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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中海油）公布2015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指标，公司未经审计的油气销售收入约人民币362.5亿元，同比下降32.3%，平均实现油价为48.84美元/桶，同比下降50.7%。一系列数据彰显了行业的困境，也让人不得不对前几年的大肆扩张举动进行反思。
“代价巨大但具有里程碑意义”，曾是社会各界对2012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普遍评价。但仅仅3年时间，当时的荣耀就成了包袱。当原油价格跌到每桶40多美元时，利润仅占2%、成本开支却持续攀升的尼克森已成为中海油的心头大患，而7月份因重大漏油事件导致的停工及环境恢复成本则更是让尼克森举步维艰，并极大拖累了中海油的业绩表现。
回过头来看这些大手笔的海外投资项目，我们究竟该怎么算得失账呢？
从荣耀到包袱
2012年7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61%的现金总对价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并于2013年2月完成交割。这一交易至今仍然是中国企业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收购。
作为“出海战略”之一，中海油曾在2005年以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但因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提价、美国国会反对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挠而放弃。对尼克森的收购其实也颇多周折。
一方面，当时加拿大国内对是否应该由外国国企控股本国的大型资源类公司表现出担忧，反对党更是借此发挥，扬言保守党政府如果批准中海油该笔交易就等于犯下经济叛国罪，重重压力下联邦政府三次延期审批，甚至在批准后马上修订规例，限制今后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加国油砂项目的举动。而另一方面，由于尼克森业务范畴涉及美国，该交易也遭到美国国会议员阻挠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最终顺利完成收购，也是让很多人长舒了一口气。
从中海油经营的角度来看，收购尼克森是对现有资产的补充，从此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毗邻深海优质资源的地方都有了立足之地;往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说，则是中资能源企业踏足西方国家油气勘探开采领域的一个真正开始，有利于扩大能源进口渠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因此，说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完全不为过。
但作为一家经营性企业，在做出如此巨额的海外并购重大决策时，不能只是为资源而资源，获得盈利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虽然两家公司未披露美加监管机构批准交易时可能附加的条件，不过各种信息显示，为了达成这笔交易，中海油当年接受了来自尼克森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一些苛刻的条件，包括：每股收购价格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高达61%;全额承担该公司以往欠下的43亿加元的巨额债务;承诺留用该公司所有员工;新公司总部留在加拿大;中海油在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0%。
如果收购方是其他西方石油公司，会不会花这么大的价钱却接受如此苛刻的收购条件？恐怕未必。市场对此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2013年2月26日，中海油收报15.06港元，下跌1.7%。
不过，中海油方面未能在收购完成之际全面掌控尼克森的管理，某种程度上亦属无奈之举。在此次之前，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都以股权投资为主，而此番中海油则是全盘接受。在尼克森这样一个自成体系的能源公司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巨大商业和政治差异的两股经营管理力量的融合，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与此同时，加拿大高昂的生产成本、原住民的抗议、管道建设遭遇的瓶颈，以及由于尼克森大部分业务分布在加拿大本国外（如美国墨西哥湾），所在国出于安全考虑而针对经营和管理提出的一些限制，都使得中海油在尼克森的经营上面临困难。随后石油价格的雪崩，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多重压力下，中海油不得不展开各方面的调整。
2014年4月，中海油负责海外事务的副总裁方志取代雷恩哈特（Kevin Reinhart）担任尼克森的CEO，此后从高级管理层开始往下陆续有人员调整，当时也一度引起加拿大各界关于此举是否违背了对加方承诺的热烈讨论。
2015年3月，中海油宣布对加拿大及英国逾8亿美元的资产计提减值（write down），尼克森在北美地区裁员340人，在英国裁员60人。
2015年7月，尼克森油砂矿场出現漏油事故。这是阿尔伯塔省（Alberta）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也是近30年来北美地区陆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而原因则与管道的施工质量不达标有关。一时间民间议论纷纷，一些偏激的加拿大网民直接将该事件与尼克森被中国国营企业拥有、加拿大籍高管出局，甚至年初的裁员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中海油的当地形象。阿尔伯塔能源管理局于8月份要求尼克森关闭95条管道的运行，直到尼克森方面采取各种手段证明这些管道的安全性后，才于10月22日取消相关禁令。
从经营而言，说尼克森是中海油的噩梦，似乎也并不为过。
得与失之间的衡量
对于大量中资企业而言，虽然已经有能力跨出海外，但在做大事业版图的同时，所面临危机的种类及危机的传导机制也更加复杂多变。即便地缘政治相对稳定如加拿大，也不能避免行业整体下滑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同为中资石油巨头的中石油3月份在香港举行了公司业绩新闻发布会，副董事长汪东进称，中石油目前正与一家石油跨国公司谈判，希望能交换在加拿大亚省的资产以减轻油价下挫所带来的冲击。
回想2012年，中石油同样在加拿大有大手笔：出资12亿美元从Encana Corp.手中买下位于亚省的Duvernay页岩项目49.9%的权益。此后2014年4月，又以13.2亿加元的代价通过旗下拜昂能源公司（ Brion Energy Corp.），向总部在卡尔加里的阿萨巴斯卡（Athabasca Oil Sands Corp.）收购40% 多佛（Dover）油砂权益，从而全资拥有多佛油砂权益。不幸短短两三年内，这些资产全成了包袱。
再往前看，2010年8、9月，中石化曾联合中海油计划出资70亿美元竞购巴西油气新贵OGX 30%股份及部分油气资产。之后中海油在进行综合评估后退出，中石化与OGX在报价上存在差异，最终该交易未如愿完成。到2013年10月底，OGX即向巴西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原因是他之前估计价值1万亿美元的石油蕴藏被证明是一场空，这也可能是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企业破产案。
客观地说，对一笔并购业务的评价，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能置现下的行业大环境于不顾。中海油首席执行官李凡荣就曾表示，目前中国公司在北美的很多非常规项目处于开发早期，非常规早期开发不盈利是行业的一个规律，因此要谈亏损为时过早。未来相关项目投产后，储量、产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建设、生产等各项生产成本是否在控制范围内，项目长期回报是否符合行业水准，是不是对原有资产结构及资本配置起到改良作用，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再回过头来看一组数据：2009-2013年的新一轮石油并购潮中，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并购一共花费1097亿美元，卖掉资产56亿美元，净支出1041亿美元;埃克森、雪佛龙、康菲三家美国石油公司一共买进资产560亿美元，出手470亿美元，净支出90亿美元;而欧洲的BP 、壳牌、道达尔、安尼公司，一共卖出资产900多亿美元，买进400亿美元，回收500亿美元（数据来源：陈卫东《资源战略“判”当先》）。
即便不能说这些石油巨头是在脱手相关资产，至少这一轮并购潮中，他们对资产的构成有所调整，而来自中国的石油公司恰好成了接手方。这是完全的市场化经营行为，还是背后隐隐受到“规模导向”发展模式的桎梏？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面临“出海困境”的绝不仅仅是能源类巨头。摆在那些想要“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前方的，既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危机。如何在拓展全球版图的同时加强经营决策控制，从而提升抵御行业风险的能力，是这些谋求海外布局的企业所面对的共同课题。 （作者为资深金融从业者，现居多伦多，从事金融理财服务工作，媒体专栏作家。）
“代价巨大但具有里程碑意义”，曾是社会各界对2012年中海油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普遍评价。但仅仅3年时间，当时的荣耀就成了包袱。当原油价格跌到每桶40多美元时，利润仅占2%、成本开支却持续攀升的尼克森已成为中海油的心头大患，而7月份因重大漏油事件导致的停工及环境恢复成本则更是让尼克森举步维艰，并极大拖累了中海油的业绩表现。
回过头来看这些大手笔的海外投资项目，我们究竟该怎么算得失账呢？
从荣耀到包袱
2012年7月，中海油以151亿美元，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61%的现金总对价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并于2013年2月完成交割。这一交易至今仍然是中国企业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收购。
作为“出海战略”之一，中海油曾在2005年以185亿美元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但因竞争对手雪佛龙公司提价、美国国会反对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阻挠而放弃。对尼克森的收购其实也颇多周折。
一方面，当时加拿大国内对是否应该由外国国企控股本国的大型资源类公司表现出担忧，反对党更是借此发挥，扬言保守党政府如果批准中海油该笔交易就等于犯下经济叛国罪，重重压力下联邦政府三次延期审批，甚至在批准后马上修订规例，限制今后外国国有企业收购加国油砂项目的举动。而另一方面，由于尼克森业务范畴涉及美国，该交易也遭到美国国会议员阻挠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最终顺利完成收购，也是让很多人长舒了一口气。
从中海油经营的角度来看，收购尼克森是对现有资产的补充，从此在世界各地几乎所有毗邻深海优质资源的地方都有了立足之地;往产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说，则是中资能源企业踏足西方国家油气勘探开采领域的一个真正开始，有利于扩大能源进口渠道，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因此，说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完全不为过。
但作为一家经营性企业，在做出如此巨额的海外并购重大决策时，不能只是为资源而资源，获得盈利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虽然两家公司未披露美加监管机构批准交易时可能附加的条件，不过各种信息显示，为了达成这笔交易，中海油当年接受了来自尼克森和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一些苛刻的条件，包括：每股收购价格较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溢价高达61%;全额承担该公司以往欠下的43亿加元的巨额债务;承诺留用该公司所有员工;新公司总部留在加拿大;中海油在新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不能超过总人数的50%。
如果收购方是其他西方石油公司，会不会花这么大的价钱却接受如此苛刻的收购条件？恐怕未必。市场对此的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2013年2月26日，中海油收报15.06港元，下跌1.7%。
不过，中海油方面未能在收购完成之际全面掌控尼克森的管理，某种程度上亦属无奈之举。在此次之前，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都以股权投资为主，而此番中海油则是全盘接受。在尼克森这样一个自成体系的能源公司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有着巨大商业和政治差异的两股经营管理力量的融合，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与此同时，加拿大高昂的生产成本、原住民的抗议、管道建设遭遇的瓶颈，以及由于尼克森大部分业务分布在加拿大本国外（如美国墨西哥湾），所在国出于安全考虑而针对经营和管理提出的一些限制，都使得中海油在尼克森的经营上面临困难。随后石油价格的雪崩，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
多重压力下，中海油不得不展开各方面的调整。
2014年4月，中海油负责海外事务的副总裁方志取代雷恩哈特（Kevin Reinhart）担任尼克森的CEO，此后从高级管理层开始往下陆续有人员调整，当时也一度引起加拿大各界关于此举是否违背了对加方承诺的热烈讨论。
2015年3月，中海油宣布对加拿大及英国逾8亿美元的资产计提减值（write down），尼克森在北美地区裁员340人，在英国裁员60人。
2015年7月，尼克森油砂矿场出現漏油事故。这是阿尔伯塔省（Alberta）自2010年以来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也是近30年来北美地区陆上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之一，而原因则与管道的施工质量不达标有关。一时间民间议论纷纷，一些偏激的加拿大网民直接将该事件与尼克森被中国国营企业拥有、加拿大籍高管出局，甚至年初的裁员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影响了中海油的当地形象。阿尔伯塔能源管理局于8月份要求尼克森关闭95条管道的运行，直到尼克森方面采取各种手段证明这些管道的安全性后，才于10月22日取消相关禁令。
从经营而言，说尼克森是中海油的噩梦，似乎也并不为过。
得与失之间的衡量
对于大量中资企业而言，虽然已经有能力跨出海外，但在做大事业版图的同时，所面临危机的种类及危机的传导机制也更加复杂多变。即便地缘政治相对稳定如加拿大，也不能避免行业整体下滑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同为中资石油巨头的中石油3月份在香港举行了公司业绩新闻发布会，副董事长汪东进称，中石油目前正与一家石油跨国公司谈判，希望能交换在加拿大亚省的资产以减轻油价下挫所带来的冲击。
回想2012年，中石油同样在加拿大有大手笔：出资12亿美元从Encana Corp.手中买下位于亚省的Duvernay页岩项目49.9%的权益。此后2014年4月，又以13.2亿加元的代价通过旗下拜昂能源公司（ Brion Energy Corp.），向总部在卡尔加里的阿萨巴斯卡（Athabasca Oil Sands Corp.）收购40% 多佛（Dover）油砂权益，从而全资拥有多佛油砂权益。不幸短短两三年内，这些资产全成了包袱。
再往前看，2010年8、9月，中石化曾联合中海油计划出资70亿美元竞购巴西油气新贵OGX 30%股份及部分油气资产。之后中海油在进行综合评估后退出，中石化与OGX在报价上存在差异，最终该交易未如愿完成。到2013年10月底，OGX即向巴西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原因是他之前估计价值1万亿美元的石油蕴藏被证明是一场空，这也可能是拉丁美洲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企业破产案。
客观地说，对一笔并购业务的评价，既不能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能置现下的行业大环境于不顾。中海油首席执行官李凡荣就曾表示，目前中国公司在北美的很多非常规项目处于开发早期，非常规早期开发不盈利是行业的一个规律，因此要谈亏损为时过早。未来相关项目投产后，储量、产量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建设、生产等各项生产成本是否在控制范围内，项目长期回报是否符合行业水准，是不是对原有资产结构及资本配置起到改良作用，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再回过头来看一组数据：2009-2013年的新一轮石油并购潮中，中国三大石油公司并购一共花费1097亿美元，卖掉资产56亿美元，净支出1041亿美元;埃克森、雪佛龙、康菲三家美国石油公司一共买进资产560亿美元，出手470亿美元，净支出90亿美元;而欧洲的BP 、壳牌、道达尔、安尼公司，一共卖出资产900多亿美元，买进400亿美元，回收500亿美元（数据来源：陈卫东《资源战略“判”当先》）。
即便不能说这些石油巨头是在脱手相关资产，至少这一轮并购潮中，他们对资产的构成有所调整，而来自中国的石油公司恰好成了接手方。这是完全的市场化经营行为，还是背后隐隐受到“规模导向”发展模式的桎梏？
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面临“出海困境”的绝不仅仅是能源类巨头。摆在那些想要“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前方的，既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深不可测的危机。如何在拓展全球版图的同时加强经营决策控制，从而提升抵御行业风险的能力，是这些谋求海外布局的企业所面对的共同课题。 （作者为资深金融从业者，现居多伦多，从事金融理财服务工作，媒体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