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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的整体，每一位愿意独立思考的学生都可能问他/她的老师：我凭什么相信你讲授的这一课程所代表的极细小的知识片断是正确的呢·推而广之，在我以有限生命追逐无限知识的过程中，我凭什么相信我所追逐的那一极细小的知识片断不是虚幻的·如果很不幸地，我毕生阅读的核心部分事后表明是虚幻的，我的生命意义是否消失·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定义问题”。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际”的态度。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经济学说史”，甚至还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X}}，所谓二元关系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我选择的{{S，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
诸如此类性命攸关的问题，老师们通常不会在所授课程的第一讲里披露给学生，他们担心会压抑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难道老师们可以不允许学生怀疑他们武断地讲授的那些极细小的知识片断吗·难道当代的教育，其宗旨不是要开发学生们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吗·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应回避上列的那些问题。
开篇所述的问题，我称之为“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或者，遵循哲学认识论的传统，称之为“知识的定义问题”。柏拉图曾问：什么是“知识”·对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学者提供了三种解答：其一，知识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的符合，称为“符合论”；其二，知识是逻辑自洽的观念体系，称为“融洽论”；其三，知识是有根据的确信。这第三种解答其实试图包容前两种解答，故称为“符合—融洽”论。我以为金岳霖先生追求“真且通”的知识论，也属于上列第三种。
根据我的观察，学生们及其家长们，由其行为所揭示出来的他们对上述的知识合法性问题的解答，可概括为下列三种：其一，凡时髦的知识，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社会时尚——因为时髦的知识或许在最近的将来也是可以带来可观收益的知识。其二，凡权威认可的，就值得学习和信赖。也就是说，他们为他们喜欢学习的知识片断找到的根据，是学术权威——因为经过权威认证的知识在未来足够长远的时间里产生的回报或许足以抵消学习知识所支付的成本。其三，我觉得这是笛卡尔在《探究真理的指导原则》里最早阐明了的一种知识态度，即“学究天人之际”的态度。根据这一知识态度，没有什么知识是长期可信赖的，学习知识的目的仅仅在于全面地开发心智，让心智在一切方向上充分涌流。
上列三种解答，我向学生们和他们的家长们推荐的，通常是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稳妥，不似第一种那样浮躁，也不似第三种那样令人无所适从。换句话说，他们应遵循每一学科的知识共同体长期认可的那些权威认可的标准，凡符合这些标准的知识片断，就具有可以信赖的知识合法性。
于是，我们在每一门课程里学习的知识，往往是人类最新获得的知识片断。但为了求证这些知识片断的知识合法性，我们应追溯这些最新知识的学术源流，务求确信它们是出自学术权威或可逻辑地追溯至权威们的思想。
学术的主题固然可以而且往往是与最新获得的知识相关的，但学术主题的知识合法性却必须从学术思想史当中求得。我以为，这就是我当初坚持开设一门“经济学思想史”课程的理由。
我观察中国和西方各经济学院系所设的课程，有“经济学”，有“经济史”，有“经济思想史”，有“经济学说史”，甚至还有熊彼特所论的“经济分析史”，却似乎没有“经济学思想史”。
对经济活动的分析与预测，是经济学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史的论域。对经济活动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思想史的论域。对经济理论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学说史的论域。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观察和记录，是经济分析史的论域。对经济学的思考和反省，是经济学思想史的论域。
阿伦特论证过，思想总是事后发生的，它没有能力预测未来。通常所谓“思想史”的视角，其特征是将研究对象X（一个观念、一项事件、一位作者）置于X由之发生的那一历史情境S内，从而研究者可以理解二元关系{S，X}的意义。
经济学思想史是将思想史方法运用于经济学，于是这里出现了许多二元关系{{S，X}}，所谓二元关系的集合。
这里收录的讲义，根据我在北京大学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双学位”本科生讲授经济学思想史的录音，由助教丁建峰和部分听课同学整理。在这里，被研究的对象X，可以代表某一经济学家，或经济学的某一基本概念，或某一经济学理论。与X对应的历史情境S，需要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加以选择。其实，历史从来就是被选择和被建构的。我选择的{{S，X}}，当然也就反映了我的个人偏好。这一讲义，也就成为“我的”讲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