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的报人品格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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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张季鸾一生对办报情有独钟,甘愿做一名穷记者,以文章报国,哪怕放弃加官进爵的机会也在所不辞。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值得称道,其报人品格可圈可点,堪为一代报人典范。
  【关键词】张季鸾 报人品格 意义
  一、张季鸾生平
  张炽章,字季鸾,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张季鸾从小便天资聪慧,勤奋好学,写的一手好文章。1902年秋,15岁的张季鸾在陈兆璜的资助下,拜“关学”大儒刘古愚为师,在烟霞草堂就学。这位刘古愚老先生对张季鸾的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张季鸾扎实的国学基础就是在刘古愚那习得,其崇尚正义,为人正直的性格、务实的作风和激进的民主思想也是在那养成,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了张季鸾毕生的理想。
  在有幸得到陕西学台沈卫的赏识后,1905年,陕西高等学堂派遣35名官费生留学日本,张季鸾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取得了赴日留学的资格,此时的张季鸾是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留学日本成为了张季鸾人生的一大转折点。
  张季鸾到日本后,深感中国的落后与闭塞,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兴趣,他潜心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感到钦佩与羡慕,思想观念开始产生微妙的变化。在同乡人康心浮的介绍下,认识了孙中山,被其非凡的魄力和传奇的人生经历所吸引,加上受到三民主义的影响,从孙中山这里找到了救国的良方,看到了希望,故而决心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迅速席卷大半个中国,南方诸省纷纷相继独立,脱离清廷。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季鸾任总统府秘书,执笔起草了总统就职宣言。此文一出,蜚声海内外。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张季鸾随即离开南京临时政府。之后,1913年初,张季鸾等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张季鸾开始独立从事新闻事业,大获成功,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之一。
  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复刊,是为新记《大公报》,张季鸾开始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共事,三人被称为《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张季鸾则任《大公报》的总编辑兼副总经理,负责《大公报》的言论。至此,张季鸾的后半生便与《大公报》紧密相联,结下了不解之缘。
  1941年9月6日,一代报人张季鸾在重庆病逝,终年53岁。张季鸾去世后,重庆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仪式,社会名流纷纷吊唁,国共两党亦评价甚高。张季鸾的一生功在社会国家,堪称一代国士。
  二、张季鸾的报人品格
  张季鸾一生对办报情有独钟,甘愿做一名穷记者,以文章报国,哪怕放弃加官进爵的机会也在所不辞。在那个大动荡的时代,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精神值得称道,其报人品格可圈可点,堪为一代报人典范。
  1、张季鸾政治上爱国爱民,始终追求进步。生逢乱世,军阀混战,政治动荡,国家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报人动辄得咎,死于非命。张季鸾鹤立鸡群,忧国忧民,敢于针砭时弊,抨击权贵。
  怀有报恩之心。早年,张季鸾师从刘古愚,他是一位颇具傲骨、刚正不阿的爱国志士,张季鸾的报恩之心便从这里开始萌发。何谓报恩,在张季鸾看来,是为报亲恩、报师恩、报国恩,是为报恩主义,这种报恩不是狭隘的,而是报一切恩,特别是国家民族之恩惠。
  三骂军阀。张季鸾不畏权贵,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根本,接手主持新记《大公报》后,曾经“三骂”军阀,一时之间成为佳话,其一为骂吴佩孚,其二为骂汪精卫,其三为骂如日中天的蒋介石。
  坚持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张季鸾决定以“明耻教战”为《大公报》今后的宣传方针,并发表了题为《明耻教战》的社评,正式向读者介绍了这一方针。张季鸾肯定了青年们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号召国民加强军事准备,图强雪耻,最终将日寇赶出中国。此后,张开辟了“明耻”和“教战”两个专栏,前者由王芸生等编辑,系统讲述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对日屈辱史,后者则聘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专门刊登军事知识,以此传授国人。
  2、作为一名报人,张季鸾具仁爱之心,重视青年,为人正直,乐于交友,人缘甚广。仁爱之心,重视青年。1927年,蒋介石与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到处逮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其中大量青年遭到残酷杀害。张季鸾发文《党祸》,猛烈抨击蒋介石屠杀进步青年,摧残国家栋梁,实为国家之罪人,并为大量青年遇害感到痛惜与愤慨。张季鸾重视青年,认为青年是国家之栋梁,救国之希望,要积极引导和栽培青年,关怀青年的成长。张季鸾具仁爱之心,乐于助人,时常对友人伸以援手。“七君子”案发生后,张季鸾劝蒋放人,不要杀害这些爱国忠良之士。对于“西安事变”后被一直软禁的张学良将军,张季鸾则劝说蒋介石还其自由,放其抗日,蒋介石不从,张季鸾则为张学良的命运前途悲叹。
  为人正直,不贪图功名利禄。张季鸾本可以做官,步入仕途。但是,他却甘愿做一名穷记者,以办报为生,以文章报国,秉笔直书,名闻天下。一次,国民党高层想贿赂张季鸾和《大公报》,金钱数额很高,妄图用钱封住其口和笔,然而张季鸾不为所动,命人将钱全部退回,还告诫编辑部人员莫要为金钱所动,文人要穷,才能写的出好文章来。
  乐于交友,人缘甚广。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张季鸾和胡适的友情。此二人是莫逆之交,经历相似,互为知己,相互合作,配合默契,友情深厚,堪称文人报国两昆仑,开创了中国近代文人参政的新局面。张季鸾的人缘极佳,民国时期的名人大都与之有过交往,他们乐于与张季鸾打交道,建立关系,并引以为荣。张季鸾本人为人直爽,待人真诚,心胸宽广,慷慨大方,况且品德高尚,故而受人欢迎,结交甚广。
  3、作为一名报人,任《大公报》总编辑和负责其言论的张季鸾自诩为“自由知识分子”,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始终追求言论独立和新闻自由,坚守职业道德,以文章报国,堪称一代“文人论政”的典范。   张季鸾性格上颇为直爽,崇尚道义,在办报上很有一套,有自己的原则。在张季鸾看来,报纸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应该真实、客观、公正和独立。因此,在其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中,明确提出“四不”办报方针,以此作为《大公报》的总的指导原则。
  为了很好地践行“四不”方针,保持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张季鸾坚持不求权、不求财、不求名,故而,在接手《大公报》之初,凡写评论,不署名。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对待中共上,张季鸾很好地履行了“不党”和“不盲”,做到了客观公正。他拒不服从国民党的指令,不称中共为“共匪”,不称红军为“匪军”,从不污蔑谩骂,而且报道中共,视中共为一政党,与国民党同等对待,一视同仁。不仅如此,张季鸾坚持国共要合作抗日,最早主张两党和谈。
  《大公报》作为一张“政企合一”型的报纸,张季鸾经常在上面发表社评和各种评论文章,以其为武器,针砭时弊,积极论政、议政、参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对社会和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张季鸾报人品格的启示意义
  从张季鸾的一生来看,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报人,更是一位出色的报刊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新闻界叱咤风云,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报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新时代需要张季鸾这样的新闻从业者的出现,其报人品格对于今天的中国报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张季鸾称得上是一个“全能报人”,这一点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张季鸾学识渊博,业务精干,他担任《大公报》主笔、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不仅擅长新闻业务,而且会经营管理。他结交甚广,不仅干得好报人一职,而且还是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达官贵人至三教九流,都与其有过往来。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他能够从容不迫,往来于各种社会势力之间,打听消息,获取信息,为新闻工作服务。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复合型人才,随着媒介产业化进程的加快、信息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和媒介融合趋势的加强,新闻界也越来越强调复合型人才和“全能记者”的重要性,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闻从业者应该主动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2、“文人论政”的优良传统应该得到新闻界的继承、发扬和完善。“文人论政”是中国近代报业的一大特长和特色,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张季鸾主持《大公报》笔政的最大特点就是“文人论政”。当今的中国报业应该继续继承和发扬“文人论政”的传统与精神,提升新闻评论的质量,积极引导舆论,不断扩大报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文人论政”的传统不仅应继续继承和发扬,还应与当前中国的国情和报业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使之不断完善。
  3、在新闻报道上,张季鸾坚持客观主义原则,追求言论独立与新闻自由,尽量排除外部干扰,保证《大公报》报道的独立、客观与公正。在对新闻事件的分析上,张季鸾往往理性、睿智、公正。这些都是值得今天的报业继续发扬光大的。
  4、张季鸾的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意识值得今天的报业学习和效仿。张季鸾的职业操守是毋庸置疑的,况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坚守新闻职业道德是极为不易的。目前的中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发展步入转型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的影响和转型期社会弊端和矛盾的集聚凸显,部分新闻从业者丧失职业道德,玷污了报业的形象,造成消极影响,这必须引起新闻界的高度重视和反思。一代报人张季鸾一生为国为民,功在社会国家,始终不忘作为一个报人的使命和责任,以自己的亲身实践不断践行着“文人论政”的传统和“新闻救国”的理念。张季鸾如此,今日之中国报业亦更要如此。今天的中国报业必须肩负好自身的社会责任,全力做好新闻舆论监督,为维护社会大众利益而努力,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奋斗。□
  参考文献
  ①李满星:《张季鸾与民国社会》[M].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
  ②周雨:《大公报史》[M].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③蔡恒泰、郭洪波,《论张季鸾新闻思想的当代意义》[J].《新闻知识》,2009(12)
  ④李瞻,《报业巨星张季鸾先生》[J].《国际新闻界》,2010(9)
  (作者: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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