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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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举行了以“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与展览策划”为议题的学术沙龙.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与会嘉宾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朱玉麒、史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开宇,《故宫博物院院刊》执行主编、编审张露,以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赵丰、李晋芳、王伊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丝绸博物馆“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展览,就学术研究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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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3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A座101举行了以“丝绸之路的学术研究与展览策划”为议题的学术沙龙.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沈睿文教授主持,与会嘉宾有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教授、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朱玉麒、史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中国地质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开宇,《故宫博物院院刊》执行主编、编审张露,以及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赵丰、李晋芳、王伊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丝绸博物馆“众望同归: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展览,就学术研究与博物馆展陈,以及学术成果如何公众化、普及化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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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考证了金末画家马天章的事迹与《维摩不二图》的流传.其一,白华《送马云汉还燕》诗揭示出画家在金末与白华相识于邓州,后又一起随主将移剌瑗投降南宋.其二,作者推测清内府藏李公麟《维摩不二图》原为马天章父藏品,马天章同名画作或临自此作.李公麟原作后经西方子上收藏,入元后,原作与摹本均经张九思之手进献朝廷,成为元朝宫廷藏品.今日所见王振鹏同名画作,或即源自马天章摹本.
本文通过解读《广东省城内外全图》及样式雷图档中所保存的广东机器局地盘图与立样图,对广东机器局的兴建与选址情况进行初步研究,分析其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情况.再结合天津机器局图档,研究样式雷设计两处机器局的关联性,并探讨样式雷在近代建筑转型中的实践.
顺治十一年,顺治帝在宫中开展了绘画活动,并在十二年、十三年达到高潮.他令官员进献画作,一同品评,与其交流绘画心得,并设有书画供奉.顺治帝作画一方面是出于爱好与消遣,另一方面,他给大臣画像并赏赐官员画作,以笼络臣僚.顺治帝在绘画上的成就,成功地塑造了“文治”的帝王形象,而以绘画笼络官员,则直接加强了汉人对清王朝的向心力.
《普庆升平图》是表现北京香会的画作,由晚清宫廷画师张恺、王继明、张启明与屈兆麟集体创作,现藏故宫博物院.本文通过对比《普庆升平图》与《天津天后宫行会图》,分析了《普庆升平图》的画面内容,并讨论了北京香会与天津皇会的异同.此外,作品的宫廷绘画背景,揭示了晚清时期民间香会虽不被官府与士大夫认可,却与宫廷存在密切联系.
据《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有满文本《圣孝鉴》藏于故宫博物院.经考证,此书实为清初汉文拟话本小说集《生绡剪》的满文译本.本文对该小说目前存世文本及研究状况进行简要梳理,从音韵学角度对满文书书名加以分析,从皇帝名讳等方面,考证满文译本成书年代为清顺治七年至康熙初年,且仅存写本.而后,作者从入话、回目、内容等各方面分析了满汉文本的不同之处,论述了该满文本的珍贵价值.
在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库房的清宫旧藏玉器中,有一批15-18世纪时期中亚、南亚、西亚至东欧地区制作的玉器,它们大多用料上乘、风格独特,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即乾隆、嘉庆年间,经由新疆地区传入清代宫廷.除了中亚玉器多光素外,其他地区玉器多雕琢花叶纹,当代艺术史界通称为“伊斯兰玉器”.经初步整理和筛查,梳理出两岸故宫藏乾隆、嘉庆款伊斯兰风格玉器31件.本文拟从玉料、器物造型、纹饰及工艺特征、御题诗、款识等角度,对其是否为伊斯兰玉器加以辨识.
宗籍是研究清代皇家谱系的重要线索.但因种种历史原因,部分宗室宗籍在档案中并不明晰.本文以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六十年御极”诗文寿字围屏的文字为线索,结合《玉牒》及其他官修文献,首次考订围屏中弘晌、弘暘(旸)即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子嗣弘相和弘鼎.对二人在雍乾两朝宗籍身份和名字的变化作了较为全面的整理,进一步提出其异名当与允禟宗籍除、复的过程有关.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允搪及子嗣在宗籍除、复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加以补充.以上个案反映出,清宗室除籍者复籍后,其宗籍并非都能及时、完整地复入《玉牒》.
受“叙事转向”思潮影响,展览叙事日渐成为当今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中的一个新维度.但在实践中,展览叙事却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未能达成预期的展示目的.本文重点探讨以出土文物为核心展品的陈列类型,试图通过分析叙事要素与展览文本、展示目的以及考古研究的内在关系,并结合近年“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中的部分案例,从内容设计层面对此类展览叙事的现状进行反思.
莫高窟第464窟可以认为是西夏代表洞窟,但其营建史颇为复杂,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作者经对第464窟历史、考古、图像进行全面分析,发现该窟营建前后经历了多次重修:第一次重修确为西夏时期改造北朝多室禅窟为一座完整的礼佛窟,但前室未画壁画,为素壁;西夏晚些时候,对前室进行了二次维修,制造出前室西北角和西南角两个密闭的空间,这两个密闭空间又成为元代中晚期某个时间藏经的地方,使洞窟兼具了礼佛和藏经双重功能.而元代把大量的多民族语言文字的佛经封存在这个洞窟,有可能是作为佛教徒瘗埋的随葬品,从而使得464窟在原有功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