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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是1968年至1979年间在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名义下创办的干部集中学习和劳动的场所。本文通过回顾广东创办“五七”干校这一特殊经历，思考其中问题，以求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获得经验教训。
一、“五七”干校创办的历史背景
“五七”干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中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当然，它也与党中央、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自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发生变质后，毛泽东就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党和政府都长期面临着一个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的严重考验。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一个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①，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随着这一认识的形成，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同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也使机关干部的安置也成了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创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
随着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展开，干部下放参加劳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极大地推动了“五七”干校的产生。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安庆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柳河创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无疑给毛泽东提供了思路。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所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柳河“五七”干校被树为典型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办起了“五七”干校。
二、广东创办“五七”干校的实践
1968年10月下旬，广东开始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五七’干校办公室”，由省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全省开办“五七”干校和组织动员全省机关、单位下放干部的工作。20日，省革命委员会在干部下放选点的报告上批示：全省应在1968年12月份将干部下放完毕。该报告还要求被下放的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
首先创办“五七”干校的是广东省直机关。广东省直属机关（包括科研事业单位及部分高等院校）的“五七”干校大多数分布在粤北的韶关、乳源、翁源、曲江、连山、乐昌、英德、始兴、仁化等市县，也有少数分布在惠阳地区的博罗、佛山地区的三水、肇庆地区的四会和广州市郊的从化等县。随后，全省各地也纷纷办起了干校。
10月底，广州市直属机关在从化的红旗农场（又名横江农场）开办了第一个“五七”干校。在广州市郊的龙洞和花县赤坭，广州市总工会和卫生战线也分别办起了“五七”干校，容纳被下放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 11月23日，韶关专区革命委员会将原西联示范农场、干部农场、劳动大学、农科所、林科所、红旗大学、武江茶厂山蕉点、专区食品公司西联保养场、专区儿童教养院阳山点等单位全部改为“五七”干校。与此同时，汕头、海南、佛山、湛江、惠阳、肇庆、梅县等专区及其所属各县，也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根据当年有关部门的统计，到1969年2月，全省共创办了“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有164591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37%。
起初，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是以其原所在单位所属的战线、系统集中分派的。干校的管理，实行军事化，学解放军传统与作风，凡到干校的人员全部编为班、排、连编制。下放到“五七”干校里的干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当时编定的“五七”干校办学的根本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一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队伍。学习方面，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方面，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用劳动的汗水冲刷自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使自己能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开荒种地，修建校舍，饲养家禽牲畜等，实行“自吃自力”，实现“粮、油、棉、菜、肉”五自给。 这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虽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但仍然要参与原单位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对在“文革”中被“揪斗”、“打倒”的有严重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均“集中管理”、接受审查，参加劳动。他们白天被监视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写反省、交代问题、写检讨材料，直到“查清问题”或有“悔改”表现，才能获得“解放”而归队。
1969年底，随着广东局势相对和缓，各级机关逐步恢复或健全，“五七”干校的干部亦开始重新分配工作。据资料统计，1969年12月至1971年4月，全省先后分配77689名到工农业第一线，充实基层工作。
从1970年开始，“五七”干校逐渐成为下放干部的主要形式。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提出：“五七”干校是落实“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一种好形式；是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1971年2月28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肯定了中央机关的做法。在此以后，广东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报告精神，在办校方针、办校内容上对全省的“五七”干校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的以安置干部为主、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同时，随着“五七”干校中学员相继调离、在校人数逐渐减少的现象，为了方便管理，广东又对全省的“五七”干校进行了合并和整合。到1971年5月，全省“五七”干校为180所，学员为86902人。
1973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分口办‘五七’干校”的指示后，广东重新组建“五七”干校，即省直各口，包括党群、政法、工交、财贸、农林、科技等系统和行业各办一所，每个地区（惠阳除外）各办一所；同时规定重新组建的“五七”干校，负担轮训本系统在职干部的任务，每期轮训的干部人数一般不少于各单位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每期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参加学习，每期轮训时间不少于3个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广东也宣告停办了“五七”干校。此后，“五七”干校逐渐被各级党校所替代。
三、关于“五七”干校的一些思考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历史地看，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创办“五七”干校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干部、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同广大工农群众保持最广泛、密切的联系，以克服官僚主义，使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真正马克思主义化。事实证明，广大干部经过下放劳动锻炼，不仅增强了劳动技能，而且思想变得很朴实、很忠厚，与农民交下了深厚的感情。这对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人民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改进干部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干部腐败，具有重大作用。
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五七”干校同样具有明显的“左”的色彩。毫无疑义，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是对的。但是，不管工作实际需要，把本可以在本职岗位做出更大贡献的很多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律集中起来从事长期生产劳动，这不但荒废了专业和学业，而且对工作也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被送去“五七”干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往往是受打击和受迫害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七”干校实际又被当成了排斥异己、惩罚干部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五七”干校当时存在着的严重缺陷。
“五七”干校，离我们逐渐远去了。但是，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特别是参加过“五七”干校的干部、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着其历史的局限性。然而，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却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发展新阶段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色，如何使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如何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如何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如何对待道德与知识、物质与精神、道德与利益、艰苦奋斗与物质利益等等一系列关系，如何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缩小三大差别……所有这些，仍然是我们党今天不能漠然置之的。当然，这要求我们党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即同吃、同住、同劳动。
一、“五七”干校创办的历史背景
“五七”干校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中很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当然，它也与党中央、毛泽东突出强调通过干部下放劳动以克服官僚主义、密切党群关系密不可分。
自从20世纪50年代苏联共产党发生变质后，毛泽东就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党和政府都长期面临着一个怎样才能不脱离群众的严重考验。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一个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另一个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①，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随着这一认识的形成，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这一问题。同时，“文化大革命”中的机构精简，也使机关干部的安置也成了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已经把创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
随着文化大革命“斗、批、改”阶段的展开，干部下放参加劳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极大地推动了“五七”干校的产生。
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安庆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组织大批省直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放劳动。柳河创办“五七”干校的经验，无疑给毛泽东提供了思路。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对柳河“五七”干校所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柳河“五七”干校被树为典型后，全国各地纷纷仿效，办起了“五七”干校。
二、广东创办“五七”干校的实践
1968年10月下旬，广东开始贯彻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五七指示》。按照“五七”指示精神，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五七’干校办公室”，由省委组织部负责组织全省开办“五七”干校和组织动员全省机关、单位下放干部的工作。20日，省革命委员会在干部下放选点的报告上批示：全省应在1968年12月份将干部下放完毕。该报告还要求被下放的干部必须在农村安家落户，就地生根。
首先创办“五七”干校的是广东省直机关。广东省直属机关（包括科研事业单位及部分高等院校）的“五七”干校大多数分布在粤北的韶关、乳源、翁源、曲江、连山、乐昌、英德、始兴、仁化等市县，也有少数分布在惠阳地区的博罗、佛山地区的三水、肇庆地区的四会和广州市郊的从化等县。随后，全省各地也纷纷办起了干校。
10月底，广州市直属机关在从化的红旗农场（又名横江农场）开办了第一个“五七”干校。在广州市郊的龙洞和花县赤坭，广州市总工会和卫生战线也分别办起了“五七”干校，容纳被下放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 11月23日，韶关专区革命委员会将原西联示范农场、干部农场、劳动大学、农科所、林科所、红旗大学、武江茶厂山蕉点、专区食品公司西联保养场、专区儿童教养院阳山点等单位全部改为“五七”干校。与此同时，汕头、海南、佛山、湛江、惠阳、肇庆、梅县等专区及其所属各县，也都相继办起了“五七”干校。根据当年有关部门的统计，到1969年2月，全省共创办了“五七”干校313所，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有164591人，占原有干部总数的37%。
起初，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是以其原所在单位所属的战线、系统集中分派的。干校的管理，实行军事化，学解放军传统与作风，凡到干校的人员全部编为班、排、连编制。下放到“五七”干校里的干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当时编定的“五七”干校办学的根本任务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培养一支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部队伍。学习方面，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进行“触及灵魂”的“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劳动方面，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用劳动的汗水冲刷自身上的官、暮、骄、娇四气，使自己能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如开荒种地，修建校舍，饲养家禽牲畜等，实行“自吃自力”，实现“粮、油、棉、菜、肉”五自给。 这些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虽然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但仍然要参与原单位开展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对在“文革”中被“揪斗”、“打倒”的有严重问题的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右派等等），均“集中管理”、接受审查，参加劳动。他们白天被监视劳动，晚上接受批斗，写反省、交代问题、写检讨材料，直到“查清问题”或有“悔改”表现，才能获得“解放”而归队。
1969年底，随着广东局势相对和缓，各级机关逐步恢复或健全，“五七”干校的干部亦开始重新分配工作。据资料统计，1969年12月至1971年4月，全省先后分配77689名到工农业第一线，充实基层工作。
从1970年开始，“五七”干校逐渐成为下放干部的主要形式。1970年12月1日至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报告》提出：“五七”干校是落实“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的一种好形式；是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促进机关革命化，加速斗、批、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深远意义，必须长期办下去。1971年2月28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肯定了中央机关的做法。在此以后，广东根据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机关“五七”干校会议报告精神，在办校方针、办校内容上对全省的“五七”干校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的以安置干部为主、以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轮训在职干部为主。同时，随着“五七”干校中学员相继调离、在校人数逐渐减少的现象，为了方便管理，广东又对全省的“五七”干校进行了合并和整合。到1971年5月，全省“五七”干校为180所，学员为86902人。
1973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分口办‘五七’干校”的指示后，广东重新组建“五七”干校，即省直各口，包括党群、政法、工交、财贸、农林、科技等系统和行业各办一所，每个地区（惠阳除外）各办一所；同时规定重新组建的“五七”干校，负担轮训本系统在职干部的任务，每期轮训的干部人数一般不少于各单位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每期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参加学习，每期轮训时间不少于3个月。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广东也宣告停办了“五七”干校。此后，“五七”干校逐渐被各级党校所替代。
三、关于“五七”干校的一些思考
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的产生，不仅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解决诸多重要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历史地看，党中央、毛泽东提出创办“五七”干校的初衷，就是要通过干部、知识分子深入实际同广大工农群众保持最广泛、密切的联系，以克服官僚主义，使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队伍真正马克思主义化。事实证明，广大干部经过下放劳动锻炼，不仅增强了劳动技能，而且思想变得很朴实、很忠厚，与农民交下了深厚的感情。这对防止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由人民勤务员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改进干部工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干部腐败，具有重大作用。
当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五七”干校同样具有明显的“左”的色彩。毫无疑义，干部、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是对的。但是，不管工作实际需要，把本可以在本职岗位做出更大贡献的很多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一律集中起来从事长期生产劳动，这不但荒废了专业和学业，而且对工作也造成了重大损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被送去“五七”干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往往是受打击和受迫害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七”干校实际又被当成了排斥异己、惩罚干部的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五七”干校当时存在着的严重缺陷。
“五七”干校，离我们逐渐远去了。但是，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人、特别是参加过“五七”干校的干部、知识分子来说，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历史已经证明：“五七”干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存在着其历史的局限性。然而，它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却不是无的放矢；它所体现出来的一些忧虑，却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进入21世纪发展新阶段后，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色，如何使广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如何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权阶层，如何处理好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如何对待道德与知识、物质与精神、道德与利益、艰苦奋斗与物质利益等等一系列关系，如何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缩小三大差别……所有这些，仍然是我们党今天不能漠然置之的。当然，这要求我们党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方法。
注释：
①即同吃、同住、同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