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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应当坚持自我的价值观，政府也应当坚持施政的尺度与颗粒度。以疫情之名行“硬核”之实，这是将防疫工作简单化的表现，也更容易加重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从正月初二那天起，我村的高音喇叭便开启了它的“八小时”工作制：从早八点到下午四点，不断广播着由镇政府发布的《倡议书》。我听了近20天，那份《倡议书》几乎可以倒背如流。
在我印象中，村里的大喇叭很少启用过。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产物，与生产队这个当代年轻人颇为陌生的事物息息相关，主要用于政治宣传和通知村民开会。它是当时基层社会的管理工具之一，通过这种简单有效的方式，国家意志抵达了中国社会的末端与基层。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生产队这个农村基层权力机构被村委会取代，国家治理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家权力不再如以往那般事无巨细地管理村民的私人生活、私人生产，作为集体权力的一个象征，大喇叭的功能也随之弱化、边缘化。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电话、电视、广播、手机等大众传播工具开始普及，这让村干部、村集体对大喇叭的“通知”需求也越来越低，一年也响不了几次。“有事儿基本都在微信群里通知，”堂哥点开一个微信群，那是我村村民群，不懂微信的父亲不在其中，微信群里所通知的捐款活动，父亲也没有从大喇叭中获知。“年前，大喇叭吆喝村里70歲以上的去领福利，好像也就这么个作用了。”
喇叭功能的变化折射出国家权力在基层乡村中的角色转变。集体时代，农村权力结构是一元的，所有人都受无处不在的国家权力支配，改革开放后，农村权力构成发生改变，经济、文化等诸多权力参与其中，国家权力仅是农村诸多权力中的一种，近似于政治权力。
一元权力时代，国家权力无处不在，高高在上，这让村民心生敬畏，一个具体表现便是集体经济时代，村民会十分注意听喇叭的广播。然而， 当国家权力是多元权力中的一种时，其在村里的地位就不再特殊，村民会选择性服从甚至无视国家权力的要求，从而漠视喇叭播报的内容。“再说了，现在村里人基本都在外打工，即便平常日里都广播，又能通知到几家几户？”
这场蔓延在春节期间的疫情，让大喇叭恢复了它的“荣光时刻”。一个已不太有存在感的事物，缘何再次焕发青春？在我看来，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此时处于非常时刻，需要通过更加直接的方式，将各级政府的意志、措施快速传递到每一个村民耳中。大喇叭不同于社交媒体所生产的真假莫辨的信息洪流，它所传递的信息单纯、直接，作为村集体权力的象征，还保留着某种公信力和强制力，于是，在非常时刻，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与高音喇叭一同成为防疫宣传“爆款”搭档的，还有各种各样的横幅标语。
其中，某些地方的所谓“硬核”标语，在网络、新媒体传播广泛，一度还登上热搜榜。如：“今年上门，明年上坟”“拜年就是害人，聚餐就是找死”“带病回村，不孝子孙”“敢从武汉来，坚决不接待”……有的村民家大门口被挂上“此户为武汉返乡人员，禁止人员出入接触”的大红横幅。
必须承认，某些喇叭和标语所展示的内容，存在着粗暴、刺耳乃至冰冷之处。让人无语的是，这种“粗暴”却引发了网友的称赞，一些网友称之为“硬核”，认为话糙理不糙，鲜明有趣接地气。
这种“硬核”实在让人无法苟同。且不说与日本友人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相比实在不够体面，而且其中还蕴含着某种歧视：似乎我们的村民只能用这种粗暴的方式来管理、教育。
我们常在朋友圈中摘抄这样的句子：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真到了需要我们温柔的时刻，我们却为那些明显“粗暴”的“硬核”之举点赞、狂欢。
君子慎独，对个体而言，指的是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应当坚持一种自律，这种自律映照我们的价值观，映照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对政府而言，则意味着权力的边界与施政的尺度。即便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也应当坚持自我的价值观，政府也应当坚持施政的理念、尺度与颗粒度。以疫情之名行“硬核”之实，这是将防疫工作简单化的表现，也更容易加重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