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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维特之烦恼》是德国文学家、思想家歌德早期一部杰出的散文体小说。该书以近百封长短不一的抒情书简集成的形式，写了平民出身的维特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聪明俏丽的绿蒂姑娘，尽管绿蒂已经订婚，但两人一见倾心，双双沉入感情的疾流之中。绿蒂未婚夫阿尔伯特的归来使维特陷入尴尬的境地。维特烦恼、失望，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接受了公使秘书的职务离开了绿蒂。但同僚们追求地位的欲望、上司的迂腐固执使他再度陷入烦恼;上流社会的傲慢自大、盛气凌人又使他气愤万分。一年后，处处碰壁的维特再度见到了已经结婚的绿蒂，看着她那平庸的生活和内心隐藏的要求，极度失望，他给绿蒂留下了一封信后就开枪自杀了。他的桌上放着莱辛的悲剧《爱米丽娅·迦洛蒂》，他的身上穿着与绿蒂第一次跳舞时的礼服。
这部被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誉为“素朴的诗”的书信体小说，1774年出版后即在欧洲青年读者中引起轰动，作品的伤感主义及主人公的“世纪病患者”的性格，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反响特别热烈，不少人甚至追慕维特遗风而仿效其青衣黄裤的服饰。有些人由于恋爱不自由而模仿维特襟袋中挟此小书而自杀。在“维特热”流行弥漫的氛围中，歌德在1778年再版时补上了“请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后尘”的箴言。
据考证，中国最早提及此书的是赵必振先生译述的《可特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作新社出版了由赵必振据日本大桥新太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译编的五千多字的《可特传》，特别简要介绍了《乌陆特陆之不幸》（即《少年维特之烦恼》），称“此书既出，大博世人之爱赏，批评家争为恳切之批评，翻译家无不热心从事于翻译，而卑怯之文学者争勉而模仿之。当时之文学界竟酿成一种乌陆特陆之流行病。且青年血气之辈，因此书而动其感情以自杀者不少。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最早节译此书的可能是著名诗人马君武，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他曾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节诗文，题作《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称“贵特为德国空前绝后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籍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绍介社会之最初杰著也”。
第一个把全书完整地译成中文的是著名作家郭沫若。1922年4月，该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引起的轰动并不亚于欧洲。郭译本一年余连出四版，1924年8月出第八版，到1930年8月，泰东等书局先后印行达二十三版。整个民国时期，参与出版郭译本的有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复兴书局、大中书局、群益出版社、天下书店、激流书店、重庆东南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印过不下于五十版。1928年，上海创造社还推出黄鲁不译本，先后又由上海龙虎书店、春明书店再版;其他还有达观生译本（世界书局）、陈毅编译本（中学生书局）、钱天佑译本（启明书局）、杨逸声译本（大通图书社）。这些译本不少都出过不下于三版。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在《初步研究指南：德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此书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这一结论，恐怕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这部小说以其疯狂的恋爱热情、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年轻读者的青睐。茅盾的名著《子夜》中几处提到此书，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夹在书里的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赠予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真实地展示了此书当时被一般青年男女奉为《圣经》的文化现象。他们谈论着此书，为维特和绿蒂两个人物形象所吸引，他们传唱着《绿蒂与维特》之歌，畅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陶醉于男女神圣爱情的理想之中。叶灵凤在《霜红室随笔》中这样写道：“此书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由于是书信体，许多情节要靠读者自己用想象力去加以貫穿，然而它的叙述却充满了情感，文字具有一种魅力，使人读了对书中人物发生同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维特，并且希望能有一个绿蒂。而且在私衷暗暗的决定，若是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也要采取维特所采取的方法。这大约就是当时所说的那种‘维特热’，也正是这部小说能迷人的原因。”他说自己第一次读了郭译本后，非常憧憬维特所遇到的那种爱情，自己也以“青衣黄裤少年”自命，声称“如果这时恰巧有一位绿蒂姑娘，我又有方法弄到一柄手枪，我想我很有可能尝试一下中国维特的滋味的”。凭着这一部小说对歌德乃至文学发生兴趣的还真不少，叶灵凤是一例。“左联”著名作家彭柏山称自己也是读了郭译本后，对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而导引对进步文学的热切追求。1927年还有一位自命为“维特狂”的青年曹雪松，在克服了失恋后几次想抱着该书跳入吴淞江的念头，把该书改编为四幕悲剧，次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他在此剧序中称该书“非寻常作品可比，经营之惨淡，描写之细腻，结局之悲惨，简直无词可以形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柳无忌在《少年歌德与新中国》一文中讲此书当时几成了一般青年男女“爱情的信物或生命的护符”，断言维特曾经在感情上影响过很多中国知识分子。1931年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和《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两文中提及文学翻译时，都首列此书，并认为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不过捷克汉学家高利克在《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一书中又认为民国时期“维特热”中的那些狂热信奉者，并未真正了解这部杰作的伟大之处，未真正抓住此书思想精髓和革命性的精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经验相连接的关系而对此书中的爱情狂热表现出认同，甚至可以认为不少人只是一种没有精神深度、没有追求目标、没有理解的浅薄的装腔作势而已，《子夜》中逢场作戏的吴少奶奶和爱出风头的雷参谋就是上述结论的一对互相映衬的典型。
如果我们误认为吴少奶奶和雷参谋即是民国时代“维特热”受影响的典型，那将是大错特错了。郭译本问世后，先后有过为数不少的书信体小说，如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1923），黄庐隐的《一封信》（1924）、《恶情一缕诗征鸿）（1924）和《或人的悲哀》（1924），王以仁的《流浪》（1924），向培良的《六封信》（1925），郭沫若的《落叶》（1926）和《喀尔美萝姑娘》（1926），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1926），潘垂统的《十一封信》（1927）等等。这些作品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模仿和继承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特点，它们受到此书的启发和感染，采用了主人公写给某个知己者的内心独白的手法，流露出维特那种失恋者、反叛者和多余人的情感，这些作品的结局也往往以主人公的自杀或绝望出走的悲剧而告终。维特那种反叛的性格、追求爱情的狂热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和欧阳山《玫瑰残了》中的主人公。如果要列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那么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应是当之无愧的。
这部被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誉为“素朴的诗”的书信体小说，1774年出版后即在欧洲青年读者中引起轰动，作品的伤感主义及主人公的“世纪病患者”的性格，在大革命后的法国反响特别热烈，不少人甚至追慕维特遗风而仿效其青衣黄裤的服饰。有些人由于恋爱不自由而模仿维特襟袋中挟此小书而自杀。在“维特热”流行弥漫的氛围中，歌德在1778年再版时补上了“请做个堂堂男子哟，不要步我后尘”的箴言。
据考证，中国最早提及此书的是赵必振先生译述的《可特传》，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作新社出版了由赵必振据日本大桥新太郎《德意志文豪六大家列传》译编的五千多字的《可特传》，特别简要介绍了《乌陆特陆之不幸》（即《少年维特之烦恼》），称“此书既出，大博世人之爱赏，批评家争为恳切之批评，翻译家无不热心从事于翻译，而卑怯之文学者争勉而模仿之。当时之文学界竟酿成一种乌陆特陆之流行病。且青年血气之辈，因此书而动其感情以自杀者不少。可特氏之势力，不亦伟哉！”最早节译此书的可能是著名诗人马君武，光绪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902—1903），他曾译过《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一节诗文，题作《阿明临海岸哭女诗》，称“贵特为德国空前绝后一大文豪，吾国稍读西籍者皆知之。而《威特之怨》一书，实其自绍介社会之最初杰著也”。
第一个把全书完整地译成中文的是著名作家郭沫若。1922年4月，该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后引起的轰动并不亚于欧洲。郭译本一年余连出四版，1924年8月出第八版，到1930年8月，泰东等书局先后印行达二十三版。整个民国时期，参与出版郭译本的有上海创造社出版部、联合书店、现代书局、复兴书局、大中书局、群益出版社、天下书店、激流书店、重庆东南出版社等。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印过不下于五十版。1928年，上海创造社还推出黄鲁不译本，先后又由上海龙虎书店、春明书店再版;其他还有达观生译本（世界书局）、陈毅编译本（中学生书局）、钱天佑译本（启明书局）、杨逸声译本（大通图书社）。这些译本不少都出过不下于三版。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在《初步研究指南：德国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影响》一书中认为，此书是中国二三十年代最为畅销的外国作品。这一结论，恐怕与事实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这部小说以其疯狂的恋爱热情、对社会的叛逆思想、梦幻般的行动及个人主义的思考方法，受到了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中国年轻读者的青睐。茅盾的名著《子夜》中几处提到此书，一本读得破旧了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一朵夹在书里的枯萎的白玫瑰花——这是女主人公吴少奶奶赠予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雷鸣的定情之物，真实地展示了此书当时被一般青年男女奉为《圣经》的文化现象。他们谈论着此书，为维特和绿蒂两个人物形象所吸引，他们传唱着《绿蒂与维特》之歌，畅论婚姻自主、恋爱自由，陶醉于男女神圣爱情的理想之中。叶灵凤在《霜红室随笔》中这样写道：“此书虽然故事情节很简单，但由于是书信体，许多情节要靠读者自己用想象力去加以貫穿，然而它的叙述却充满了情感，文字具有一种魅力，使人读了对书中人物发生同情，甚至幻想自己就是维特，并且希望能有一个绿蒂。而且在私衷暗暗的决定，若是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毫无疑问也要采取维特所采取的方法。这大约就是当时所说的那种‘维特热’，也正是这部小说能迷人的原因。”他说自己第一次读了郭译本后，非常憧憬维特所遇到的那种爱情，自己也以“青衣黄裤少年”自命，声称“如果这时恰巧有一位绿蒂姑娘，我又有方法弄到一柄手枪，我想我很有可能尝试一下中国维特的滋味的”。凭着这一部小说对歌德乃至文学发生兴趣的还真不少，叶灵凤是一例。“左联”著名作家彭柏山称自己也是读了郭译本后，对文学发生强烈的兴趣，而导引对进步文学的热切追求。1927年还有一位自命为“维特狂”的青年曹雪松，在克服了失恋后几次想抱着该书跳入吴淞江的念头，把该书改编为四幕悲剧，次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他在此剧序中称该书“非寻常作品可比，经营之惨淡，描写之细腻，结局之悲惨，简直无词可以形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柳无忌在《少年歌德与新中国》一文中讲此书当时几成了一般青年男女“爱情的信物或生命的护符”，断言维特曾经在感情上影响过很多中国知识分子。1931年蔡元培先生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和《三十五年中国之新文化》两文中提及文学翻译时，都首列此书，并认为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不过捷克汉学家高利克在《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一书中又认为民国时期“维特热”中的那些狂热信奉者，并未真正了解这部杰作的伟大之处，未真正抓住此书思想精髓和革命性的精华，他们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经验相连接的关系而对此书中的爱情狂热表现出认同，甚至可以认为不少人只是一种没有精神深度、没有追求目标、没有理解的浅薄的装腔作势而已，《子夜》中逢场作戏的吴少奶奶和爱出风头的雷参谋就是上述结论的一对互相映衬的典型。
如果我们误认为吴少奶奶和雷参谋即是民国时代“维特热”受影响的典型，那将是大错特错了。郭译本问世后，先后有过为数不少的书信体小说，如许地山的《无法投递之邮件》（1923），黄庐隐的《一封信》（1924）、《恶情一缕诗征鸿）（1924）和《或人的悲哀》（1924），王以仁的《流浪》（1924），向培良的《六封信》（1925），郭沫若的《落叶》（1926）和《喀尔美萝姑娘》（1926），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1926），潘垂统的《十一封信》（1927）等等。这些作品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精神上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模仿和继承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特点，它们受到此书的启发和感染，采用了主人公写给某个知己者的内心独白的手法，流露出维特那种失恋者、反叛者和多余人的情感，这些作品的结局也往往以主人公的自杀或绝望出走的悲剧而告终。维特那种反叛的性格、追求爱情的狂热也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郁达夫的《沉沦》和欧阳山《玫瑰残了》中的主人公。如果要列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译作，那么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应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