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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后，不少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受处分的干部逐渐得以平反和起用，其中就有郭化若、谢翰文、宋时轮、危拱之等4位红一方面军将领。
郭化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了红四军，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纵队队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1931年6月，毛泽东被“左”倾领导人排挤出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郭化若也被调离红一方面军，任军委二局局长。1932年7月，郭化若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担任军事教官。刚到红校，就被“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党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在拟定名单时，郭化若差点被列为留守人员，幸亏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他才算“榜上有名”。1934年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由于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郭化若被起用为训练处长。由于这时他的“托派”帽子还没有摘，党籍也没恢复，深感开展工作有困难。毛泽东找他谈话：“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要注意总结点军事教育经验。”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正式恢复了郭化若的党籍，他背了7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
谢翰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初，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独立营党代表、红五军第四纵队支队党代表等职。1930年7月，担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他与师长彭鳌指挥部队，在莲塘、方石岭等战役中重创上官云相、韩德勤所部，俘敌上万名。谢翰文在巡查中，看见红军战士押着一群俘虏朝山谷走去。当了解到战士们是在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准备杀害俘虏时，他下令暂缓执行，并立即主持召开了处理战俘的会议，决定执行毛泽东等制定的俘虏政策：对战俘进行教育轮训，愿意留下当红军的，欢迎；不愿留只要不为白军效力，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此事被一些“左”倾错误路线追随者获悉，指责谢翰文“右倾”，“无党的原则”，“搞派别组织”，并要他写出书面检查。谢翰文据理力争，毫不屈服。不久，谢翰文党内外职务被撤，被勒令调离军队。彭德怀出面说话：“谢翰文同志一直做军队工作，我看还是留在部队搞宣传工作好些。”在彭德怀过问下，“左”倾错误路线追随者只得勉强把他留在军队。
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毛泽东在视察陕甘支队听取彭德怀汇报时，了解到谢翰文的情况，感到不平，遂指示有关部门撤销对谢翰文的处分决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谢翰文被起用，任命为西北红军大学校务处长。
宋时轮，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委、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总队长、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等职。1933年春夏之交，由陈毅推荐，宋时轮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在“左”倾领导入主持召开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他为谢维俊、毛泽覃两人据理力争，认为不能处分谢维俊、毛泽覃。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和认可，反而被“左”倾领导人视为另类。
1934年初春，宋时轮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上级参谋科学习时，因挑泥事件被诬陷。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所说“他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团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赴分。
1934年10月，宋时轮以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的身份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田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到职的第一天，他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领导作了汇报。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经组织研究决定，由军团政委程子华等介绍，柬时轮再次入党，党籍从1927年起计算，彻底恢复了宋时轮的政治待遇。
危拱之，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10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在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1932年冬，因危拱之与郭化若建立了恋爱关系，随着“肃反”的扩大化，政治保卫局派人找她谈话，要她秘密监视郭化若，及时报告郭化若的一言一行。对此，危拱之予以严词拒绝。不久，她被苏区中央局“永远开除党籍”，仅被允许留在红军大学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由于中草军委第西局局长叶剑英的建议，危拱之有幸随军长征。在长征中经受的生死考验，使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红一军团政治部领导特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汇报了危拱之的情况，请求恢复她的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底，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亲自出面，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组织上还任命她为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张小灵)
郭化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福建龙岩参加了红四军，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纵队队长、红四军参谋处处长、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职，一直在毛泽东、朱德身边工作。1931年6月，毛泽东被“左”倾领导人排挤出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郭化若也被调离红一方面军，任军委二局局长。1932年7月，郭化若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担任军事教官。刚到红校，就被“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了党籍。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在拟定名单时，郭化若差点被列为留守人员，幸亏新从日本归来的红大训练部长钟伟剑说了话，他才算“榜上有名”。1934年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走上了漫漫长征路。由于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成立，郭化若被起用为训练处长。由于这时他的“托派”帽子还没有摘，党籍也没恢复，深感开展工作有困难。毛泽东找他谈话：“化若同志，你的历史问题会弄清楚的，不要顾虑太多，去了要发挥你的作用，要注意总结点军事教育经验。”1938年7月，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中央组织部正式恢复了郭化若的党籍，他背了7年的沉重历史包袱终于卸下来了。
谢翰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初，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红四军独立营党代表、红五军第四纵队支队党代表等职。1930年7月，担任红三军团三师政委。他与师长彭鳌指挥部队，在莲塘、方石岭等战役中重创上官云相、韩德勤所部，俘敌上万名。谢翰文在巡查中，看见红军战士押着一群俘虏朝山谷走去。当了解到战士们是在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准备杀害俘虏时，他下令暂缓执行，并立即主持召开了处理战俘的会议，决定执行毛泽东等制定的俘虏政策：对战俘进行教育轮训，愿意留下当红军的，欢迎；不愿留只要不为白军效力，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此事被一些“左”倾错误路线追随者获悉，指责谢翰文“右倾”，“无党的原则”，“搞派别组织”，并要他写出书面检查。谢翰文据理力争，毫不屈服。不久，谢翰文党内外职务被撤，被勒令调离军队。彭德怀出面说话：“谢翰文同志一直做军队工作，我看还是留在部队搞宣传工作好些。”在彭德怀过问下，“左”倾错误路线追随者只得勉强把他留在军队。
红军长征到达哈达铺，毛泽东在视察陕甘支队听取彭德怀汇报时，了解到谢翰文的情况，感到不平，遂指示有关部门撤销对谢翰文的处分决定。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谢翰文被起用，任命为西北红军大学校务处长。
宋时轮，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委、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总队长、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等职。1933年春夏之交，由陈毅推荐，宋时轮到江西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在“左”倾领导入主持召开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他为谢维俊、毛泽覃两人据理力争，认为不能处分谢维俊、毛泽覃。他的意见，不仅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和认可，反而被“左”倾领导人视为另类。
1934年初春，宋时轮进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上级参谋科学习时，因挑泥事件被诬陷。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所说“他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团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赴分。
1934年10月，宋时轮以红军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军事教员的身份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找宋时轮谈话，要他出任红十五军田作战科长，协助参谋长主管部队作战。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一年之久的宋时轮，心情格外激动。到职的第一天，他立即将一年前被开除党籍的经过和毛泽东找他谈话的情况，向军团领导作了汇报。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结束后，经组织研究决定，由军团政委程子华等介绍，柬时轮再次入党，党籍从1927年起计算，彻底恢复了宋时轮的政治待遇。
危拱之，女，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青团，1927年4月转为中共党员。1929年10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在军区参谋长萧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1932年冬，因危拱之与郭化若建立了恋爱关系，随着“肃反”的扩大化，政治保卫局派人找她谈话，要她秘密监视郭化若，及时报告郭化若的一言一行。对此，危拱之予以严词拒绝。不久，她被苏区中央局“永远开除党籍”，仅被允许留在红军大学继续从事文艺教育工作。
由于中草军委第西局局长叶剑英的建议，危拱之有幸随军长征。在长征中经受的生死考验，使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红一军团政治部领导特向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汇报了危拱之的情况，请求恢复她的党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1935年底，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主任谭政亲自出面，为危拱之恢复了党籍，组织上还任命她为延安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张小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