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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贯穿于葛兰西思想中的某种主线，对于其革命实践中的根本诉求多有不察。在葛兰西独创性极强的思想中实则贯穿着一条主线、一种根本的政治诉求，贯穿着他对当时政治形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一种新型民主政治的积极探寻，这集中体现在葛兰西早期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实践、其作为一种民主哲学样态的实践哲学、其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民主政治思考及其知识分子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内蕴等方面。葛兰西早期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是其实现工人民主、培养工人领导管理能力和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民主政治理念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实践；其“实践哲学”最终指向自由及民主目标的实现，也是一种体现了理论与实践、思想和行动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具有文化性的民主哲学样态；其国家—市民社会理论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胜利后工人运动面临的众多问题的回应，同时也是革命策略的筹划及革命未来的设计，旨在抵制国家的官僚主义、集权主义并捍卫市民社会的群众民主、自由权利；其知识分子理论强调在大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创造一种民主的、有机的中介性联系，并充分重视被自由资产阶级领导阶层所忽视的群众的民主运动，从而具有民主政治的内蕴。葛兰西的这些政治思索反映出他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及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关注劳动群众解放及人类社会民主化的人道主义情怀，由此可以深化对其学说的理解，并能促进我们关于当今世界民主建设的积极反思。
[关键词]葛兰西；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148-04
正如我国著名翻译家吕同六先生所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不仅“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領导人，载入了近代世界的史冊”，他的丰富、精湛的理论著述，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 。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位有着国际性声誉和世界性影响的，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的思想家，尤其是对于其所提出的种种理论予以了相当的关注。然而，对于贯穿葛兰西思想中的某种主线，对于其革命实践中的根本诉求，却多有不察。
研究表明，在葛兰西的民主实践、实践哲学、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等独创性极强的思想中，贯穿着一条主线、一种根本的政治诉求，贯穿着他对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及苏联官僚主义政治这两种典型的政治形式的深刻反思及其对于一种新型民主政治的积极探寻，即探索一种对于意大利而言切实可行的新型政治管理形式——具有代议制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这不仅体现在葛兰西早期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实践及其晚期的立宪会议乃至代议制民主的主张上，同时也集中体现在其实践哲学，其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民主政治思考以及知识分子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内蕴等方面。
一、“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政治实践
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终其一生都在关怀劳动群众、思考工人民主并为他们积极设计走向自由、民主的解放道路。从1919年到1920年，在葛兰西担任《新秩序报》（Ordine Nuovo）主编的时候，便致力于开展一场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即将原有的“内部工厂委员会”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的政治实践。葛兰西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致力于发现一种可以把有效的领导同广大群众的真诚合作结合起来的新的革命组织形式” [2]5，即内部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强调指出：“‘内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必须注入新的生气和新的活力。今天，‘内部工厂委员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3]38-39在葛兰西看来，工厂委员会乃是实现工人民主、培养工人领导管理能力的一种新型机构，它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新雏形。
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早期的民主实践中，工厂委员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他把工厂委员会看作一种可以长期运用的革命工具，一种教育群众、团结工人、增强凝聚力和信念以使他们有能力掌握政权的方法” [2]46。葛兰西也正是从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从而意识到了建立政党领导权的必要性，为此他盛赞列宁：“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也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而在这一点上，伊里奇（列宁）对于实践哲学的最大的理论贡献应该得到探寻。就促进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进步而言，伊里奇提升了哲学。就其创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域而言，领导权的权力机关的现实化决定了一种意识及认知方式的变革：它是一种认知事实，一种哲学事实。”[4]365-366毫无疑问，葛兰西早期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是其民主政治理念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实践。
二、作为一种民主哲学样态的实践哲学
与此同时，还应指出的是，葛兰西用以委婉地表示统一理论与实践、思想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实践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作为民主哲学样态的政治哲学。
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本身就是民主的”，因为每种哲学都涉及人类共同的思维能力[4]362。在其根本意义上，哲学与民主相关联，因为“在观念论中，只要哲学指涉全人类都共有的推理能力，它就是最为典型的民主科学” [4]363。不仅如此，与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贬低“政治”的价值相反，葛兰西还揭示了哲学与政治的深刻关联，在他看来，“哲学的形象”乃是作为“最核心的人类活动”[4]363。 回到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本身。葛兰西所理解的实践哲学应当被视作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的” [3]323浑然一体而又充满原创性的哲学，它致力于摧毁那种被社会广为接受的认为“哲学是由某一特定类别的专家或职业的和体系性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偏见，而“首先必须通过界定适合于每个人的‘自发哲学’的限度和特征，来标明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 [4]323，从而走向人民大众。正因如此，对于世界及其历史性有着自觉意识，有着批判性的和融贯性理解的哲学家们便有望“创造一种新文化”，凭借其“独创”引导“大量的民众合乎逻辑地思考并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考现实的当今世界” [4]325。葛兰西将这种能够能动地改造文化环境的哲学家称为“民主哲学家” [4]350。在葛兰西看来，一种关于实践哲学的系统论述应该以全部的哲学总论为对象，继而应当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阐明“历史和政治，加之艺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方法论的所有一般概念” [4]431，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必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引导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精神武器，最终导向自由及民主目标的实现。故此，可以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乃是一种具有文化性的民主哲学样态。民主，既是其题中之义，也是其依归。 三、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的民主政治思考
葛兰西备受瞩目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其思想中起着中介性的作用，成为联结国家理论、知识分子理论及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枢纽并将其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对民主政治的思考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毫无疑问，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与国家理论不可分割的，而这又与葛兰西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及社会主义革命情势等的分析思考密切相关。葛兰西的思考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胜利后工人运动面临的众多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是革命策略的筹划及革命未来的设计。
葛兰西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至少有两个直接的现实政治背景：一是當时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形式；二是当时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治形式，对这两种政治形式葛兰西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位被反动政府囚禁的政治犯，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对墨索里尼的恺撒主义和希特勒的专制、对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一直在进行着观察和判断，他既反对采用压制手段的墨索里尼政党专政国家的形式，同时也反对莫斯科那个带有“官僚集权制”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形式，并着力考察了当时独裁政权的政治方面：“当代的独裁政权借助法律方式取消了诸如政党、工会、文化协会等新的自治形式，并力图把这些形式纳入国家活动当中：以法律方式把整个民族生活集中到统治集团的手中，这就变成了‘集权主义’” [5]29。可见，如何抵制国家的官僚主义、集权主义而捍卫市民社会的民主、自由权利便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主题。
由此引发了葛兰西对国家（或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等的思考。葛兰西区分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这两个概念。一方面，葛兰西采用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客观精神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中介性环节之一，其发展程度标志着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发展程度的判断；另一方面，葛兰西又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但又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葛兰西则拓宽了市民社会的内涵而使其涵盖了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不属于国家机器的全部社会组织，即上升到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市民社会，将其视为传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组织，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同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强调：“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其一能够被称做‘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谓‘民间的’有机组织的集合；另者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是一致的，统治集团一方面通过社会来执行‘领导权’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法理的’政府来执行‘直接的统治’或命令。”[4]12而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认识方面，葛兰西一方面受到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国家消灭论”的影响，将市民社会引入国家观念中去，并思考着如何建立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现代“新君主”——政党的构想及其与阶级及国家的关系，其目标便是国家的消亡。葛兰西同时还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事实上相互纠结，以至所有的市民反而都觉得是党统治和支配国家，正因如此，“不能基于这种现实创制传统型的宪法，因为现实总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只能创立一套原则，断言国家的目标即国家本身的消亡，换言之，将政治社会重新纳入市民社会”[4]253。
应该指出，葛兰西心目中的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基于群众认同、肯定群众民主的社会。正如萨松所言，“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那种能够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民主的潜力。葛兰西提出了在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坚决地为民主的拓展创造条件的问题，并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不惜与诸多障碍正面斗争。对《狱中札记》的细致分析表明葛兰西并非一个民粹主义者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民主党人’”[6]4-5。
四、知识分子理论的民主政治内蕴
在知识分子理论上，葛兰西则与列宁的观点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葛兰西认为：列宁从考茨基那里借鉴的知识分子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列宁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科学的输送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往往是将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简单打发掉，只是为了打击入侵及反革命和捍卫俄国革命、经济重建及创造新的政治体制、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各种需要而寻求与这些丧失社会地位的人或正在变成无产者的白领工薪者结盟；列宁甚至有意识淡化知识分子在知识、技能方面的特殊作用；列宁也曾为知识分子指定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与创建理论的重要政治角色。
如果说是法西斯主义强化了葛兰西深信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相对的话，那么，苏联的经验只能使他确信在人民群众与政治权力之间创造一种民主联系面临着诸多困难。与列宁及墨索里尼都不同，葛兰西强调在大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创造一种民主的、有机的中介性联系。葛兰西充分认识到当时社会本身的矛盾性质：“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是危机重重然而并未崩溃。俄国国民标志着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但是一种拓宽了的民主管理仍然无法实现。知识分子作用的改变及普遍大众的理智能力的发展均是蕴含着问题的，这使葛兰西认识到，关键在于创造一种能够鼓舞人心而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发展民主的条件。”[6]15-16葛兰西认为，尽管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由这一事实决定：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4]187，统治者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达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协调。因此，葛兰西充分重视为自由资产阶级领导阶层所忽视的群众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葛兰西总是突出强调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致力于创造“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说服者’积极参与实际生活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要同时超越抽象的数学精神）”“‘指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 [4]10新型的知识分子。
与此相应地，葛兰西不仅强调“在运动中的‘集中’，即组织对现实运动的不断适应，推动下级与上级号令间的配合，来自普通成员的深刻因素不断补充到用以确保连续性和经验的合乎常规的累积的领导机构的坚实框架中” [4]188-189的具有“有机性”的民主集中制对于作为“现代君主”的知识分子的政党的重大意义，在他晚年时期还强调，应该组建人民阵线，以便召开立宪大会。他甚至设想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一种具有代议制特点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应该体现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即民众“同意”的领导权。葛兰西提倡一种既不同于议会制度又能防止任何政党走向僵化的“职业官僚机构”的代表制。 此外，葛兰西不仅对不健康的“缺乏根本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和法西斯政权进行了深刻批判，而且还将批判指向了其他异化政权形式——“美国道路及福特主义”。这是因为葛兰西在关注现实具体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同时，他也关注美国道路与福特主义所提出的挑战，这使他瞩目在一个过渡性时期中技术的、组织的及政治的专家化的作用。正如萨松所言：“葛蘭西《狱中札记》中关于美国道路与福特主义的部分表明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将统治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领域中如兽性般残忍的方面，然而一种社会主义者改革的决定性的前提便是创造一种全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一种新的市民社会统治权，这是可能的，然而葛兰西强调这个任务的无比艰巨性。”[6]15这意味着葛兰西始终关注劳动群众更为人性化的生存境遇，其中反映出葛兰西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其深刻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及其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葛兰西早期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实践，还是其实践哲学，其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理论，或是其晚期的立宪会议乃至代议制民主的主张等，其中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一种深刻的政治诉求，贯穿着他对当时政治形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一种新型民主政治的积极探寻。他所探索和思考的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因其关注劳动群众的解放及人类社会民主化，其中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品格。因此，葛兰西自豪地说，“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世俗化和尘世的思想，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4]465。
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如英国学者约尔指出的，葛兰西懂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故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迄今仍然适用的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實践的学说”[2]6-7。
当然，葛兰西的政治思索是基于意大利本国的历史及意大利民族的层面而不是在国际层面发展民主，他的立场是明确的：“可以确信的是，发展路线是走向国际主义，但是其出发点却是‘民族的’——人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如果谈及问题的核心，指责民族主义是愚蠢的……一个本质上是国际性的阶级，只要它要引导那些狭义上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及常见的远非民族的——特殊主义的、自治主义的（农民）——社会阶层，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它须是‘民族的’。” [4]240-241毫无疑问，葛兰西的民主政治反思，即便在今天，对于世界民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意]葛兰西.论文学[M]. 吕同六，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81.
[2][英]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M].郝其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M].李鹏程，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Philip Schlesinger.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5][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Sasson Showstack.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责任编辑：徐雪野〕
[关键词]葛兰西；民主政治；市民社会；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148-04
正如我国著名翻译家吕同六先生所言，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不仅“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領导人，载入了近代世界的史冊”，他的丰富、精湛的理论著述，同样“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建设，作出了贡献”[1] 。正因如此，国内外学术界对于这位有着国际性声誉和世界性影响的，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的思想家，尤其是对于其所提出的种种理论予以了相当的关注。然而，对于贯穿葛兰西思想中的某种主线，对于其革命实践中的根本诉求，却多有不察。
研究表明，在葛兰西的民主实践、实践哲学、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等独创性极强的思想中，贯穿着一条主线、一种根本的政治诉求，贯穿着他对当时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及苏联官僚主义政治这两种典型的政治形式的深刻反思及其对于一种新型民主政治的积极探寻，即探索一种对于意大利而言切实可行的新型政治管理形式——具有代议制特点的新型民主政治。这不仅体现在葛兰西早期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实践及其晚期的立宪会议乃至代议制民主的主张上，同时也集中体现在其实践哲学，其市民社会理论中的民主政治思考以及知识分子理论中的民主政治内蕴等方面。
一、“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政治实践
作为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葛兰西终其一生都在关怀劳动群众、思考工人民主并为他们积极设计走向自由、民主的解放道路。从1919年到1920年，在葛兰西担任《新秩序报》（Ordine Nuovo）主编的时候，便致力于开展一场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即将原有的“内部工厂委员会”转变为工厂委员会的政治实践。葛兰西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致力于发现一种可以把有效的领导同广大群众的真诚合作结合起来的新的革命组织形式” [2]5，即内部工厂委员会。葛兰西强调指出：“‘内部工厂委员会’是工人民主的机构，这个机构必须摆脱企业主强加于它的限制，必须注入新的生气和新的活力。今天，‘内部工厂委员会’约束着资本家在企业中的专横，起着仲裁机构和惩戒机构的作用。明天，当它发展起来并履行新的职能时，则将成为无产阶级政权的机构，以便在执行企业的技术领导和行政管理的一切有效职能方面代替资本家。”[3]38-39在葛兰西看来，工厂委员会乃是实现工人民主、培养工人领导管理能力的一种新型机构，它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一种新雏形。
应该指出的是，在葛兰西早期的民主实践中，工厂委员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他把工厂委员会看作一种可以长期运用的革命工具，一种教育群众、团结工人、增强凝聚力和信念以使他们有能力掌握政权的方法” [2]46。葛兰西也正是从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失败中汲取了教训，从而意识到了建立政党领导权的必要性，为此他盛赞列宁：“领导权的理论—实践原则也具有认识论的价值，而在这一点上，伊里奇（列宁）对于实践哲学的最大的理论贡献应该得到探寻。就促进政治学说与政治实践进步而言，伊里奇提升了哲学。就其创立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领域而言，领导权的权力机关的现实化决定了一种意识及认知方式的变革：它是一种认知事实，一种哲学事实。”[4]365-366毫无疑问，葛兰西早期倡导的“工厂委员会运动”是其民主政治理念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实践。
二、作为一种民主哲学样态的实践哲学
与此同时，还应指出的是，葛兰西用以委婉地表示统一理论与实践、思想和行动的马克思主义本质的“实践哲学”，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作为民主哲学样态的政治哲学。
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本身就是民主的”，因为每种哲学都涉及人类共同的思维能力[4]362。在其根本意义上，哲学与民主相关联，因为“在观念论中，只要哲学指涉全人类都共有的推理能力，它就是最为典型的民主科学” [4]363。不仅如此，与意大利著名学者克罗齐贬低“政治”的价值相反，葛兰西还揭示了哲学与政治的深刻关联，在他看来，“哲学的形象”乃是作为“最核心的人类活动”[4]363。 回到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本身。葛兰西所理解的实践哲学应当被视作一种“开辟了历史新阶段和世界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的” [3]323浑然一体而又充满原创性的哲学，它致力于摧毁那种被社会广为接受的认为“哲学是由某一特定类别的专家或职业的和体系性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的智力活动”的偏见，而“首先必须通过界定适合于每个人的‘自发哲学’的限度和特征，来标明所有的人都是‘哲学家’” [4]323，从而走向人民大众。正因如此，对于世界及其历史性有着自觉意识，有着批判性的和融贯性理解的哲学家们便有望“创造一种新文化”，凭借其“独创”引导“大量的民众合乎逻辑地思考并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考现实的当今世界” [4]325。葛兰西将这种能够能动地改造文化环境的哲学家称为“民主哲学家” [4]350。在葛兰西看来，一种关于实践哲学的系统论述应该以全部的哲学总论为对象，继而应当以一种合乎逻辑的方式阐明“历史和政治，加之艺术、经济学和伦理学的方法论的所有一般概念” [4]431，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必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引导人民群众革命实践的精神武器，最终导向自由及民主目标的实现。故此，可以认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乃是一种具有文化性的民主哲学样态。民主，既是其题中之义，也是其依归。 三、国家—市民社会理论的民主政治思考
葛兰西备受瞩目的市民社会理论在其思想中起着中介性的作用，成为联结国家理论、知识分子理论及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的枢纽并将其联结为一个整体，而对民主政治的思考则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毫无疑问，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与国家理论不可分割的，而这又与葛兰西对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及社会主义革命情势等的分析思考密切相关。葛兰西的思考是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胜利后工人运动面临的众多问题所作出的回应，同时也是革命策略的筹划及革命未来的设计。
葛兰西的国家—市民社会理论至少有两个直接的现实政治背景：一是當时意大利占统治地位的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形式；二是当时苏联的官僚主义政治形式，对这两种政治形式葛兰西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作为一位被反动政府囚禁的政治犯，葛兰西对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对墨索里尼的恺撒主义和希特勒的专制、对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一直在进行着观察和判断，他既反对采用压制手段的墨索里尼政党专政国家的形式，同时也反对莫斯科那个带有“官僚集权制”的政府机构的国家形式，并着力考察了当时独裁政权的政治方面：“当代的独裁政权借助法律方式取消了诸如政党、工会、文化协会等新的自治形式，并力图把这些形式纳入国家活动当中：以法律方式把整个民族生活集中到统治集团的手中，这就变成了‘集权主义’” [5]29。可见，如何抵制国家的官僚主义、集权主义而捍卫市民社会的民主、自由权利便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主题。
由此引发了葛兰西对国家（或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等的思考。葛兰西区分了“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这两个概念。一方面，葛兰西采用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作为客观精神中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中介性环节之一，其发展程度标志着社会自由和民主的发展程度的判断；另一方面，葛兰西又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但又超越了马克思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要是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市民社会，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葛兰西则拓宽了市民社会的内涵而使其涵盖了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不属于国家机器的全部社会组织，即上升到从意识形态的高度来认识市民社会，将其视为传播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组织，认为市民社会与国家同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强调：“目前，我们能做的就是确定上层建筑的两个主要层面：其一能够被称做‘市民社会’，即通常所谓‘民间的’有机组织的集合；另者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这两个层面是一致的，统治集团一方面通过社会来执行‘领导权’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国家和‘法理的’政府来执行‘直接的统治’或命令。”[4]12而在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认识方面，葛兰西一方面受到列宁《国家与革命》中“国家消灭论”的影响，将市民社会引入国家观念中去，并思考着如何建立一个马基雅维利式的现代“新君主”——政党的构想及其与阶级及国家的关系，其目标便是国家的消亡。葛兰西同时还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事实上相互纠结，以至所有的市民反而都觉得是党统治和支配国家，正因如此，“不能基于这种现实创制传统型的宪法，因为现实总处于不断运动之中；只能创立一套原则，断言国家的目标即国家本身的消亡，换言之，将政治社会重新纳入市民社会”[4]253。
应该指出，葛兰西心目中的市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基于群众认同、肯定群众民主的社会。正如萨松所言，“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备那种能够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民主的潜力。葛兰西提出了在社会主义者的议程中坚决地为民主的拓展创造条件的问题，并为此目标的实现而不惜与诸多障碍正面斗争。对《狱中札记》的细致分析表明葛兰西并非一个民粹主义者而是一位‘知识分子的民主党人’”[6]4-5。
四、知识分子理论的民主政治内蕴
在知识分子理论上，葛兰西则与列宁的观点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话”关系。葛兰西认为：列宁从考茨基那里借鉴的知识分子观念是值得商榷的；列宁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科学的输送者，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往往是将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简单打发掉，只是为了打击入侵及反革命和捍卫俄国革命、经济重建及创造新的政治体制、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以及为工业化奠定基础的各种需要而寻求与这些丧失社会地位的人或正在变成无产者的白领工薪者结盟；列宁甚至有意识淡化知识分子在知识、技能方面的特殊作用；列宁也曾为知识分子指定了进行意识形态斗争与创建理论的重要政治角色。
如果说是法西斯主义强化了葛兰西深信的知识分子的问题是相对的话，那么，苏联的经验只能使他确信在人民群众与政治权力之间创造一种民主联系面临着诸多困难。与列宁及墨索里尼都不同，葛兰西强调在大众与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创造一种民主的、有机的中介性联系。葛兰西充分认识到当时社会本身的矛盾性质：“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是危机重重然而并未崩溃。俄国国民标志着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但是一种拓宽了的民主管理仍然无法实现。知识分子作用的改变及普遍大众的理智能力的发展均是蕴含着问题的，这使葛兰西认识到，关键在于创造一种能够鼓舞人心而不是已经成为现实的发展民主的条件。”[6]15-16葛兰西认为，尽管民主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但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由这一事实决定：统治者满足被统治者的利益而‘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4]187，统治者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方能达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协调。因此，葛兰西充分重视为自由资产阶级领导阶层所忽视的群众的民主运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葛兰西总是突出强调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有机联系，他致力于创造“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说服者’积极参与实际生活而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要同时超越抽象的数学精神）”“‘指导性的’（专业化的和政治的）” [4]10新型的知识分子。
与此相应地，葛兰西不仅强调“在运动中的‘集中’，即组织对现实运动的不断适应，推动下级与上级号令间的配合，来自普通成员的深刻因素不断补充到用以确保连续性和经验的合乎常规的累积的领导机构的坚实框架中” [4]188-189的具有“有机性”的民主集中制对于作为“现代君主”的知识分子的政党的重大意义，在他晚年时期还强调，应该组建人民阵线，以便召开立宪大会。他甚至设想一种新的政府形式，即一种具有代议制特点的新的人民民主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应该体现政治民主的根本原则，即民众“同意”的领导权。葛兰西提倡一种既不同于议会制度又能防止任何政党走向僵化的“职业官僚机构”的代表制。 此外，葛兰西不仅对不健康的“缺乏根本的首创精神和责任感”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和法西斯政权进行了深刻批判，而且还将批判指向了其他异化政权形式——“美国道路及福特主义”。这是因为葛兰西在关注现实具体的迫切的政治问题同时，他也关注美国道路与福特主义所提出的挑战，这使他瞩目在一个过渡性时期中技术的、组织的及政治的专家化的作用。正如萨松所言：“葛蘭西《狱中札记》中关于美国道路与福特主义的部分表明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将统治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领域中如兽性般残忍的方面，然而一种社会主义者改革的决定性的前提便是创造一种全新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一种新的市民社会统治权，这是可能的，然而葛兰西强调这个任务的无比艰巨性。”[6]15这意味着葛兰西始终关注劳动群众更为人性化的生存境遇，其中反映出葛兰西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其深刻的智慧、开阔的视野及其深沉的人道主义关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葛兰西早期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民主实践，还是其实践哲学，其市民社会理论、知识分子理论，或是其晚期的立宪会议乃至代议制民主的主张等，其中都贯穿着一条主线、一种深刻的政治诉求，贯穿着他对当时政治形式的深刻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一种新型民主政治的积极探寻。他所探索和思考的这种新型的民主政治，因其关注劳动群众的解放及人类社会民主化，其中体现的是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品格。因此，葛兰西自豪地说，“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绝对的世俗化和尘世的思想，一种历史的绝对的人道主义”[4]465。
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如英国学者约尔指出的，葛兰西懂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故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发现迄今仍然适用的关于政治组织和政治實践的学说”[2]6-7。
当然，葛兰西的政治思索是基于意大利本国的历史及意大利民族的层面而不是在国际层面发展民主，他的立场是明确的：“可以确信的是，发展路线是走向国际主义，但是其出发点却是‘民族的’——人们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如果谈及问题的核心，指责民族主义是愚蠢的……一个本质上是国际性的阶级，只要它要引导那些狭义上的民族的（知识分子）及常见的远非民族的——特殊主义的、自治主义的（农民）——社会阶层，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它须是‘民族的’。” [4]240-241毫无疑问，葛兰西的民主政治反思，即便在今天，对于世界民主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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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约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葛兰西[M].郝其睿，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3][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M].李鹏程，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Philip Schlesinger.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 （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5][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葛兰西的《狱中札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Sasson Showstack. Gramsci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Beyond 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责任编辑：徐雪野〕