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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生活方面。本文对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现状、后果及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农民工； 政治参与； 边缘性
[中图分类号] D42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15-0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城市工作，但由于社会缺乏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主流文化的接纳，社会规范的不健全和某些歧视政策的存在等多种原因，他们虽进城工作多年，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长期处于城市与农村两地之间的边缘性状态。这种边缘性具体表现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政治参与、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本文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现状及原因进行描述和解析。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本文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的分析，仅以制度性政治参与中投票和选举等活动为主要对象。笔者对南昌市来自多个省份、从事多种职业和不同性别及年龄层次的且在南昌工作2年以上的60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状况进行访谈式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一)被调查的农民工的基本结构状况
1.性别结构：男49人，女11人，分别占总数的81.7%和18.3%。
2.年龄结构：其中最大的52岁，最小的18岁，18～25岁有18人，占到30%，25～35岁之间的有28人，占到46.7%；36～45岁的有6人，占到10%；45～52岁有8人，占到13.3%。
3.地域结构：安徽12人，河南9人，湖北11人，湖南14人，江西8人，广西5人，云南3人，福建3人，陕西2人，另有不愿说的3人，分别占总数的20%，15%，18.3%，23.3%，13.3%，8.3%，5%，5%，3.3%。
4.职业结构：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分别为工厂的11人，建筑工地的26人，个体户的13人，装潢的6人，其他的4人，分别占总数的18.3%，43.3%，21.7%，10%，6.7%。
5.居住时间：1年以上的12人，2～3年的17人，3～4年的19人，4～5年的4人，5年以上8人，分别占总数的20%，28.3%，31.7%，6.7%，13.3%。
6.教育结构：小学未毕业的3人，小学毕业的16人，初中毕业的32人，中专毕业的7人，高中毕业的4人，分别占总数的5%，26.7%，53.3%，11.8%，6.7%。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现状
1.参与农村社区政治活动方面。
多数农民工自出来后，回乡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并不乐观。当问及自出来后是否参加过村委会的投票、选举时，高达81.7%的人自出来打工就没参加过，只有15%的人说参加过，没有回答的有2人。据武汉市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显示，参加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也只占19.3%，而没有参加的占79.5%。当问到没有回乡参加政治活动的所有可能原因中，所选次数比重分别为：考虑到来回花费和损失太大为81.6%，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为63%，认为与己无关的为45.8%，对候选人不了解的为38.2%。
2.参与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
中国农民工的当前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很多人无具体单位可言，单位的政治参与更无从谈起。在笔者调查的60位农民工中，有11人在正式具体单位工作，但当问起是否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时，均表示从来没有，在回答未能参加的原因时，“无人叫参加”的有2人，占18.2%，“我们是农民工”的有7人，占63.6%，“那是正式工的事”的2人，占18.2%。
3.参与城市居住社区政治活动方面。
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相关。当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居住地社区活动时，53人回答肯定，占总人数的88.3%；当问到你是否参加过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86.7%的人给予肯定回答。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回答“我们是外来人”和“那是当地人的事”的总和比例达88.4%。据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69.3%的农民工也认为应该参加城市管理，约有2/3的人回答没有参加过城市管理。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均无明确规定外来农民工有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权益。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社会后果
通过笔者的实际调查以及相关的资料和日常生活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城乡政治参与的边缘性地位。如果农民工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就成为农民工的首要选择。今年来，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普遍的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摩擦性关系等，比如，当发生劳资纠纷时，许多农民工不是求助于法律或劳动仲裁，而是通过暴力胁迫，甚至绑架等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据东莞、晋江、义乌、瑞安等公安部门统计，在2002年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比例超80%以上，一些老乡会演变为黑社会组织。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整合程度。
(四)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原因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界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两个具有不同权益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出现了大批农民工，他们从事最重、最累、最脏、最苦、最危险的工作，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基本上被排除在所在城市的社会体制之外。在居住社区，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群体，存在严重的社群隔离现象；在工作单位，也存在正式工和农民工两大群体，显现出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新旧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是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地方政府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又由具有当地户口的当地居民选举产生，故而农民工不能参与居住社区的选举，只能回原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但由于现实多种原因又无法实现。所以，在目前新旧二元社会结构暂时还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只有废除长期有效的选民资格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才能让广大农民工有更多的参政机会。
2.农民工利益组织的缺失。
现代国家中公众的政治参与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工缺少自己的权益代表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弱，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无法影响国家政治和行动的偏向。权益得不到维护的农民工，有寻求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他们有一种“抱团”的自发愿望。所以，政府应帮助农民工规范地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使他们的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尽量减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使其政治参与制度化。
3.现实信息渠道不畅所致。
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参与主体了解的越多，越有利于主体的参与。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不能与家乡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由于时空阻隔，通信工具的落后，农民工对乡村里的公共信息所知非常有限，很难获取村委会的选举的详细信息，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动的不确定性，家乡的村级组织也很难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他们。因此当家乡村里举行村委换届选举时，他们很可能因为不知道情况而不能行使“自己选择当家人”的权利，即使有些外出村民知道举行选举，也由于信息不充分(对选举的具体情况所知有限)而放弃选举。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对候选人不了解”和“不知道具体时间”的选答次数比例分别为38.2%和63%。所以，应充分发挥农民工的家庭和亲戚的关系网络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
4.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人的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从根本上讲，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水平，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与世无争，远离政治。笔者的调查显示，在农民工未参加回乡选举的原因中，“与我无关，不想参加”的选答次数比例达45%。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农民心理中积淀下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使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缺乏明确的政治参与意识，没有把政治参与当作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不能自觉地经常地参与政治。所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是改变其政治参与意识弱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关键词] 农民工； 政治参与； 边缘性
[中图分类号] D42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05-0015-02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城市工作，但由于社会缺乏合法性的制度认同和主流文化的接纳，社会规范的不健全和某些歧视政策的存在等多种原因，他们虽进城工作多年，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长期处于城市与农村两地之间的边缘性状态。这种边缘性具体表现于农民工的职业、身份、地位、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政治参与、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本文拟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现状及原因进行描述和解析。
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之分。本文对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的分析，仅以制度性政治参与中投票和选举等活动为主要对象。笔者对南昌市来自多个省份、从事多种职业和不同性别及年龄层次的且在南昌工作2年以上的60名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状况进行访谈式调查，基本情况如下：
(一)被调查的农民工的基本结构状况
1.性别结构：男49人，女11人，分别占总数的81.7%和18.3%。
2.年龄结构：其中最大的52岁，最小的18岁，18～25岁有18人，占到30%，25～35岁之间的有28人，占到46.7%；36～45岁的有6人，占到10%；45～52岁有8人，占到13.3%。
3.地域结构：安徽12人，河南9人，湖北11人，湖南14人，江西8人，广西5人，云南3人，福建3人，陕西2人，另有不愿说的3人，分别占总数的20%，15%，18.3%，23.3%，13.3%，8.3%，5%，5%，3.3%。
4.职业结构：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分别为工厂的11人，建筑工地的26人，个体户的13人，装潢的6人，其他的4人，分别占总数的18.3%，43.3%，21.7%，10%，6.7%。
5.居住时间：1年以上的12人，2～3年的17人，3～4年的19人，4～5年的4人，5年以上8人，分别占总数的20%，28.3%，31.7%，6.7%，13.3%。
6.教育结构：小学未毕业的3人，小学毕业的16人，初中毕业的32人，中专毕业的7人，高中毕业的4人，分别占总数的5%，26.7%，53.3%，11.8%，6.7%。
(二)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现状
1.参与农村社区政治活动方面。
多数农民工自出来后，回乡参与政治活动的状况并不乐观。当问及自出来后是否参加过村委会的投票、选举时，高达81.7%的人自出来打工就没参加过，只有15%的人说参加过，没有回答的有2人。据武汉市的农民工政治参与状况调查显示，参加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的也只占19.3%，而没有参加的占79.5%。当问到没有回乡参加政治活动的所有可能原因中，所选次数比重分别为：考虑到来回花费和损失太大为81.6%，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为63%，认为与己无关的为45.8%，对候选人不了解的为38.2%。
2.参与工作单位的政治活动方面。
中国农民工的当前就业主要是非正规就业或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很多人无具体单位可言，单位的政治参与更无从谈起。在笔者调查的60位农民工中，有11人在正式具体单位工作，但当问起是否参加过本单位的政治活动如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等时，均表示从来没有，在回答未能参加的原因时，“无人叫参加”的有2人，占18.2%，“我们是农民工”的有7人，占63.6%，“那是正式工的事”的2人，占18.2%。
3.参与城市居住社区政治活动方面。
城市是农民工的生活和工作地，与农民工的切身利益相关。当问到是否愿意参加居住地社区活动时，53人回答肯定，占总人数的88.3%；当问到你是否参加过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86.7%的人给予肯定回答。在回答为什么没有参加居住社区选举等活动时，回答“我们是外来人”和“那是当地人的事”的总和比例达88.4%。据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显示，69.3%的农民工也认为应该参加城市管理，约有2/3的人回答没有参加过城市管理。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均无明确规定外来农民工有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权益。
(三)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社会后果
通过笔者的实际调查以及相关的资料和日常生活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具有明显的边缘性特征。长期以来，大多数农民工处于城乡政治参与的边缘性地位。如果农民工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就成为农民工的首要选择。今年来，许多地方出现农民工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和普遍的城市居民和外来人口之间的摩擦性关系等，比如，当发生劳资纠纷时，许多农民工不是求助于法律或劳动仲裁，而是通过暴力胁迫，甚至绑架等非法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据东莞、晋江、义乌、瑞安等公安部门统计，在2002年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作案比例超80%以上，一些老乡会演变为黑社会组织。这一切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整合程度。
(四)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原因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旧二元社会结构存在。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界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而形成了两个具有不同权益的城市人和农村人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出现了大批农民工，他们从事最重、最累、最脏、最苦、最危险的工作，为城市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社会，基本上被排除在所在城市的社会体制之外。在居住社区，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群体，存在严重的社群隔离现象；在工作单位，也存在正式工和农民工两大群体，显现出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新旧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是导致农民工政治参与边缘性的根本原因。我国的地方政府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又由具有当地户口的当地居民选举产生，故而农民工不能参与居住社区的选举，只能回原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但由于现实多种原因又无法实现。所以，在目前新旧二元社会结构暂时还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只有废除长期有效的选民资格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才能让广大农民工有更多的参政机会。
2.农民工利益组织的缺失。
现代国家中公众的政治参与往往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工缺少自己的权益代表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弱，无法保障自己的权益。也无法影响国家政治和行动的偏向。权益得不到维护的农民工，有寻求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他们有一种“抱团”的自发愿望。所以，政府应帮助农民工规范地成立自己的合法组织，使他们的权益表达渠道合法化，尽量减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发生，使其政治参与制度化。
3.现实信息渠道不畅所致。
信息渠道的畅通是影响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参与主体了解的越多，越有利于主体的参与。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不能与家乡保持畅通的信息渠道，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方面，由于时空阻隔，通信工具的落后，农民工对乡村里的公共信息所知非常有限，很难获取村委会的选举的详细信息，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动的不确定性，家乡的村级组织也很难将有关信息传递给他们。因此当家乡村里举行村委换届选举时，他们很可能因为不知道情况而不能行使“自己选择当家人”的权利，即使有些外出村民知道举行选举，也由于信息不充分(对选举的具体情况所知有限)而放弃选举。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对候选人不了解”和“不知道具体时间”的选答次数比例分别为38.2%和63%。所以，应充分发挥农民工的家庭和亲戚的关系网络在信息传递中的作用。
4.其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人的行为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作用。从根本上讲，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水平，受制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要求人们安分守己，与世无争，远离政治。笔者的调查显示，在农民工未参加回乡选举的原因中，“与我无关，不想参加”的选答次数比例达45%。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农民心理中积淀下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使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高，缺乏明确的政治参与意识，没有把政治参与当作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不能自觉地经常地参与政治。所以，加强对农民工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是改变其政治参与意识弱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