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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关于简政放权的改革，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前，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主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划分。1958年，国家为克服权力集中弊端，开始有计划权力下放，1961年开始，为了整顿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国家又开始有计划收权。1966年3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简政放权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局势很快被搞乱，简政放权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1970年，国家再次强调权力下放。1972年以后，国家又强调权力集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管理权力，同时，国家也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活力。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微观层面权力得到普遍提升。一是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经济微观主体活力。二是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三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提升非公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国家在不断激活微观主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是不断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使财政税收体制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二是积极推进金融银行体系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使金融市场逐步走向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局面。三是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其中，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并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总基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在权力配置上呈现的新特点，主要是将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进一步放开，而将社会公共管理层面的权力进一步收紧。
从上述简政放权改革趋势看，国家在权力配置方面总体在不断合理化，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权力的收与放中，能否真正走出中国社会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权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环境恶化、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腐败寻租等问题就比较突出。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有关。因为在社会缺乏诚信的基础上，权力的收与放，都存在一个秩序如何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因为缺乏诚信，国民的规则意识就差，而社会没有规则或缺乏规则，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简政放权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
国家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文明。笔者认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精神文明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从长远看，是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决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而不是相反。我们不能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混同。物质是存在，而物质文明是存在水平，存在与存在水平是两回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关系；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水平与另一种存在水平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指的是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存在，并非物质的存在水平决定意识的存在水平。我们不能因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就类推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容易实现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人们就讲秩序和理性。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容易建立有效率和更公正的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的制度也容易得到遵守和执行。有了制度文明，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低，社会就整体有效率。因此，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只有物质而没有文明，或者即使有物质文明，也是短期的，不能持久；没有精神文明，简政放权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贯彻落实，就仍容易在收与放的纠结中走偏。从各国发展实践看，一些国家发展快，背后其强大的支柱就是精神文明。比如，德国能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很快崛起，就与德国人敬业、认真、守规则等民族精神密不可分。
建设精神文明，需要注重建设三个重要的支点：诚信精神、理性精神和敬畏意识。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是一切人文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价值基础。仁、义、礼、智、信，信是最基本的价值。仁、义、礼、智，没有信做基础，就是假仁，就是假义，就是虚礼，就是危智。理性，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应保持的基本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科学精神。科学对待自然，是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的最重要基础。敬畏，是人与不确定世界应保持的一种基本精神价值。大千世界，人类所认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人类未知的东西。面对未知世界，保持敬畏实质上也是一种理性，否则，人类就会陷入盲目自大的境界，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精神文明寓于文化之中，要建设精神文明，也需要建设新文化。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也是文化之间的竞争。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
建设精神文明， 需要建设更加公平的制度。社会发展，贫穷是一个问题，甚至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比贫穷更大的问题，则是不公平。没有公平，对社会造成的麻烦要大于贫穷本身所导致的麻烦。首先，从人性看，人类对公平的偏好是天然的。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公平偏好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次，公平是产生良好道德的优质土壤。一个社会有公平，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能得到合理报酬，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对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公平是土壤，道德是花朵，土壤肥厚，花朵自然鲜艳，而土壤贫瘠，花朵自然枯萎稀疏。
建设精神文明，还需要注重两个“抓起”。一个是从小孩儿抓起；一个是从小事抓起。从小孩儿抓起，就是要从小注重孩子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从小事抓起，就是不仅要抓大案要案，对国民小的错误习惯和小节也不能放过，也要严肃处理。
从长远看，由于建设精神文明是一个长期任务，所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的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急躁冒进是万万要不得的。历史实践证明，急躁冒进不仅会让改革进程更慢，而且很可能导致改革出现方向性偏差，让改革进入误区，为以后的深化改革带来更大麻烦。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责编/张立新）
改革开放前，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权力主要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划分。1958年，国家为克服权力集中弊端，开始有计划权力下放，1961年开始，为了整顿国民经济混乱的局面，国家又开始有计划收权。1966年3月，毛泽东再次提出了简政放权的思想，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局势很快被搞乱，简政放权改革不得不搁置起来。1970年，国家再次强调权力下放。1972年以后，国家又强调权力集中。
改革开放后，国家简政放权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管理权力，同时，国家也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活力。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微观层面权力得到普遍提升。一是积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活农村经济微观主体活力。二是采取多种途径进一步激活国有企业活力。三是大力发展非公经济，提升非公经济微观主体活力。国家在不断激活微观主体的同时，也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一是不断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将原来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职权基础上的分税制，使财政税收体制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二是积极推进金融银行体系改革。逐步建立起了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使金融市场逐步走向统一、开放、有序竞争局面。三是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四是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等内容的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在建立和完善宏观管理体制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出台，其中，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作了全面表述，并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总基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家在权力配置上呈现的新特点，主要是将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权力进一步放开，而将社会公共管理层面的权力进一步收紧。
从上述简政放权改革趋势看，国家在权力配置方面总体在不断合理化，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在权力的收与放中，能否真正走出中国社会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改革开放后，国家在不断激活微观主体权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环境恶化、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腐败寻租等问题就比较突出。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与整个社会缺乏诚信有关。因为在社会缺乏诚信的基础上，权力的收与放，都存在一个秩序如何进一步规范的问题。因为缺乏诚信，国民的规则意识就差，而社会没有规则或缺乏规则，一放就乱、一收就死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根本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而为简政放权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制度保障。
国家要建设强大的物质文明，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文明。笔者认为，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中，精神文明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从长远看，是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决定物质文明发展水平，而不是相反。我们不能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混同。物质是存在，而物质文明是存在水平，存在与存在水平是两回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关系；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存在水平与另一种存在水平的关系。物质决定意识，指的是物质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存在，并非物质的存在水平决定意识的存在水平。我们不能因为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原则，就类推出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容易实现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跟上了，人们就讲秩序和理性。这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容易建立有效率和更公正的制度体系；二是建立的制度也容易得到遵守和执行。有了制度文明，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低，社会就整体有效率。因此，没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就只有物质而没有文明，或者即使有物质文明，也是短期的，不能持久；没有精神文明，简政放权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贯彻落实，就仍容易在收与放的纠结中走偏。从各国发展实践看，一些国家发展快，背后其强大的支柱就是精神文明。比如，德国能在二战后的废墟上很快崛起，就与德国人敬业、认真、守规则等民族精神密不可分。
建设精神文明，需要注重建设三个重要的支点：诚信精神、理性精神和敬畏意识。诚信，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是一切人文道德规范最基本的价值基础。仁、义、礼、智、信，信是最基本的价值。仁、义、礼、智，没有信做基础，就是假仁，就是假义，就是虚礼，就是危智。理性，是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应保持的基本精神价值。理性精神，实质就是科学精神。科学对待自然，是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关系的最重要基础。敬畏，是人与不确定世界应保持的一种基本精神价值。大千世界，人类所认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有很多人类未知的东西。面对未知世界，保持敬畏实质上也是一种理性，否则，人类就会陷入盲目自大的境界，这也是十分危险的。
精神文明寓于文化之中，要建设精神文明，也需要建设新文化。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也是文化之间的竞争。戴维·兰思德在《国穷国富》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能够从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知道，正是文化创造了所有的差异。
建设精神文明， 需要建设更加公平的制度。社会发展，贫穷是一个问题，甚至有时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但从长远和全局看，比贫穷更大的问题，则是不公平。没有公平，对社会造成的麻烦要大于贫穷本身所导致的麻烦。首先，从人性看，人类对公平的偏好是天然的。一系列的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公平偏好是一种普遍现象。其次，公平是产生良好道德的优质土壤。一个社会有公平，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就能得到合理报酬，这样就会鼓励更多的人对社会作出贡献。因此，公平是土壤，道德是花朵，土壤肥厚，花朵自然鲜艳，而土壤贫瘠，花朵自然枯萎稀疏。
建设精神文明，还需要注重两个“抓起”。一个是从小孩儿抓起；一个是从小事抓起。从小孩儿抓起，就是要从小注重孩子的道德建设，要把道德教育放在比知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从小事抓起，就是不仅要抓大案要案，对国民小的错误习惯和小节也不能放过，也要严肃处理。
从长远看，由于建设精神文明是一个长期任务，所以，中国的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的改革，必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急躁冒进是万万要不得的。历史实践证明，急躁冒进不仅会让改革进程更慢，而且很可能导致改革出现方向性偏差，让改革进入误区，为以后的深化改革带来更大麻烦。
作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教授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