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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此后在社会各界，特别在环保、生态及文化领域引起广泛关注，不仅得到了国内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肯定，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当人们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时，其实人类已经开始受到自然无情的惩罚；当人们自豪地描述20世纪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智慧空前发挥等这些历史性变化时，一个全球性的忧虑也在急剧增长：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生命的未来令人担忧。
人类处理不好与自然的矛盾，就不可能处理好内部的社会矛盾。所谓“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让每一代人能够自觉为下一代人考虑，这在本质上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信仰。这就要求我们重建一种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张人类抛弃统治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以宽阔的胸襟平等地对待大自然，确立面向人类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大自然按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这就是新时代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发起者和策动者。
潘岳，作为执政党的一名高层官员，在洞悉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研究世界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深思熟虑，高瞻远瞩，首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人类社会告别20世纪，进入蓬勃发展的21世纪。新世纪凸现新的发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
潘岳认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生态危机的全新挑战，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人的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建设一个和谐之国家，就要用时代的发展要求审视自己，用宽广的目光透视世界，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500多年，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得到飞速发展。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以重要启发，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本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球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对这种内在本质违反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潘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新兴力量，正在逐步的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的转型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要全面更新思想文化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要求。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社会，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
2005年3月12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2006年4月17日，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报告的标题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中的重要内容。
2006年6月间，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前奏曲，潘岳顺时应势，发表了《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文章。
文章中以丰富的历史和现实资料、透彻与精辟的理论分析界定了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其辩证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和谐观进行了深刻剖析，从思想方向、文化基础、战略目标、制度支撑等四大方面提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设想，独到和新颖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文章指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体现了解决环境问题战略思想的演变，广泛涉及环境技术、经济发展方式、文化理念的转变。
文章指出，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前我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而且在“唯生产力论”的误导下，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丧失和信仰危机，追求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惟一目标，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束缚。再次，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没对现代文明中的真谛吸纳多少。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为的短视。
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实践依据。
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高速，深层次的矛盾日益体现，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环境问题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实现了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第二大石油和电力消费国。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幅已远远高于同期GDP增幅。而创造的GDP仅是世界的4％。 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全世界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国占一半。
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1/5。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
同样，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中有3/4与环境恶化有关。
全人类达成共识的是，环境与安全、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被当作是“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也曾以主权为由，将环境问题属地化，在中国周边乃至泛太平洋地区招致越来越频繁而激烈的抗议。
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环境的不公加重着社会不公。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但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理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个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潘岳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总结。
2003年9月，潘岳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亚太地区大学校长务虚会上强调，目前民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环境教育，是解决环境问题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2005年5月，潘岳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发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
2005年6月，潘岳在“绿色中国”论坛指出，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2005年10月，潘岳在“绿色中国与青年”论坛指出，“绿色中国”是可持续，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中国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
2006年9月16日，在第十一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潘岳作《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发言，指出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2005年5月，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上，潘岳发言：谁想在中国长久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明内涵。“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使中华民族延绵了几千年。中国未来的文明内涵是什么？是可持续的、绿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潘岳把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现代工业文明史进行有机的结合，深入浅出地阐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潘岳认为，中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主张；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准则；佛家的“善待万物”的理念，都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中华文明精神，都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
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亚洲“四小龙”就通过把儒学与资本主义结合，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病。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大中华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成就了他们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这一东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还令许多中外学者兴奋不已。
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潘岳指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本质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生态问题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终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向发达国家讨还生态成本。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潘岳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昭示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了国内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肯定，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在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等等诸多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积极评价，而且引起网友的共鸣和国际社会的赞誉。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教授李晓安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剖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它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李晓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其中心的理念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打开网上“百度”搜索引擎，输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看到近7000项符合要求的内容。许多人发出极有见地的评论。
“读潘岳同志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地感觉到了理论文章的内涵，而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由此来看，生态文明又是一种实践，一种需要继续的实践。”
“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无疑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生态文明的提出就是对这种重要性的反映。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和谐，而生态文明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通的。”
在全世界拥有会员的国际性NGO奥伊斯嘉国际组织总裁奥伊斯嘉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将会全力支持实现绿色中国的目标。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凯瑟琳·戴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不仅将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建设格局中，发挥着积极而有意义的影响。
■ 环境友好型社会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200多处提及包含环境友好涵义的“无害环境的”概念，并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理念。随后，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得到大力提倡和开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又提出实行环境友好土地利用和环境友好流域管理，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发展环境友好农业、环境友好建筑业等。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多次提及环境友好材料、产品与服务等概念。2004年，日本政府在其《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提出，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
生态学 (ecology)一词由德国学者E.H.Haeckel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不同学者对生态学有不同的定义。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年)的定义是“科学的自然历史”；澳大利亚生态学家Andrewartha(1954年)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分布与多度的科学，强调了对种群动态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Odum(1953年)的定义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中国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 生态改变生活
生态建筑学、生态动物学、生态环境学、生态旅游学、生态经济学等等许许多多新的实用性的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凸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创立的重要性和思想上的指导意义 。生态餐厅、生态装修、生态住宅、生态服装、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生态博物馆、生态学校、生态农业等等许许多多的名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都昭示着“生态”已经逐步容入人们的生活，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自1995年以来，全国共有528个市（区）成为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生态村的标准也已出台运行。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提出的2007年的环保主题词是“环境友好”。
当人们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时，其实人类已经开始受到自然无情的惩罚；当人们自豪地描述20世纪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智慧空前发挥等这些历史性变化时，一个全球性的忧虑也在急剧增长：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人口越来越多，资源越来越少，生命的未来令人担忧。
人类处理不好与自然的矛盾，就不可能处理好内部的社会矛盾。所谓“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让每一代人能够自觉为下一代人考虑，这在本质上不仅仅是科学，更是信仰。这就要求我们重建一种文明观，这种文明观主张人类抛弃统治自然、主宰自然的观念，以宽阔的胸襟平等地对待大自然，确立面向人类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维护生态平衡的观念，促进大自然按其自身规律向前发展，这就是新时代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发起者和策动者。
潘岳，作为执政党的一名高层官员，在洞悉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研究世界发展史和中华文明史，深思熟虑，高瞻远瞩，首度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人类社会告别20世纪，进入蓬勃发展的21世纪。新世纪凸现新的发展，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2006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首次正式提出。
潘岳认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面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如生态危机的全新挑战，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人的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作为影响世界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建设一个和谐之国家，就要用时代的发展要求审视自己，用宽广的目光透视世界，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了500多年，世界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得到飞速发展。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但是也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思索超越了生态学范围，生态运动成为集环保、和平、女权为一体的全球性政治运动。生态运动所提倡的基层性民主、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生产是为社会需要而不仅是为了市场利润、结果的平等、社会与环境公平、人与自然和谐等主张，给一些左冀学者以重要启发，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引导生态运动，为社会主义寻找新的出路。
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本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这核心中的核心。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球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就要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更能达到生态平衡，因为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不是以利润为生产目的，其现实环境问题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造成的，恰恰是对这种内在本质违反的结果。世界资源环境矛盾为社会主义重新崛起创造了条件。
潘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了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生态殖民主义愈演愈烈。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悄悄的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保健、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使它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如今的环境问题，早已超过一国一区而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要取得共识，就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公平。
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中国作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的新兴力量，正在逐步的影响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的转型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要全面更新思想文化体系。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要求。
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也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社会，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
2005年3月12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如果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化，如果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与资源能源矛盾尖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难以实现的。”
2006年4月17日，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报告的标题就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纲要》中的重要内容。
2006年6月间，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前奏曲，潘岳顺时应势，发表了《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文章。
文章中以丰富的历史和现实资料、透彻与精辟的理论分析界定了和谐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及其辩证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下的和谐观进行了深刻剖析，从思想方向、文化基础、战略目标、制度支撑等四大方面提出了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设想，独到和新颖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
文章指出，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是要全面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对现在所有社会主义运动的借鉴和超越，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我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提出，体现了解决环境问题战略思想的演变，广泛涉及环境技术、经济发展方式、文化理念的转变。
文章指出，环境问题是环境友好型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但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因为思想文化决定了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设定。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以前我们只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斗争哲学，而且在“唯生产力论”的误导下，认为单纯的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其次，优秀传统文化的缺位加重了道德丧失和信仰危机，追求物质财富已成为社会惟一目标，人与自然和谐为内核的传统文化被视为发展的束缚。再次，我们抛弃了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也没对现代文明中的真谛吸纳多少。思想上的片面必然导致认识的错误，文化上的缺失必然造成行为的短视。
环境友好型社会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来促进公众参与，通过绿色GDP和环保问责来强化官员的正确政绩观；通过强化环境法规来保障人们的环境权益，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奠定制度基础；通过环境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为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了实现途径；通过倡导以人为本，重视人文精神，反对极端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提倡人人互助团结的社会风气，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提供了文化氛围；通过一系列环境资源的分配机制与环境经济新政策，来防范环境风险，保障人民健康，关注社会热点，化解群众矛盾，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了稳定保障。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实践依据。
随着经济发展的日益高速，深层次的矛盾日益体现，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特别是环境问题成为人类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亟待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实现了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已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第二大石油和电力消费国。能源、原材料产量的增幅已远远高于同期GDP增幅。而创造的GDP仅是世界的4％。 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全世界20个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国占一半。
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1/5。这样一个庞然大物，要么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要么成为全球最大的污染源。
同样，在过去的50年中，世界经济增长了20倍，工业生产增长了50倍，使得许多区域性、分散性的环境问题也连成一片。全球变暖、土地退化、森林锐减、水资源紧缺、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等。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告说，每年死亡的4900万人口中有3/4与环境恶化有关。
全人类达成共识的是，环境与安全、健康、知识、治理等五大要素被当作是“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也曾以主权为由，将环境问题属地化，在中国周边乃至泛太平洋地区招致越来越频繁而激烈的抗议。
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环境的不公加重着社会不公。
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但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思想理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有一个思想和理论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世界要进步，中国要发展，就必须把环境问题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潘岳为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总结。
2003年9月，潘岳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同济大学亚太地区大学校长务虚会上强调，目前民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进行持续和深入的环境教育，是解决环境问题必不可少的保障条件。
2005年5月，潘岳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发言指出，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扭曲的发展观
2005年6月，潘岳在“绿色中国”论坛指出，作为五千年文明的大国，中国必当负起大国的责任。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2005年10月，潘岳在“绿色中国与青年”论坛指出，“绿色中国”是可持续，民主，公平，和谐的社会主义中国。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中国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
2006年9月16日，在第十一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潘岳作《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的发言，指出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这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提出的时代意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2005年5月，在第九届《财富》全球论坛上，潘岳发言：谁想在中国长久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明内涵。“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使中华民族延绵了几千年。中国未来的文明内涵是什么？是可持续的、绿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潘岳把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现代工业文明史进行有机的结合，深入浅出地阐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
潘岳认为，中华文明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绝不能再成为生态文明的迟到者。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
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主张；道家的“道法自然”的准则；佛家的“善待万物”的理念，都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中华文明精神，都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
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而亚洲“四小龙”就通过把儒学与资本主义结合，克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弊病。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大中华文化与西方制度的结合，成就了他们在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经济奇迹。这一东西文明合璧的成功范例，至今还令许多中外学者兴奋不已。
中华民族此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建设一个绿色的、可持续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绿色崛起是中华民族最为迫切的选择。
潘岳指出，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本质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生态问题必将成为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终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重新团结起来向发达国家讨还生态成本。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生态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前提。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生态文明的建设将促进中华民族的跨越发展。
潘岳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它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必促成社会主义真正代替资本主义，必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昭示着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了国内思想界、理论界、文化界和经济界的肯定，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民众的呼声。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提出，在理论界、经济界、文化界、科技界等等诸多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积极评价，而且引起网友的共鸣和国际社会的赞誉。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系教授李晓安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文，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剖析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超越，也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它的提出使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持续发展的生命力。
李晓安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建立和谐社会的内涵是一致的。实际上，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并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坚持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的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其中心的理念是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共同发展，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坚持人与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
打开网上“百度”搜索引擎，输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可以看到近7000项符合要求的内容。许多人发出极有见地的评论。
“读潘岳同志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真正地感觉到了理论文章的内涵，而生态文明并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它与中国的科学发展观相结合，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结合，由此来看，生态文明又是一种实践，一种需要继续的实践。”
“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生态问题无疑是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生态文明的提出就是对这种重要性的反映。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追求和谐，而生态文明追求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相通的。”
在全世界拥有会员的国际性NGO奥伊斯嘉国际组织总裁奥伊斯嘉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将会全力支持实现绿色中国的目标。
欧盟环境总司司长凯瑟琳·戴认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建设，不仅将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在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建设格局中，发挥着积极而有意义的影响。
■ 环境友好型社会
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200多处提及包含环境友好涵义的“无害环境的”概念，并正式提出了“环境友好的”理念。随后，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得到大力提倡和开发。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社会又提出实行环境友好土地利用和环境友好流域管理，建设环境友好城市，发展环境友好农业、环境友好建筑业等。2002年召开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多次提及环境友好材料、产品与服务等概念。2004年，日本政府在其《环境保护白皮书》中提出，要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生态学
生态学 (ecology)一词由德国学者E.H.Haeckel于1866年提出,他认为：“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
不同学者对生态学有不同的定义。英国生态学家Elton(1927年)的定义是“科学的自然历史”；澳大利亚生态学家Andrewartha(1954年)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有机体的分布与多度的科学，强调了对种群动态的研究；美国生态学家Odum(1953年)的定义是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科学；中国生态学家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
■ 生态改变生活
生态建筑学、生态动物学、生态环境学、生态旅游学、生态经济学等等许许多多新的实用性的生态学的研究和实践，凸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创立的重要性和思想上的指导意义 。生态餐厅、生态装修、生态住宅、生态服装、生态农业、生态养殖、生态博物馆、生态学校、生态农业等等许许多多的名称，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但都昭示着“生态”已经逐步容入人们的生活，改变和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自1995年以来，全国共有528个市（区）成为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单位，生态村的标准也已出台运行。
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提出的2007年的环保主题词是“环境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