。我邓伟志是小人物，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我都会不留情地揭露。君子则不同，看表演时正襟危坐，不会“One by one”地盯住表演人不放，不消说君子是难以看出破绽的。这是对钱学森先生值得理解、应当原谅的地方。
兵对兵，将对将。我想起了国内外知名的研究脑生理的大专家张香桐。他过去同我讲过有关单位多次请他鉴定类似特异人的故事。他说，1964年广州有位少女，声称能看到密封信的内容。有人当初不信，后来因为看不出有什么骗人的花样，就信了。层层上报，因为张香桐跟钱学森一样，也是上世纪50年代抛弃在美国的财产，乘到瑞士开会的机会，只身提着小皮箱回到国内的，是国内一号脑科学家。广东发现这般奇人，便要张香桐去看看。他从理论上不信，却发现不了少女有什么舞弊行为，只是感到少女在拿到信封后，总要去一趟卫生间，似乎不合常理。这次少女又去卫生间了，陪同张香桐的研究所党委书记对在场的几位专家说：“我已这把年纪了，早就没那回事了。我到卫生间去看看。”他趴在马桶间的门下向上一看，发现少女根本没有大小便，而是拿着“高级”的工具、药品在拆信封。我想钱学森大概就是因为身边“没有跟特异人上厕所的助手”，才对伪科学信以为真的。
可是，钱老无论如何不应当把这几个人的“特异功能”捧得这么高，提到“科技革命”的高度，实在有“大跃进”时大喊“亩产万斤”的酸味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针对钱老的“绿叶论”说了句：“特异功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绿叶。”后来这句话上了简报。钱老看了，叹了口气，对身边人说：“唉！这个人真是……”
下面的话不用说了，在钱老建立的文理相通的学科体系图表里，没有我一滴汗水。
以科学战胜伪科学
我们决不能让伪科学泛滥。伪科学闹腾到哪里，我们就必须揭露到哪里。当前反邪教，我认为伪科学是为邪教作铺垫的，伪科学是邪教的温床。坚持以科学战胜伪科学，邪教就没有了市场。伪科学是以宣扬其神奇来蛊惑人的。神奇到一定程度，他们必然变成“奇神”。在后期的特异人中最神奇的是张宝胜，他也是最受钱学森和前面提到的那位文武双全的将军所器重的。他声称“兴安岭大火是他在苏州发功灭掉的”。这本事够大的了。大家想想，二十多年前的兴安岭火灾造成了多大损失！消防人员做出了多大牺牲，才灭掉大火的。张“奇神”吹口气就灭了，多神奇啊！可是“神奇”、“奇神”经不起科学的批评，既经不起自然科学的批评，也经不起社会科学的批评。有一位学人在听了张宝胜的吹嘘后，顶了张宝胜一句：“你是不是中国人？你有本领灭火，为什么等损失很大以后才去灭？你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这一问，张宝胜从此再也不讲兴安岭大火是他灭的了。有人故意提起他灭兴安岭大火的事，他自我解嘲地说：“那是开玩笑的。”
科学是邪教的掘墓人。为什么大科学家也会相信并宣传伪科学？道理很简单。术业有专攻。任何大科学家都不是全能的。在自己专业内的，有发言权;出了自己的专业，很难说有多少发言权。对导弹，钱学森最有发言权;对生理，张香桐最有发言权。再，好奇是科学家必备的素质。可是，不管抓到一个什么“奇”就以为是伟大发现，那也是科学家的大忌。科学是老实学。
（口述者邓伟志为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撰稿者徐有威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篇首图注：邓伟志（二排左二）和中科院专家1976年在云南禄丰龙遗址]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