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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古都南京有一座紫金山,松柏繁茂,景色宜人。山南有一座雄伟建筑——中山陵,登高俯瞰,状如平卧在绿茵毯上的自由钟。山下孙中山的铜像是钟的尖顶,半月形的广场是钟顶圆弧;陵墓顶端墓室的穹顶,就像一棵溜圆的钟摆锤。这个墓址东起灵谷寺,西临明孝陵,南达钟汤路,约占地一百三十公顷;从1926年3月12日动工,至1929年6月1日基本完工,历时三年多。据文物建筑专家说,中山陵成功地诠释了中山先生人格之伟大、理想之高远以及思辩之深邃,进而以建筑艺术再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关键历程。1929年5月28日至6月1日,孙中山的棺木极其隆重地由北平西山碧云寺移至南京中山陵。这一葬礼被称为“奉安大典”。“奉安”,是古代安葬国君之父的专称。因为孙中山被尊为“国父”,所以他的移灵仪式被称之为“奉安大典”。当时罗家伦填写了一首奉安歌:“大道兮填填,哀歌兮极天,肃奉安兮国父,灵輀兮计迁……”“灵輀”即灵车之意。
中山陵这个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山东东平人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吕彦直,字仲宜,1894年生于天津,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13年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受到美国建筑师墨菲的指导,1921年归国。1925年9月27日,由他设计的自由钟形图案在四十多份应征稿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头等奖。评委有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大师朴斯。评委们一致认为这份图纸“简朴典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因而吕彦直被聘为中山陵的建筑师,主持设计建设详图及监工事务。1926年,他又设计了广州中山纪念堂及中山纪念碑。1929年3月18日,这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五岁。
国人对于共和缔造者孙中山的敬仰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中山陵的建筑和“奉安大典”当时也有些另类表达。对于此举进行“腹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1928年5月20日是个星期日。从上海到南京参加教育会议的胡适偷闲一日,跟蔡元培夫妇、杨杏佛等友人游紫金山。下午杨杏佛提议游紫霞洞,在洞前可望见孙中山陵。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记了一句话:“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据1925年5月15日孙中山葬礼筹委会发布的消息,说陵墓的建筑应遵循简朴、庄严、坚固的基本原则,避免奢侈华贵,整体建筑预算费用以三十万元为限。但中山陵基本落成时,耗资已达一百五十万银元,显然已经远远突破了预算。
在现存胡适日记中,无“奉安大典”期间的日记,故不知他当时的感想。但1934年2月3日的胡适日记中突然冒出了以下这段话:“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既方便游览,也可省不少的费。此墓修得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当时胡适正在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八次董事常会,到中央饭店赴赵述廷的饭局后,跟老友任鸿隽、陈衡哲同游紫金山。胡适当时的感想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耗资甚巨。二、那四百级台阶的设计不尽合理。三、营造伟人纪念设施,以其死后半世纪至一世纪为宜。据我理解,胡适的意思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留待时间的检验。“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估计是当时因建陵而占耕地、平祖坟,引发了一些民怨。
跟胡适的态度有所不同,鲁迅对中山陵的修建及奉安大典没有直接予以评价,但他却根据1928年4月6日《申报》上的一段记事撰写了杂文《太平歌诀》。这段记事写的是:“南京市今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按:指孙中山)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陵,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鲁迅认为,“你造中山陵,与我何相干”——已将市民“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欢迎喜鹊,憎厌枭鸣”,而鲁迅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提醒他们从南京市民“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中正视黑暗的社会现象,而不要“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空言“最后的胜利”。
1929年5月,鲁迅正从上海回北平短期探亲,当时正值“奉安大典”期间。孙中山的灵柩从北平西山碧云寺运至前门火车站,由二百八十三名扛夫分三批轮流抬,所到之处需搭牌坊举行路祭。鲁迅同年5月23日致许广平的原信中说:“今日路过前门车站,看见很扎着些素彩牌坊了,但这些典礼,似乎只有少数人在忙。”这里说的仍是民众态度的冷漠,跟《太平歌诀》中表达的看法完全一致。
中山陵落成之后,自然成为国民党党政要员进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但悼念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同的政治图谋和内部的四分五裂,失去了祭祀的真实意义。1931年12月25日,鲁迅在《十字街头》第二期发表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首诗描写当年12月23日上午8时,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在南京谒陵的一幕。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通电“促蒋下野”,宁粤双方矛盾加剧,蒋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职,“翩然下野”,于22日回到原籍浙江奉化“隐居”。“各自想拳经”,正是对宁粤斗法的辛辣讽刺。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同去祭拜孙中山,但却都背叛了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鲁迅予以辛辣嘲讽。
1932年1月23日,鲁迅又为日本友人高良富子题写了一首七绝:“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墓鸦。”诗中的“崇陵”即指南京中山陵。当年年初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一无军权,二无财权,只好到中山陵前去哭陵。在感到“独力难支之际”,孙科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赴南京共同维持,但蒋、汪、胡等或称“故”,或称“病”,扭捏作态,“恝然置国家之危难于脑后”。直到1月21日,蒋、汪才勉强进京,而胡汉民仍声明“暂不北上入京”。“泪洒崇陵噪暮鸦”,象征了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和日暮途穷,非陵中长眠的孙中山所能拯救。
谈到“奉安大典”,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态度。1928年,宋庆龄正流亡在德国。1929年3月26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想派她的二弟宋子良(一说派三弟宋子安)劝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归国前,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她重申了孙中山学说的基本原则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惟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载1929年6月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她强调,她参加孙中山葬礼,绝不意味着她的政治态度有任何变化。“奉安大典”结束的当晚,宋庆龄立即跟母亲、弟弟离开南京返回上海。
中山陵这个中国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山东东平人吕彦直先生设计的。吕彦直,字仲宜,1894年生于天津,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于1913年赴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学习,受到美国建筑师墨菲的指导,1921年归国。1925年9月27日,由他设计的自由钟形图案在四十多份应征稿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头等奖。评委有画家王一亭、雕刻家李金发、南洋大学校长凌鸿勋、德国建筑大师朴斯。评委们一致认为这份图纸“简朴典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因而吕彦直被聘为中山陵的建筑师,主持设计建设详图及监工事务。1926年,他又设计了广州中山纪念堂及中山纪念碑。1929年3月18日,这位才华横溢的设计师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五岁。
国人对于共和缔造者孙中山的敬仰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中山陵的建筑和“奉安大典”当时也有些另类表达。对于此举进行“腹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胡适。1928年5月20日是个星期日。从上海到南京参加教育会议的胡适偷闲一日,跟蔡元培夫妇、杨杏佛等友人游紫金山。下午杨杏佛提议游紫霞洞,在洞前可望见孙中山陵。胡适在当天日记中记了一句话:“造墓费预算一百万两。”据1925年5月15日孙中山葬礼筹委会发布的消息,说陵墓的建筑应遵循简朴、庄严、坚固的基本原则,避免奢侈华贵,整体建筑预算费用以三十万元为限。但中山陵基本落成时,耗资已达一百五十万银元,显然已经远远突破了预算。
在现存胡适日记中,无“奉安大典”期间的日记,故不知他当时的感想。但1934年2月3日的胡适日记中突然冒出了以下这段话:“饭后与叔永、莎菲同出城,上孙中山墓,此为我第一次游此墓的全部,前此皆到墓门而已。墓的建筑太费,实不美观。若修路直到墓前,除去那四百级石筑,既方便游览,也可省不少的费。此墓修得太早。若留待五十年或百年后人追思而重建,岂不更好?今乃倾一时的财力,作此无谓之奢侈,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而已。”当时胡适正在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八次董事常会,到中央饭店赴赵述廷的饭局后,跟老友任鸿隽、陈衡哲同游紫金山。胡适当时的感想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耗资甚巨。二、那四百级台阶的设计不尽合理。三、营造伟人纪念设施,以其死后半世纪至一世纪为宜。据我理解,胡适的意思是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留待时间的检验。“空使中山蒙恶名于后世”,估计是当时因建陵而占耕地、平祖坟,引发了一些民怨。
跟胡适的态度有所不同,鲁迅对中山陵的修建及奉安大典没有直接予以评价,但他却根据1928年4月6日《申报》上的一段记事撰写了杂文《太平歌诀》。这段记事写的是:“南京市今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按:指孙中山)墓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歌诀约有三种:(一)人来叫我魂,自叫自当承。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二)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急早回家转,免去顶坟坛。(三)你造中山陵,与我何相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后略)鲁迅认为,“你造中山陵,与我何相干”——已将市民“对于革命政府的关系,对于革命者的感情,都已写得淋漓尽致”。“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则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当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欢迎喜鹊,憎厌枭鸣”,而鲁迅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提醒他们从南京市民“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中正视黑暗的社会现象,而不要“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空言“最后的胜利”。
1929年5月,鲁迅正从上海回北平短期探亲,当时正值“奉安大典”期间。孙中山的灵柩从北平西山碧云寺运至前门火车站,由二百八十三名扛夫分三批轮流抬,所到之处需搭牌坊举行路祭。鲁迅同年5月23日致许广平的原信中说:“今日路过前门车站,看见很扎着些素彩牌坊了,但这些典礼,似乎只有少数人在忙。”这里说的仍是民众态度的冷漠,跟《太平歌诀》中表达的看法完全一致。
中山陵落成之后,自然成为国民党党政要员进行祭祀活动的地方。但悼念的背后常常隐藏着不同的政治图谋和内部的四分五裂,失去了祭祀的真实意义。1931年12月25日,鲁迅在《十字街头》第二期发表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这首诗描写当年12月23日上午8时,参加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在南京谒陵的一幕。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以汪精卫为首的“广州国民政府”通电“促蒋下野”,宁粤双方矛盾加剧,蒋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之职,“翩然下野”,于22日回到原籍浙江奉化“隐居”。“各自想拳经”,正是对宁粤斗法的辛辣讽刺。这些国民党中央委员同去祭拜孙中山,但却都背叛了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所以鲁迅予以辛辣嘲讽。
1932年1月23日,鲁迅又为日本友人高良富子题写了一首七绝:“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墓鸦。”诗中的“崇陵”即指南京中山陵。当年年初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孙科一无军权,二无财权,只好到中山陵前去哭陵。在感到“独力难支之际”,孙科呼吁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赴南京共同维持,但蒋、汪、胡等或称“故”,或称“病”,扭捏作态,“恝然置国家之危难于脑后”。直到1月21日,蒋、汪才勉强进京,而胡汉民仍声明“暂不北上入京”。“泪洒崇陵噪暮鸦”,象征了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和日暮途穷,非陵中长眠的孙中山所能拯救。
谈到“奉安大典”,还有必要介绍一下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态度。1928年,宋庆龄正流亡在德国。1929年3月26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蒋介石想派她的二弟宋子良(一说派三弟宋子安)劝她回国参加“奉安大典”。归国前,宋庆龄发表了《关于不参与国民党任何工作的声明》。她重申了孙中山学说的基本原则是:“(1)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与中国惟一真正的革命朋友苏联密切合作。(3)实现工农政策。”(载1929年6月1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她强调,她参加孙中山葬礼,绝不意味着她的政治态度有任何变化。“奉安大典”结束的当晚,宋庆龄立即跟母亲、弟弟离开南京返回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